亲辈的李瑞清和樊增祥看戏，当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在此前后，陈寅恪有两次回国。1908年，陈氏“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第一次回国是在1912年春，由于“资用不给，为筹措用费暂归”，在国内呆的时间不长，同年又出国了。第二次是在1914年秋，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打电报给他，要他回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这次在国内时间较长，一直到1918年11月才由上海赴美国。笔者不厌其烦地把陈寅恪回国的情况写出来，为的是要说明，当时的陈寅恪恐怕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翩翩”，他的生活相当窘迫。祖父陈宝箴虽然做了三十年的官，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丰厚的遗产，否则，在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太后完全可以抓住他的经济问题，弄得他身败名裂。陈寅恪留学已是靠亲友资助，没钱的日子便不得不中断留学而回国。即使后来江西省给了他官费留学生的资格，陈寅恪同样过得很辛苦。据他的女儿陈美延回忆：“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日子一长，营养太差，加以学习繁重，终于大病，回国修养。”〔10〕在四十余年以后，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陪两位父执看戏的事，不正从反面论证了他那时候很少看戏吗﹖
当陈寅恪写这首诗时，李瑞清已经去世三十七年，樊增祥去世二十六年，谭鑫培去世便达到了四十年，诗人自己也进入了垂垂暮年。在听戏的时候，抚今追昔，产生一种“华胥一梦”的感觉，是很正常的现象。人生如梦的感叹，中外诗歌比比皆是，有什么奇怪的呢﹖所以，对于雷先生的质问陈寅恪，我实在无话可说，把诗读到这个份上，只能套用胡适对陶行知的评价：“一点幽默都没有。”〔11〕
最后，说一说陈寅恪所写的、被雷先生认为“一眼看去，实在和千百年来的‘应制’、‘颂圣’之作没有多少区别”的春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笔者认为，既是春联，表达一种喜庆和吉祥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对宽容的政治政策表示认同和赞扬，也无可指责，并不是所有和政策一致的思想都和“应制”、“颂圣”没有区别。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为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一为虚伪感情的强迫表达。具体到陈先生的这副春联，他所表达的真实思想可能和雷先生的想法不一样。据蒋天枢先生记载，陈夫人唐筼认为蒋先生能懂得陈先生这副春联的意思，特地“亲书一联寄赐”〔12〕。至于它的寓意是什么，蒋先生也没有明说，但不是为了“应制”和“颂圣”则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唐筼没有必要亲写一副送给学生。此外，蒋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后来“大鸣大放”时，有记者请陈先生“鸣放”，“先生笑指门上春联示之”〔13〕。笔者据此揣测，陈先生此联的重心应该放在“听”字上，也就是说，我只是听别人说，自己并不参与。不知唐筼先生亲书此联寄给蒋先生，其目的是否也在这里？
梁启超曾经批评其师康有为“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14〕。康有为不是一个学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自己的需要。雷先生如此抹杀客观事实，是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呢？
注释：
〔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
〔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3〕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见祝勇编《重读大师（中国卷）——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4〕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5〕朱浩熙：《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6〕〔8〕〔9〕陈寅恪：《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29、108页。
〔7〕〔10〕〔12〕〔13〕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52、230、230页。
