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孔子的智慧》，林语堂打算着手翻译《红楼梦》。《红楼梦》在西方早有译本和节译本，但都是粗制滥造之作，与原著相差甚远。而国内的译者由于时代背景的局限，很难完成这么浩大的工程。林语堂对《红楼梦》通透的北京官话很着迷，在琉璃厂又花了不少功夫，他壮着胆子想试试看。下水才知深与浅，《红楼梦》不愧为中国小说的颠峰之作，博大精深，林语堂觉得，《红》语言之精妙，很难转译成简单的英文，但是他又不死心，于是想，不如借鉴《红楼梦》的写法，自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反映中国的现实生活。
他把这个想法和赛珍珠说了说，赛珍珠喜出望外，连声赞同，她的代表作《大地》就借了不少《红楼梦》的光。“但是，林，你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一下子写这种大部头的作品，可以吗？”出于作家的本能，赛珍珠怀疑地问。
林语堂不打没有把握的仗，既然向赛珍珠开了口，自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前，在哈佛大学上‘小说演化’课时，白教授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就是西方有几位作家，40岁以后才开始写小说。我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阅颇深，不可轻易尝试。因此素来虽未着笔于小说一门，却久蓄志愿，在40岁以上之时，来试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不写则已，要写必写一部人物繁杂、场面宽大、篇幅浩大的长篇。”
题目暂定为《京华烟云》。
卢沟桥事变以来，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誓将日本鬼子赶出家乡。林语堂虽然人在美国，心系国家，他深深为民族自醒而欢欣鼓舞，为战斗的民众忧心挂念，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给郁达夫写信说：“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这就是《京华烟云》的主旋律。
林语堂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他泡在图书馆，不分昼夜地查找翻阅时代的书籍、影像资料，并在脑海中构思，人物是怎样的，线索是怎样的，怎样开场，怎样结尾，心里大致有了谱，他才下定决心落笔。这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接下来的3个月，林语堂忙着打格子，他描了整整齐齐的一张表，把人物的年龄，相互关系，情节发展，性格变化，满满地填上去。
8月份，正式开始写。
他写得很投入，那些他经历过，看过的事——送孙中山出殡时的激动，北京的四合院，女校的风潮，新旧文人的对立，军阀的荒淫无耻，一幕幕化在笔端，非身临其境，写不出这样动情的文字。他要以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沉浮“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
他说：“唯有小说能使读者对历史的过程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
爱好文学的凤如、玉如是最早的读者。每天一放学，姐妹俩连大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父亲的书房，抢着看最新写的部分，情节的跌宕起伏让她们欲罢不能，伏在桌子边，催促着，“爸爸，快告诉我，木兰后来怎么样了？”或者是“曼娘死了没有？”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语堂轻轻敲女儿的脑袋瓜子。
他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写的过程中，总不断有奇遇或是佳话临时冒出来，涉笔生趣。
一次，性急的玉如没有敲门就跑进了房间，却发现林语堂泪流满面，双肩抽搐着，像个婴儿很伤心地大哭。
“爸，你怎么啦？”玉如着急地问。
“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林语堂用手帕擦擦眼，肩膀还是一耸一耸的。
原来，他刚刚写完红玉之死。
“古今至文皆血泪所写成，今流泪，必至文也。”林语堂自我揶揄道。
玉如看着流泪的父亲，感叹不已：“他使我觉得，天下没有什么比做作家高尚的了。”
写到后来，林语堂不能忍受任何的干扰，一个人搬到城外松树林的小木屋里住。他摆了个桥牌桌子在树下，专心致志地伏案写作。翠凤每天给他送吃的，林语堂偶尔和她说上两句，更多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的头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剪了，长得像街头的流浪艺人。他说，不写完，就不理发。
