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 bitch）结论一出，舆论大哗。白宫新闻发言人赶忙出面澄清，硬说总统嘀咕的那句话是“拯救预算！”（save
the budget）此后，“看清楚我的嘴形”一语，就成为美国政客指天发誓、拍胸脯子保证“心口如一”的常用语。
在美国社会，媒体是公开“骂”，小骂大帮忙；总统只能偷着骂，大骂泄小怨。可是，“偷着骂”常常一不留神就成了“公开骂”。2000年9月4日，在伊利诺伊州纳柏威尔市（Naperville）纪念劳工节活动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坐在主席台上，远远看到《纽约时报》常驻得克萨斯州记者科雷默（Adam
Clymer）在台下溜达，便对竞选搭档切尼轻声骂道：克雷默是“大联盟的屁眼儿！”（Major
League asshole）切尼应声附和：“的确如此，是个大号的！”大联盟（Major
League）是美国职业棒球联赛中档次最高的一级。小布什本人不仅是个狂热的棒球迷，而且还是大联盟中得州游骑兵棒球队的东家。在粗话之前加上“大联盟”这么一个形容词，可见小布什对这位记者“高度重视”、恨之入骨。
没想到，此番“悄悄骂”竟然被小布什身上的微型麦克风“现场直播”了，在场的很多听众听了个一清二楚。幸亏与会者多为共和党人，总算没闹出更加难堪的政治风波。事后，《纽约时报》向小布什提出严正抗议。说起来，科雷默堪称一位“公开骂”总统的急先锋。小布什在得州主政多年，造福乡里，政绩甚佳，民望颇高。但科雷默却好像“有眼无珠”，在新闻报道和专栏文章中“成心找碴”、“骂”声不绝。小布什若对自由派媒体“歪曲报道”不满，口出怨言，本系无可厚非。但是，身为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公众人物，他在公开场合“意外失言”，用龌龊低俗的粗话辱骂新闻记者，既缺乏对新闻界的起码尊重，也有失自己的身份。
与土得掉渣儿、谈吐粗俗的儿子相比，老布什一派绅士风度，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极少乱骂粗话。可是，老布什却是一位“不经骂”的政治人物。1991年，《时代》周刊独出心裁，讽刺性地把“两位”乔治·布什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杂志封面，登出了两张总统肖像：在外交领域，老布什坚定有力，自信善断，海湾大战后声望极高；在内政方面，老布什平庸胆怯，束手无策，面对经济难题一筹莫展。媒体讥讽说：如果消极被动也算是一门艺术的话，那么老布什总统堪称艺术大师。
一片“骂声”之中，民众对老布什的支持率急剧下跌。1992年7月，为了扭转选战危局，老布什提名格林斯潘连任联储会主席，并通过各种渠道频施压力，希望联储会在大选关键时刻大幅度降息，刺激企业投资和经济复苏，以助自己连任总统。
在观察美国问题时，国人往往注意到美国各州和联邦法院的“司法独立”现象，但却常常忽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独立”立场。毋庸讳言，无论美国总统还是各国总理，他们的施政纲领和经济决策，常常很难完全避免那种目光近视、但求能在自己任期内“速见政绩”的弊端。但是，难能可贵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向高瞻远瞩，超然独立，极力防止总统、国会和党派利益干预或影响宏观经济决策。
格林斯潘是共和党人，曾给尼克松竞选班子当过经济顾问，在福特政府干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经里根和老布什提名，先后出任、连任联储会主席要职。但是，格林斯潘却能超越党派立场，以经济繁荣远景和国家长治久安为重。因政策冲突，格林斯潘与四位共和党总统的关系并不融洽，与老布什总统的关系尤为糟糕。1988年8月，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推举总统候选人前夜，联储会突然宣布提高利率，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老布什气得火冒三丈，但却有苦难言。
老布什执政后，对格林斯潘这种“独立自主”、“不听招呼”的行事风格极为头疼。1991年1月，老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大声疾呼：“应当降低利率，而且现在就降。”然而，由于联邦赤字和通货膨胀隐患，格林斯潘对总统的呼吁置若罔闻。1992年9月，老布什在选战中败象已露，因经济复苏的步调极为缓慢，行政部门希望联储会降息次数再多一点、步调再快一点、幅度再大一点。但是，格林斯潘以经济全局为重，仍然稳扎稳打，按部就班。老布什下台后，竟然气急败坏地把败选归咎于格林斯潘。1998年8月，格林斯潘因引导全球摆脱金融危机风头正健，老布什却向媒体重提伤心旧事：“我认为，如果当年联储会降息幅度再大一点，我可能会连任成功，因为经济复苏会更明显。”“我让格林斯潘连任，他却不让我连任。”〔2〕
相形之下，早在竞选期间，克林顿便向格林斯潘频送秋波，可劲儿地称赞联储会的金融货币政策。克林顿执政之初，在外交领域缺乏经验，迟疑寡断，缩手缩脚。国务卿克里斯多弗（Warren