〔11〕张家俊：《胡适和陶行知的诗战》，《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27日，第7版。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也谈华沙起义和巴黎起义
？ 王 鑫
近日在《书屋》杂志上读到一篇《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读后我实在感到惊讶。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从历史中得到某个结论，首先他必须对这段历史有个客观和全面的了解，然而从《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一文中我很难明白作者究竟对这段历史了解多少，就能得出“极权制在本性上就无节制无道德顾忌，而它的权力斗争规律也与此相应：最有机会胜出的是在选择手段上最无顾忌的人”的结论。如果得出结论的证据是错误的，即使结论碰巧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结论也将黯然失色。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开头论述华沙起义的时候，作者写到：“（起义爆发时，苏军）先前承诺的军事支援不仅拒绝兑现，苏军还停止了对驻华沙德军的空中轰炸和地面进攻，而且后撤了一段距离。”这似乎给人以一种印象，好像苏军本来可以轻易占领华沙，只是因为华沙发生了流亡政府领导的起义，苏军才停止了进攻，坐视起义的失败。然而事实是如何呢？苏军推进到维斯瓦河还要从1944年6月说起。1944年6月23日苏军发动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在两个月内全歼德军十七个师又三个旅，使其五十个师损失过半，共歼灭德军五十四万人，击落德机约两千架。苏军前进五百五十公里至六百公里，扩大进攻正面一千多公里，解放了白俄罗斯全部、立陶宛大部、拉脱维亚一部以及波兰东部，挺进到维斯瓦河东岸。但是苏军此次战役也损失了七十六万五千八百一十五人（阵亡和失踪十七万八千五百零七人，受伤五十八万七千三百零八人），更重要的是维斯瓦河东岸的铁路、公路全部遭到破坏，苏军的后勤补给被迫中断。此时的苏军可以说已成强弩之末，不得不在维斯瓦河东岸转入防御状态。一般来说苏军想要再恢复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修整，而对于撤退中的德军来说他们已经无路可退，因为维斯瓦河以西不远就是奥德河，而奥德河西边就是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德军必须坚守维斯瓦河一段时间，在河西岸组织防御以争取时间。所以，所谓“德军当时想放弃华沙”是不可能的，否则德军也不会花费如此大的力量来镇压华沙起义。正如德国人自己所承认的：“要知道，如果布尔什维克在华沙区渡过维斯瓦河和按照他们的计划得以成功的从这里越过华沙的话，那么东普鲁士战线就会处于十分严峻的形势下。”〔1〕因此华沙起义时苏军是很难占领华沙的。现在西方出版的二战书籍也承认了这一点，《赢者之师》中写到：“无论那是否是一种因素，很明显苏军已超出了它的后勤极限。停止进军恰恰发生在美国部队开始在阿夫朗什实现诺曼底突破时。在华沙东北，缺少燃料和弹药的第三苏联坦克兵团停在一个暴露的阵地上，在那里，党卫队维京师、赫尔曼·戈林师和第十九师发起一次反攻，摧毁了这个苏联兵团。德军的攻击还沉重打击了第八近卫坦克兵团，它没有得到其他军队的支援。”〔2〕从德国方面来说，古德里安在他的书中写道：维斯瓦河一线的战斗是激烈的，而“我们德国人的印象是，挡住敌军使之无法前进的是我们的防御，而不是俄国要破坏华沙起义的愿望”。
事实上苏军也尝试过突破维斯瓦河。1944年8月3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所属第二坦克集团军报告，德军八十五辆坦克以及步兵从华沙东北向华沙东面的沃沃明地区发动猛攻，突破了苏军防线。另一支由近四十辆坦克组成的德军部队也从华沙近郊杰隆卡发动反攻，第二坦克集团军被迫转为战略防御。而这时，作为先头部队渡过了维斯瓦河并且建立起登陆场的波兰第一集团军（隶属于苏军）陷入了德军的火力网，已经被完全击溃了，牺牲二百九十人，负伤六百八十四人，逃跑五百六十五人，余部撤退回维斯瓦河东岸。以上都从侧面证明华沙地区德军力量非同一般，并非如波兰方面所提供的情报那样简单。8月5日，苏联第二坦克集团军作出了准确的报告，参加8月3日华沙反攻的德军部队是党卫军骷髅师、党卫军维京师、党卫军赫尔曼·戈林师，投入坦克和自动火炮约一百七十辆。至8月7日，更准确的数字出来了，仅在第二坦克集团军的进攻地域内，德军集中了四个坦克师（坦克四师、坦克十九师、党卫军骷髅师、空军赫尔曼·戈林伞兵师），还有维京摩托化师，总兵力大约为五万一千五百人，一千一百五十八门迫击炮和火炮，六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熟悉二战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以上的骷髅师、维京师、赫尔曼·戈林师都是二战中德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事实证明当时强渡维斯瓦河确实超出了苏军的实际能力。不过，为了支援华沙，苏军强渡维斯瓦河的作战计划还是比原定计划提前四天开始了。