第四部分扬名四海（4）
1939年8月8日，林语堂宣布，今天下午6点完稿。一整天他都没有停过笔，稿纸一页页地翻过，手酸了，揉两下，接着写。林家人在附近的屋子里等他，谁也不敢发出丁点声音。写到最后一页，林语堂的眼泪又收不住了，滴落在稿纸上，他写抗日的军队高唱着：“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乡！”而“她（姚木兰）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得这么清楚，这么真实；她感觉到一个民族，由于一个共同的爱国的热情而结合，由于逃离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跋涉万里；她更感觉到一个民族，其耐心，其力量，其深厚的耐心，其雄伟的力量，就如同万里长城一样，也像万里长城之经历千年万载而不朽。”林语堂的泪不再是为个人的悲切，而是为伟大的民众，伟大的国家而流！
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林语堂双臂一挥，大叫：“写完了！”翠凤和三个女儿赶紧围过来，一家人抱成一团，又蹦又跳。相如即兴唱了一首歌，以示庆祝。
多事的玉如数了数稿子，父亲居然一天写了19页！
晚上，林语堂驾车带全家人去中国饭馆吃了顿龙虾饭。翠凤说，吃饭可以，但是你必须先去理发！
欧洲那时的情况也很糟糕，德国法西斯强占了奥地利，疯狂地吞并周边小国，英法等国虽然采取所谓的“绥靖”政策姑息纵容，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是个晃晃荡荡的火药桶，一触即发。巴黎的街头，到处张贴着后备军人的征召表，林家房东的儿子就在征召之列，女主人哭得死去活来，林语堂们听了心里很不好受。日常生活用品被抢购一空，廖翠凤颇有预见性地买了100斤大米，一些蜡烛，以防断粮断电。
眼见欧陆的形势越来越坏，而抗日战争也进入攻坚阶段，林语堂决定先回美国，再回中国。华尔希纳闷林语堂何以突然返美，他回了封电报，只有三个名字：狄克、木兰、希特勒。狄克是华尔希的昵称，木兰是《京华烟云》的女主角。
华尔希看过《京华烟云》的初稿，迅即对语堂说：“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创作是多么伟大！”
9月份《京华烟云》出版，又被“每月读书会”选中了。《时代周刊》的书评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经典之作。”
知父莫若女，如斯（凤如）的评论最得林语堂的心意：“此书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是在它的哲学意义。你一翻开来，起初觉得如奔涛，然后觉得幽妙、流动，其次觉得悲哀，最后觉得雷雨前之暗淡风云，到收场雷声霹雳，伟大壮丽，倏然而止。留给读者细嚼余味，忽恍然大悟；何谓人生，何谓梦也？而我乃称叹叫绝也！未知他人读毕有此感觉否？故此书非小说而已！或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之主旨。小说给人以一场大梦的印象时，即成为伟大的小说，直可代表人生，非指在20世纪初叶在北京居住某两家人的生活。包括无涯的人生，就是伟大的小说。”
当时，《生活的艺术》已经连续52周蝉联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林语堂三个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比好莱坞的当红明星还出风头。
全美卷起一股狂热的“林语堂热”，数以万计热情洋溢的书信从各地飞往林家，各种社团组织不断邀请他去做讲演。林语堂忙得分不开身，玉如主动做起了父亲的私人秘书，帮忙拆信看信。
有个叫西登·皮尔顿的炮兵士官写文章说，他被日军俘虏关在樟宜战俘营里，每天相依为命的就是《生活的艺术》。头几天，他只是把书拿出来三四次，看看封皮、装订以及封里的插图，没有读一个字，因为他下定决心，要像守财奴一样珍惜书中的字句，慢慢品读每一句话，就像一个穷人在花他最后的一块钱。一个日落的黄昏，皮尔顿虔诚地打开书，仔细地研读扉面与扉画，单是序文，就分了三次读。接下来的两晚，他只读了三页半的目录。到了第二个周末，他才看到第十页，某一个词语，或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他都要把玩半天，细细的品味，仿佛钢琴家研读乐谱，一小节，一小节，细心演奏，想发现出作曲家要传达的精神意境，并把它一模一样地重新创造出来。看到林语堂写煮茶品茗时，皮尔顿仿佛听见了水沸腾的声音，精致的杯子碰撞的声音，芳洌的茶香在口舌上回旋，黑压压的文字转化成了活生生的体验。整整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皮尔顿才读完了《生活的艺术》。
这种奇特的特慢阅读法无疑是出于对《生活的艺术》的推崇和热爱。
像这样的“林语堂迷”数不胜数。
常常有不速之客闯上门来，对着林语堂大叫：“林博士！林博士！我有个笑话说给您听听！”一般说出来的都不好笑。