Christopher）闲得发慌。他每周只能与克林顿见一次面，每次只有半个小时。好在冷战已告结束，天下无大事，美国民众迫切需要的是一位擅长处理国内事务的总统。为了振兴经济，赢得大选后，克林顿一反以往历届政府组阁惯例，首先组成了总统经济班子，设立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平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延揽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出身的各界精英入阁参与经济决策，废寝忘食地勤奋工作，大胆地施展聪明才智。
因揭露“水门事件”一举成名的美国著名记者伍德沃德披露，克林顿刚一当选，立刻移樽就教，邀请格林斯潘来小石城的州长官邸会面。在会晤中，格林斯潘侃侃而谈，克林顿洗耳恭听。格林斯潘解释说，当联邦赤字攀升到某一危险的临界点之后，联储会出台的金融和利率政策就会黯然失效。联储会虽然号称神通广大，但实际上只能调控短期利率，而调控短期利率的目的，是借此影响长期利率的走势，后者与企业投资贷款利率、消费者房屋和汽车贷款利率直接相关，对美国经济的繁荣昌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联邦赤字居高不下，短期内难以消除，联邦政府已成为长期贷款市场上前所未有的大主顾，导致长期贷款市场资金紧缺，长期利率无法随同短期利率的降低而下滑，使企业和消费者深受其害，这才是当前经济不振的主要病灶。格林斯潘认为，只有大幅度削减联邦赤字，长期利率才能随之下滑，企业投资和房地产业自然重拾欢颜，民间资金将由政府债券转投股市，经济振兴指日可待〔3〕。
“小石城会晤”一番教诲，使克林顿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也使格林斯潘对克林顿刮目相看。格林斯潘以前打过交道的四位共和党总统，清一色都是拙于“数字化”管理、厌烦经济决策细节、一读有关联邦财政的统计数据和报表就头疼欲裂的主儿。但克林顿截然不同，他对烦琐的统计数据极有兴趣，能够就各种宏观经济决策的细节深入发问，并能自如运用抽象概念，进行海阔天空的理论探讨。格林斯潘深感这位年轻有为的民主党总统聪颖机敏、博学多识。两人可谓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克林顿敏感地注意到，由于联邦赤字触目惊心，格林斯潘甚至并不反对向高收入阶层增税。
此后，克林顿一直与格林斯潘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以致有人闲言碎语，说格林斯潘简直形同克林顿的特别经济顾问。克林顿的经济内阁也与格林斯潘相处得颇为祥和。历任财政部长都信守“不与联储会直接冲突”的戒条，即使行政当局的立场与联储会南辕北辙，也决不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克林顿执政之初，联储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续七次提高利率。但是，克林顿及其经济内阁一直避免与格林斯潘正面冲突、迎头相撞，而是努力以更巧妙、更圆滑的手段影响联储会的货币政策。
1997年，克林顿蝉联总统之后，曾对新闻界开玩笑说，他与格林斯潘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稀奇古怪的一对”（The
Odd Couple）。语出美国著名剧作家尼尔·西蒙（Neil Simon）的一出名剧。这两个人的确在很多方面天差地别：克林顿是民主党人，格林斯潘是共和党人；克林顿长于南方小镇，格林斯潘长于大都市纽约；克林顿才气纵横，格林斯潘深藏不露；克林顿相貌堂堂，格林斯潘其貌不扬；克林顿为初生牛犊，格林斯潘是识途老马；克林顿靠竞选出人头地，格林斯潘从未竞选公职；克林顿演说明快易懂，格林斯潘讲话深奥诡谲；克林顿崇拜美国摇滚歌星“猫王”，格林斯潘推崇德国古典作曲家亨德尔；克林顿桃色丑闻令人耻笑，格林斯潘“作风严谨”令人生疑。
在美国社会中，当官儿的“生活作风”太严谨了，有时反而容易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烦。1974年，格林斯潘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曾秘密拜访格林斯潘前妻、画家米切尔（Joan
Mitchell）。其原因为，格林斯潘的第一次婚姻只持续了十个月。离异二十年来，他不仅一直没再婚，而且极少身涉桃色轶闻。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看，如果格林斯潘是同性恋，他出任高官后，可能面临被人勒索的危险。在调查时，面对风度迷人、气质高雅的女艺术家，两位特工竟然羞涩得像小姑娘，不好意思直奔主题，只是拐弯抹角、旁敲侧击地暗示：“要想知道一个男人的缺陷，最好问他的前妻。”米切尔被这种“像雾像雨又像风”的含糊问题整得稀里糊涂、云里雾里。最后，她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人家打听的是前夫的“同性恋”问题。她毫不含糊地回答：“肯定不是，这点绝对没问题。〔4〕”得到答复后，两位仁兄臊得满脸通红，道了声谢，扭头便逃。