8月21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命令所属第四十八师，第六十五、第二十八、第七十集团军渡过维斯瓦河，占领对岸的登陆场。但是，从现有保存的文件上可以看出，苏军的战斗进展非常不顺利，他们受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第四十八师的报告指出：“敌人用自行火炮和坦克的行动掩护自己的撤退。这种情况极大地增加了与敌人步兵战斗的困难，并不能像预计的那么快攻下他们占据的阵地……为我们提供自行火炮和坦克是必需的，这是由集团军每天遭到的巨大损失提出的，仅今天一天（1944年8月24日），就死亡了二百二十四人，伤七百一十七人。”而第四十七集团军在整个八月都在与德军进行拉锯战，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急剧减员——第一百二十九步兵师不足三千五百人，第七十七步兵师剩下四千人，下属的步兵团每团只有三百人，每连剩下二十来人。整个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8月份因为伤亡和各种原因所造成的人员损失为十一万四千人，而从后方得到的新兵补充，不仅数量太少不足以补充损失，而且军事素质也很差。前线部队指挥员对此怨声载道。这一切都严重制约了部队的作战和推进。8月29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左翼部队转入战略防御，右翼部队则继续进攻。同时转入战略防御的还有乌克兰第四方面军一部以及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的作者接着极力渲染波兰流亡政府和西方如何哀求斯大林出兵援助，而斯大林又是如何不为所动。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当苏军开始进入波兰，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国家军就认定“苏联一方面是我们在与德国战斗中强大的盟友，而另一方面是压制我们独立的凶恶敌人”。直到7月31日，即华沙起义的前夜，访问莫斯科的波兰领导人米科拉伊奇克才在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第一次隐约提到了“波兰人的行动计划”，而且没有说明是“华沙起义”。到了8月2日，华沙起义已经爆发了，苏联方面才从英国得到了波兰流亡政府转来的两封电报，除了报告起义爆发，主要是请求支援武器装备，请求盟国在意大利的基地向华沙空投军用物资和反坦克武器，并提出：“由于我们已经开始夺取华沙的公开战斗，我们请求俄国人用毫不拖延的行动从外部帮助我们。”而在要求援助的同时，华沙的国家军竟然公开地在华沙散布有以下内容的传单：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做出牺牲。
我发布以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呼唤复仇……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德国人正在仓皇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自由波兰万岁。
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布尔〔3〕
这样的传单很快就流传到苏军的手中，很难相信看到这样的传单苏军还有什么理由去帮助这些仇恨自己的人。同样很难相信散布这种传单的人凭什么向苏联寻求援助。9月21日，隶属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侦察员“奥列格”（真名是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科洛斯中尉）被空投到华沙市内，然后跟起义者建立起联系。10月1日开始，真正详细的材料才源源不断地报回莫斯科，其中包括了许多详细而真实的有关起义国家军领导人和军官的政治态度乃至市民的态度等等，以及很多重要的情况，苏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真正掌握比较多的华沙起义的政治和军事情况。奥列格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国家军领导人对苏联的极端仇视，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俄国人，我们自己可以打败德国人”，亲苏的波兰军人被逮捕和处决，甚至国家军在和德国人作战同时不忘枪杀全城的乌克兰人和幸存的犹太人〔4〕。即使如此苏联还是在9月的一周内向华沙城内空投了“四十五毫米炮一门，五十毫米迫击炮一百五十六门，四十五毫米炮弹三百枚，五十毫米迫击炮架三万七千二百一十六个，五十毫米迫击炮弹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八个，反坦克枪五百零五支，冲锋枪一千三百七十八支，步枪一百七十支，卡宾枪五百二十二支，德制步枪三百五十支，反坦克枪弹五万七千六百四十发，步枪子弹一百三十一万二千六百发，图卡列夫式手枪子弹一百三十六万零九百八十四发，七点七毫米子弹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