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理变态有关，也和当时盛行的男风有关。 吉木萨（乌鲁木齐制下）屯兵张鸣凤，调守卡伦（军营 望台），与一菜园近。灌园叟年六十余，每遇风雨，则借宿于卡伦；一夕，鸣凤醉而淫之。叟醒，大恚，控于营弁……上官除鸣凤粮。张元赓的《卮言·叶先生冥缘》一则，则是叙述一件男子迷恋“俊童”的同性恋之事。叶舒崇，字元礼，江苏吴江人，清康熙年间以进士官内阁中书。在其弱冠之时，美丰仪，望之如神仙。以迎入学，骑马过彩楼，有闺秀见而慕之，欲以为夫，单思染病，临绝始告父母，乃召先生永诀，先生亦呜咽不自禁。十六年后，公车计偕，至山左，于途中得一俊童，不告父母，随至辇下，欢爱之笃，过于伉俪。后俊童亡故京邱，先生哭之几绝，未及半年，亦殁于都下。至于当时的一些士大夫与富商巨贾迷恋与狎弄优伶，这类记载实在太多了。例如，乾隆年间有个叫毕秋帆的，中过状元，当过巡抚、尚书等大官，十分眷恋一个男伶李桂官，以致李桂官被人称为“状元夫人”。清人赵翼曾写过一首《李郎曲》来叙述这件事：李郎昔在长安见，高馆张灯文酒宴。乌云斜绾出场来，满堂动色惊绝艳。得郎一盼眼波流，千人万人共生羡。人方爱看郎颜红，郎亦看人广座中。一个状元犹未遇，被郎瞥睹识英雄。每当舞散歌阑后，来伴书帏琢句工。毕竟瓮头扶醉起，鄂君被底把香烘。但申啮臂盟言切，并解缠头旅食供。明年对策金门射，果然榜发魁天下。从此鸡鸣内助功，不属中闺属外舍。纪昀在《如是我闻》卷三中还记载了一个伶人方俊官，这也是清代一个有代表性的同性恋人物：幼以色艺登场，为士大夫所赏，老而贩鬻古器，时往来京师……自言本儒家，年十三四岁时，在乡塾读书，忽梦为笙歌花烛，拥入闺闼，自顾则绣裙锦帔，珠翠满头，俯视双足，亦纤纤作弓弯样，俨然一新妇矣；惊疑错愕，莫知所为；然为众手扶持，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帏中，与男子并肩坐，且骇且愧，悸汗而寤。后为狂且所诱，竟失身歌舞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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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清代文人笔下的同性恋（2）（图）
至于清道光年间文人陈森所著的《品花宝鉴》中，对当时同性恋的描绘就更加集中、更加淋漓尽致了，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较集中地描绘同性恋的一部名著。书中将徐子云与袁宝珠、奚十一与巴英官、潘三与妾童戏子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据人考证，这些人物都有所指。书中还描写了同性恋者的性心理，如第十一回中徐子云的妻子对他总是和伶人戏子交往起了疑心，徐子云对此解释说：子云道：“你们眼里看着自然是女孩子好。但他们在外边酒席上，断不能带着女孩子，便有伤雅道。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袁夫人笑道：“说却说得冠冕。”又如书中描写的那个奚十一不仅和他的随从巴英官搞同性恋，还以各种办法戏弄、污辱戏班伶人，在《品花宝鉴》第十九回写道：他（奚十一）有个木桶，口小底大，洋漆描金的，里头丁丁当当地响，倒像钟的声音。上头有个盖子，中间一层板，板底下有个横挡儿，外头一个铜锁门，瞧是瞧不见什么。他看上了人，要是不顺手的，便哄他到内室去瞧桶儿。人家听见里头响，自然爬在桶边瞧了。奚十一就拿些东西，或是金银锞子，或是翡翠玩意等类，都是贵重的东西，望桶里一扔，说你捡出来就是你的。那个如何知道细底？便伸手下去。原来中间那层板子，有两个孔儿，一个只放得一只手，摸不着，又伸下那只手。他就拿钥匙往锁门里一拨，这两只手再退不出来，桶又提不起来，鞠着身子，他就不问你愿不愿，就硬弄起来，要他尽兴了才放你。以上这些事情，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了。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男风不绝于史，而且愈演愈炽，这是它的共性；但是，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有各种不同的条件，表现出各个时代不同的特点，这都是要加以具体分析的。在中国历史上，对男同性恋的记载是连篇累牍，而对女同性恋的记载就相对少了。实际上，女同性恋也相当广泛，可是，为什么在史书上对男风屡屡述及，而较少地述及“女风”呢？这是因为，历来编写历史的人都是男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他们关心、歌颂与容许男性之间的友谊以至爱情，甚至于“同卧起”，而很少关心女性的生活与心理需要，她们只是在家中守候男人、生儿育女、进行家务劳动的工具而已。由于封建礼教的影响，女子如果对性有兴趣，就会被认为是“淫行”、“淫风”，同性恋也概莫能外，所以女同性恋的保密程度要比男同性恋大得多，除一些特殊时代的特殊地区外，很难公开。自古以来，许多人认为女子是“无性动物”，所以也不相信她们有什么“同性恋”。