说起来，克林顿与格林斯潘也有共同之处：他们都被各自党内的顽固守旧派视为“毫无原则”、“政治妓女”和“变色龙”。共和党的守旧派认为，联储会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就是中央计划经济；格林斯潘的一生，就是逐渐放弃自由放任原则的编年史。民主党的守旧派则认为，克林顿毫无操守，背信弃义，为了削减联邦赤字，他砍掉中产阶级减税方案，裁减十万联邦政府雇员；他不惜牺牲低技术劳工阶层利益，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说服国会同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大量低技术工作流失到第三世界国家；他无视低收入贫困阶层的困境，批准社会福利改革法案，使自罗斯福总统“社会保障法案”开始、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立法达到高峰的社会福利保障事业大受挫折。
在二十世纪美国宪政史上，民主党的基本经济纲领，一向是注重政府干预经济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然而，WTO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得干涉企业和经济。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克林顿政府注重教育、培训和高科技创新投资，对信息高速公路基础建设尤为重视，并在世界范围内卓有成效地推广知识产权法规，努力为美国高科技企业及其各种名牌产品提供良好的全球竞争环境。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知识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起飞，产业结构信息化，资源配置全球化，整个国民经济转变为以科技和知识、以品牌和服务为主体的知识型经济。制造业大部外迁第三世界国家，沦为“品牌经济”光环下的廉价加工厂。以生产一双耐克运动鞋为例，品牌拥有者所获得的利润，为生产制造厂商的五倍以上。在这种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以科技创新、超强品牌、产权法规、金融服务、能源控制为核心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体制中，美国凭借超强实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政治渗透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依照罗斯福“新政”以来风行一时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财政赤字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财政盈余反而会拖累经济复苏。可是，依照格林斯潘在“小石城会晤”的一番高论，在一定经济形势下，只有大幅度削减联邦赤字，才能刺激经济复苏。在美苏冷战结束、信息革命方兴未艾、美国经济走向全球化、联邦赤字触目惊心的转折关头，克林顿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平衡调和，在民主党“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和共和党“自由放任、市场导向”的传统政策之间玩弄平衡。
1993年8月，克林顿决定提高汽油税并对高收入阶层适度增税，向国会提交了削减预算赤字和刺激景气齐头并进的经济复兴法案，预计在未来五年中减少近五千亿美元联邦赤字。参议院表决时，以五十对五十票持平，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戈尔投下了决定性一票，终于使法案得以通过。这是美国政府首次痛下决心，不遗余力，不惜代价，死活也要削减巨额联邦赤字。至于这么干是否会造成短期经济衰退、引起大企业管理阶层和期待减税的普通选民不满、影响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克林顿本人也隐隐不安。他在回忆录中坦承：“虽然有很多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经济方案将会成功，但是，这个在我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内政决策，仍然是一场大赌博。”〔5〕
对克林顿而言，政治好似赌博，情场亦为赌场。在游戏人生的风流情场，克林顿“遇人不淑”，碰上了莱温斯基这么个“衣裙收藏家”。有此情人，何需敌人！在风云诡谲的政治领域，克林顿犹如天助神纵，做出了正确的宏观决策。赌注押对，青史留名！经济法案通过后，经济平稳发展，联邦赤字逐年减少，长期利率如期下滑；联储会短期利率调控的效果，果然由僵硬无效一变为灵活神奇；高科技投资、房地产业和股市开始复苏。1996年，克林顿轻松赢得大选，成为二战后首位连任的民主党总统。
此后，经济发展仿佛进入了开阔水域，高科技产业千帆竞发，乘风破浪，勇闯东亚金融风暴险滩，有惊无险，势不可挡。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从1991年的三千点起步，到2000年2月已突破一万点大关；纳斯达克综合股票指数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