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研究-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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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2）（图）


　


清代梁绍壬所著的《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金兰会》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广东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金兰，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禁也。李铁桥廉使令顺德时，素如此风，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朱涂父兄，且鸣金号众，亲押女归以辱之，有自尽者，悉置不理，风稍戢矣。以上是说有些女子虽然勉强“出嫁”，但是事实上和丈夫没有发生关系，而主要是同性相恋。有个官吏以行政命令强禁这种风俗，其真正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不是仅靠强迫命令、行政处罚就能解决的。《清稗类钞》中还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上海有所谓“磨镜党”的组织，这是一个女同性恋的团体，该书第三十八卷《洪奶奶与妇女昵》云：沪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恩庆里，为上海八怪之一……所狎之男子绝少，而妇女与之昵，俗所谓磨镜党者是也。洪为之魁，两女相爱，较男女之狎昵为甚；因妒而争之事时有之，且或以性命相博，乃由洪为之判断，党员唯唯从命，不敢违。有妓曰金赛玉者，适人矣，与洪有同病，遂挟巨资出，易姓曰陈，居九江里，与洪衡宇相望，为洪所惑，尽丧其资斧，几不能自存，洪之服御奢靡，挥霍甚豪，固皆取给于所欢之妇女，而得于洪者尤多也。与洪昵者，初仅为北里中人，久之而巨室之妾女，亦纷纷入其党，自是而即视男子为厌物矣。从以上这篇论述中可以看到，女同性恋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在当时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女同性恋者似乎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与男风相同，女同性恋也是古代小说、尤其是性小说的内容之一。这是因为，小说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女同性恋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与同朝代丁耀亢所著的《隔帘花影》都不仅有女同性恋的叙述，而且后者还有女子鞭打女子，直至身浴血花又剪去头发而感到性满足的描写，这是女同性恋加上“性虐待狂”了。此外，明末清初李渔所著《怜香伴》中的雀笺云和曹语花、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蔷官和薇官、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和范十一娘，都是对女同性恋的描写。从古代形形色色的同性恋看来，其原因和表现是十分复杂的。许多王公贵族、达商富贾的同性恋，大部分算不上什么“恋”，而是一种淫乱，他们对异性玩弄腻了，就去玩弄同性；有一些人的同性恋，是十足的性变态；而多数人的同性恋，则出自一些心理的变化、民俗与环境的影响，他们是真正的“恋”，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感情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什么罪过——对古代这形形色色的同性恋一概斥之为“淫乱”、“秽行”、“变态”是错误的，当然，如果一概加以肯定也不对。察古是为了知今，我们研究古代的同性恋是为了说明，社会上的这一性现象具有很远的历史源流，它的原因复杂，有些成因（如统治阶级的淫乱与性压迫）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有些成因现代和古代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对我们研究与认识现代社会中的同性恋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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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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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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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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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6）（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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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7）（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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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8）（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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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1）（图）


　