例如在英国最保守的１９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女王根本不相信有女同性恋的事而使大臣无法立法，结果是造成当时男同性恋被判有罪，而女同性恋无罪的矛盾状况。中国也有类似的状况：对男同性恋注意，而对女同性恋忽视。但是，在一些史书的字里行间以及一些古人的著述中，仍旧可以看出一些女同性恋的踪迹。中国古代的女同性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宫廷女性的同性恋《唯性主观斋主》记载：“武帝时，陈皇后宠衰，使女巫着男子衣冠帏带，与后寝居，相处若夫妇。上闻穷治，谓女而男淫，废后处长门宫，此犹妖孽也。”《汉书·外戚传》的“孝武陈皇后”条载：“（陈皇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公元前１２９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女同性恋被惩罚案。汉武帝的陈皇后因失宠，就搞起女同性恋来了，结果被武帝发现而严加追究，废了皇后，杀了一批人，包括那个女扮男装的女巫，当然，这个女人是不是什么“巫”还不一定，欧洲中世纪宗教审判所活活烧死的“女巫”，许多都是无辜的女子。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皇后、贵妃搞同性恋的极少，皇帝亲自出马予以严惩的也极少，武帝之所以严惩陈皇后，是因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么做丢了皇帝的脸。实际上，女同性恋在广大宫女中是广为流行，查不胜查的。在封建社会的宫廷中，搜罗了大量宫女。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有“先帝侍女八千人”之句，白居易又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这并不是艺术夸张，唐代的宫廷女性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新唐书·宦者上》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与当时的人口相比较，平均全中国每六百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宫女，这数字是十分惊人的，其它一些朝代情况也差不多。这些宫女在宫中所受的压抑、摧残是十分严重的。她们衣食不愁，但有些人生命得不到保障，而一生的青春也在深宫中被埋葬。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除清朝有宫女退休制度，只要不曾被皇帝收用，年满二十二岁就可被发放出去、准其择配外，历代宫女多为终生制，所以唐代诗人元稹的《行宫》中说：“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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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1）（图）
“宫花寂寞红”，这五个字多么深刻地描述了几千年来千千万万的女性在深宫中青春之花寂寞地开放又枯萎。性是人类的一种自然需求，在正常情况下，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渴求爱情、婚姻与性的幸福，可是宫女们的这种人生权利被残酷地剥夺了。在后宫，宫女们接触的男人只有皇帝和太监，太监是没有性能力的，而皇帝只有一个，在宫廷女性中能得到皇帝宠幸的又有几个呢？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一诗，充分地描绘了“一生遂向空房宿”的性寂寞和性饥渴：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鸳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在这种性寂寞与性苦闷的情况下，宫廷女性怎么办呢？有人逃走了，如古人笔记中曾记载有一年正月望日，唐中宗和皇后微服出宫，在市上徜徉游览，一批宫女“皆淫奔而不返”。还有女性自叹薄命，以自杀了此余生，如隋炀帝时的侯夫人。但是以上这些情况毕竟是极少数，而多数宫女是默默忍受，有时也寻求一些方法进行性的宣泄。性宣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一是和太监结成挂名夫妻，借以得到感情上的安慰，这称“对食”或“菜户”；二是以手或工具进行“自慰”；三是搞同性恋。在中国古代，女同性恋多称为“磨镜”，双方相互以厮磨或抚摩对方身体得到一定的性满足，由于双方有同样的身体结构，似乎在中间放置了一面镜子而在厮磨，故称“磨镜。”，也有一人女扮男装，在腰间系一假阳具和对方进行性交的，这在古代的春宫画上有一些记载与描绘。二、女尼和道姑的同性恋中国的女尼和道姑，自汉、唐以后开始多了起来，但是在社会上一般对女尼和道姑都无好感，因为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中，人们总认为女子应在家中侍夫育儿，而出家总是“不守妇道”。