有时，林语堂一家人到第五大道散步，遇上书店就进去看看书卖得怎么样。林语堂从来不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是翠凤有时候故意指着他说：“看啦，那就是林语堂！”满书店的人包括店员都跑过来，争着让他签名。语堂不介意，只是担心读者会失望，因为他们以为这位东方哲学家一定是位须眉皆白的老人。
第四部分扬名四海（5）
他的作品被译成西班牙文后，在南美的知名度也提得很高。巴西有个贵妇人，很仰慕林语堂，有人送来名马一匹，就给它取名叫“林语堂”。后来，她拿着这匹马去参加马赛，巴西各报不约而同地以大标题刊登：“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获得任何名次，当日晚报的标题变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夺标的马反倒没有消息。这事传到了美国，林语堂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最尴尬的是来自女性的骚扰。
一次，一位认识多年的交际花来访，趁着翠凤出去买菜的空当，那位女子居然直接坐在林语堂的写字台上，骚首弄姿，卖弄风情，林语堂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夺门而出。交际花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
还有一次，林语堂全家外出游玩，有个30多岁的忠实读者一直尾随着，怎么都甩不掉。林语堂不堪其扰，租了条船划到河心。跟随者居然脱了个精光，一丝不挂地跳进河里，跟着他们的船一道游泳。林家人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
林语堂扬名四海，可是他从不把自己当名人看。北大的旧同事来林家做客，说：“玉堂，我是来看你变了没有？”林语堂气得吹胡子瞪眼，转身就走，千里迢迢赶来的老友尴尬不已，连说自己说错话了。
《京华烟云》出版后不久，上海就有了译本，文字处理很单薄。林语堂不满意，想亲自翻译，无奈时间上安排不过来。他写信给郁达夫，希望对方能帮上这个忙。他还把小说里所用的典故、人名、地名和成语详细地整理成两本小册子，连同5000美元的支票，一并寄了。郁达夫正在和王映霞闹婚变，心情极度郁闷，只开了个头，在《华侨周报》连载几回，就停止了，但那预支的5000美元却花掉了。徐回忆此事时说：“语堂对谁都提谈到过该书交郁达夫翻译的事，但从未提到他先有一笔钱支付给郁达夫。这种地方足见语堂为人的敦厚。”
1939年，由于《生活的艺术》和《京华烟云》的热卖，林语堂收入不菲，通共有42000美元。版税到账后，他第一件事就是给翠凤买了枚3。3克拉的钻石戒指。那是翠凤向往已久的首饰。在莱比锡读书时，翠凤为维持家计卖了不少家传的玉器，林语堂总是说：“凤啊，以后有了钱，我买给你。”事隔20年，他终于实践了当时的诺言。
第四部分“他妈的”和“去他妈”（1）
林语堂离开上海不到两个月，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的华清池扣留蒋介石，逼蒋抗日。
美国朝野上下一片骚动，西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一天之内，成了美国民众最为关注的话题。《纽约时报》大楼的屋顶上用霓虹灯显示屏滚动播报事态的最新进展。
广大的在美华侨忧心如焚，这是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进则团结抗日有望，退则陷入更混乱的内战。
林语堂嫌广播报纸信息太慢，带点简单的吃食，一屁股坐在时代广场的台阶上等最新的电讯，从早到晚。那些日子，时代广场到处都是脸色焦虑的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紧紧地拧在了一起，等着大洋彼岸，祖国传来好消息！
一个星期后，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公开讨论会。大会安排了三个美国人，三个中国人发言。林语堂首当其冲，余下的两位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和撰文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卖国投降论调的胡秋原。
林语堂做了仔细的资料收集，发现美国公众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有违事实，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报纸声称这是一次政治绑架，而且，由于张（Chang）和蒋（Chiang）的拼写和发音近似，很多美国人连到底谁抓了谁都搞不清楚。一上台，林语堂就凭借专业的语言学知识，用国际音标区别了两字的读音，再详细介绍张、蒋两人的身份、背景。他说，抓人的是张，被抓的是蒋，抓人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民族大义，凭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西安事变只会是喜剧而不是悲剧。他甚至大胆地推测，张学良会无条件地放了蒋介石，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