“食、色者性也”，人类的性问题和吃饭一样，既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有其继承性和连续性的，中国古代的性文化、性传统对现代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时，现代中国人的许多性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既有许多传统的烙印，又有现代的思想体系、政治经济制度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向现代化的文明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一切事情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渡的阶段，在许多问题上新旧杂陈，科学与谬误并存；许多现象、许多观点似乎很矛盾，却并行不悖；今天人们还绝对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事情，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理解、接受，甚至习以为常。社会在不断地变，迅速地变，可是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向着更加科学、更加文明、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现代中国同性恋的状况也是如此，它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了较大的变化，进入２１世纪后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研究的状况一、各自为战的艰难起步阶段现代中国对同性恋的研究，肇始于改革开放后的８０年代，是随着性学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在８０年代最初的几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研究性学、宣传性学。他们通过自己的文章、著作努力使人们相信：性是一件自然的而不是神秘的、肮脏的事情；性学是一门科学，它关系到人们的身心健康、生活幸福，和社会发展关系也很大，人们必须重视这门学科的发展。１９８２年，吴阶平教授等编译的《性医学》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本性学专业著作，引起了人们对性学的广泛注意。这本书虽然没有直接明确地研究同性恋，但是它提出了人们在性的领域身心健康发展的许多问题，人类性行为有许多正常和异常之分，这就为以后对同性恋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１９８５年３月《祝您健康》杂志上刊登出一篇题为《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的文章，第一次较为全面地、通俗地介绍了同性恋的状况（主要是世界的状况），署名“华金玛”，“华金玛”是当时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阮芳赋的笔名。对这篇文章他以笔名发表，显然还是有所顾虑的，有投石问路的意思。同年１０月，阮芳赋副教授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由２０位有权威性的学者编著，由２０位有权威性的学者审定，由权威人士作序，显然希望给这本书披上“保护色”。这本书在中国风靡一时，印了上百万册。在这本书里有一章《性变态》，同性恋是这一章的内容之一，它论述了同性恋现象及其发生频度、同性恋的原因探讨、同性恋的预防及治疗。值得注意的是，编者既把同性恋放在《性变态》一章范围之内，在具体阐述时又把同性恋和性变态分开了，同性恋是性变态的一种吗——在模棱两可之间。再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这一章的最后引用了弗洛伊德１９３５年４月９日写给一位同性恋者母亲的信，似乎寓意深长：亲爱的夫人：从来信猜想您的儿子是同性恋者。您在谈到他的情况时没有使用“同性恋”一词，使我印象极深。我想请教夫人，您为何要避开这个词呢？的确，搞同性恋毫无好处，但并非恶习和堕落，也算不得是一种疾病，用不着为此害羞。古往今来，有许多极可尊敬的人物是同性恋者，其中有些是伟人如柏拉图、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等。将同性恋视为犯罪而加以迫害是极不公正和残酷的。如果您对我还信不过，就请读Ｈ·霭理斯的著作吧！您问我能否帮助您，我想，尊意是要我消除令郎的同性恋并代之以正常的异性恋。一般说来，我们无法保证办到。我们曾经成功地使一些同性恋者身上本来存在然而受到压抑的异性恋倾向重新萌芽生长，然而多数的情况是再无更好的办法。每个同性恋者性质不同，年龄有别。治疗的结果不能预测。精神分析对令郎的帮助其效果又不相同。如果他郁郁寡欢，神经质，受情结的折磨，社会生活受到妨碍，分析可能使他恢复和谐及心理上的宁静，增进生活效率。至于同性恋则可能依然故我，或有所改变。如果您下了决心，他可以来接受我的分析。但是我不希望您这样做，因为他必得到维也纳来，我不想离开此地。无论怎样，别忘了给我一个答复。忠实并怀有善意的弗洛伊德在这以后，中国一些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对同性恋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些学者中，一马当先的是李银河女士。她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在８０年代中期回国以后，李银河对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如离婚、单身、婚外情等作过一些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有一些问题源自夫妻一方是同性恋者，这个发现是她探究同性恋问题的一个发动点。这时，她得到了一笔科学研究基金，就和她的丈夫王小波（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硕士，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著名作家，１９９７年病故）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对中国的同性恋者作了调查研究，调查采用了深入访谈个案史和问卷调查两种，样本共４９人。在此基础上，结合其它许多资料，写成了《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一书，先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９３年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门论述同性恋的专著。在这本书里，作者从许多方面介绍、分析了中国男同性恋者的状况，强调指出，对某类少数弱势群体刻意地“视而不见”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对他们缺乏了解，视之为异端，非我族类，将极易形成十分粗暴的对待，这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是十分不利的，而中国社会目前在这方面几乎完全无知，就孕育着这种危险。李银河呼吁社会大众给同性恋者一些宽容，不要单纯以“多数和少数”的观念来看待与判定同性恋的是非，不要单纯以“道德观念”来衡量一切。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刘达临教授以他所领导的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出面，主持了前所未有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并获得了成功。这个调查遍及中国１５个省、２４个地区，调查对象为中学生、大学生、城乡已婚者与性犯罪分子。这个调查在中国第一次探索了在一般人群中同性恋者所占的比率，同时以大学生为代表，较深入地了解了现代中国人对同性恋的种种看法。这个调查报告于１９９２年６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公开出版，书名是《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出版后在国内外广泛地得到了好评，被称为“中国的金西报告”。两万例调查完成后，刘达临教授又进行一些特殊群体的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和同性恋者的性调查。对同性恋的调查是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进行的，原计划在上海、福建、江西、江苏、四川、云南等省市的六个地区进行６００例同性恋者的调查。刘达临教授试图通过这个调查探求中国同性恋者的特点，然而，这个调查困难之大出乎他们原先的估计。获得一份同性恋的合格问卷所花的平均费用是过去进行一般的性调查的５０倍，最后主要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以完成２５４例而告终。（这个调查的资料，本书还将多次引用，简称“上海调查”）为了深入探究同性恋问题，刘达临教授还结交了一些同性恋的朋友，到同性恋者的集聚地和他们交谈，还通过电台对这个问题作了几次专门的讲演。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上海健康教育所在上海对１１１位同性恋者作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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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2）（图）


　


１９９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副教授和北京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的吴宗健先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经费补助，开展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同性恋调查，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１８个主要城市，直接面谈８１０人次，并发出问卷，作了分析和研究。潘绥铭、吴宗健完成的同性恋调查报告先在海外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后来才在国内公开发表。他们希望能以座谈会或研讨会的形式，邀请有关具体执事的中层干部参加，以引导他们改进对同性恋问题的一些观念，同时还要继续筹集经费把这个研究进一步做下去。在这个各自为战的研究阶段，很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９４年初，广东珠海有一位志愿者吴春生先生投入了同性恋者的研究队伍。所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是，他不仅放弃了职业、收入，以全力投入这一工作，而且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国这方面的第一人），并且以这个身份走进同性恋者的圈子进行调查研究。他说：“至少要让社会知道同性恋，让大众去评论，因为凡事都要有了解，有了解才会有宽容。”吴春生先生曾在香港和澳门的新闻机构工作，接触过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很有启迪，他希望社会能正视同性恋问题，理解他们，对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另一方面，更要引导同性恋者向健康快乐的方向发展，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从而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和接纳。他从海外争取到一些研究基金，准备在中国大陆一些主要城市进行１０００例同性恋的调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过十几个城市，一方面填写问卷，另一方面发放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材料，更重要的是，通过和当地同性恋者的直接沟通，掌握中国大陆同性恋的状况，了解他们所想的所做的，倾听他们真正的声音。以同性恋者的身份去调查同性恋者有很大的优越性，相互之间便于理解，便于沟通，便于接触，可以达到非同性恋者从事这项研究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但是，也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当局者迷”，过多地强调了这一面而忽略了客观环境与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