在中国古代，“三姑六婆”素来没有好名声，《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四里就说：“我说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尼姑和道姑居“三姑”之首，更是古代社会中的男子攻击、诬蔑的对象，在许多古代小说中，尼姑庵、女道观向来被描绘成养汉淫乱的场所，人们通常认为尼姑、道姑进入一般人家的闺房，不是送春药，就是拉皮条，或是搞同性恋。有首诗说：“断俗入禅林，身清心不清。夜来风雨过，疑是叩门声。”就是说女出家人与人私通的情况。“三言两拍”是明代最有影响的拟话本小说，它反映了宋元以来市井阶层的生活状况、思想观念和欣赏情趣，其中有些内容描绘了尼姑、道姑偷汉的“淫行”。例如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凌 初的《拍案惊奇》卷三十回《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都描述了男子进入尼庵，被一群尼姑拖住不放，日夜宣淫，轮番大战，最后虚脱而死的事情。还有不少民歌民谣，都有嘲笑和尚、尼姑私通以及女尼和道姑性混乱的内容。实际上，对上述状况应具体分析。古代女子削发为尼或为道姑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一种人是真心皈依教门，恪守戒律，了此一生，这是多数。另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以尼庵、道观作为一个归宿或一时的栖身之地，如有些妓女年老色衰，或为人所弃，无路可走，就去做尼姑、道姑了。第三种女人不过是把出家入尼庵、道观作为一种实行“性开放”、“性自由”的手段而已。唐宋之时，贵族女子出家为尼为女冠的特别多，其中浓妆艳抹、喜交宾客、放荡佻达的不在少数。《湘山野录》载：“中国长公主为尼，掖廷随出者二十余人。诏两禁送至寺，赐传斋。传旨令多赋诗，唯文僖公彭乔年尚有记者云。”又《柳亭诗话》也记载道：“李义山诗《碧城》三首，盖咏公主入道事也。唐之公主，多请出家。义山同时，如文安、浔阳、平梁、邵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诸公主）先后乞为女道士，筑观于外，颇失防闲。”这“筑观于外，颇失防闲”几个字点明了问题的实质。公主们住在宫里，搞“性自由”毕竟不方便，在宫外当女冠，情况就不同了。唐玄宗私儿媳杨玉环，开始时为掩人耳目，也把她送进道观当女道士，道号“玉真”，他们在道观频频幽会。此外，女尼、女冠们广游全国，出入宫禁与民家都比较自由、方便，与女子接触更不受限制，这都给她们的性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些女尼、女冠自不能免，像鱼玄机这样的风流女道士绝非个别。除了搞异性恋之外，搞同性恋的更多，而社会对搞女同性恋更为宽容，因为这不破坏婚姻家庭，不算“失节”，也不影响子女的血统。当然，也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好事”，元代的陶宗仪就认为女尼、女冠等不能随意进入女子的闺房，以防生乱，其主要寓意也是防止女同性恋的发生。三、民间妇女的同性恋汉、唐以后开如果说，宫廷女性、女尼、女冠等由于接触男性的机会少，因而以搞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宣泄，那么这实际上是受了男女两性交往的限制，女同性恋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是现代性科学所谓“境遇性同性恋”，如果环境允许她们和男性广泛接触，她们还会“从良”、“还俗”、“择偶而嫁”的。可是有些民间妇女的同性恋，是受心理变化、传统风俗的影响，完全是自愿而为之，这种同性恋就稳固得多了。例如，正如明、清的男风盛行一样，广东顺德也有许多蚕女不嫁，愿终生为处女的风俗。她们被称为“老姑婆”，同住一起，居住的地方叫“姑婆屋”。由于传统上养蚕丝之地被视为圣洁之所，男子是不可进入的，因而“姑婆屋”也不准男子进入。这些蚕女互相结盟，滴血为约，永不外嫁；她们结拜为姐妹，亲如夫妇，祸福与共，终生不渝。她们结盟的仪式称为“梳起”。举行这种仪式时，像新嫁娘出嫁一样，将做姑娘时常留的大辫子梳成别的发型，到寺内神前，当众杀公鸡喝血，拜神发誓，凡是经过“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而男家也不能强娶，但男家可以索取与要求赔偿聘金和重新订婚的费用，这费用就由那对结拜姐妹共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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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2）（图）
清代梁绍壬所著的《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金兰会》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广东顺德村落女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