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广泛地反映社会面貌，小说的规模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是不少有的，有人将它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尽管它们在内容上毫无相同之处。作为学者型的作家，艾略特对人物心理特别关注，对人物每一行为动机、情感、内心斗争冲突进行细致探索和描写，因此她的小说被看作“心理小说”，对哈代、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劳伦斯等作家都产生了影响。
三、维多利亚诗人：丁尼生和布朗宁
1、“诗圣”丁尼生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繁荣和成就是空前的，诗歌经过浪漫时代的鼎盛后也没有沉寂。丁尼生与布朗宁是这个时代诗坛上对峙的两座高峰。
艾尔弗雷德·丁尼生 （1809—1892）一生几乎经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是以诗歌表达伦理和哲学原则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歌手。他出生于林肯郡的乡村牧师家里，在景色秀美的乡村和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里成长。于剑桥大学读书时，他的诗名便蜚声剑桥。1830年，他发表第一部重要诗集《抒情诗集》，继承了浪漫诗人华兹华斯、拜伦和济慈的传统。第二年，丁尼生发表了《诗集》（1832）显示出古希腊、荷马文学的影响。《食忘忧果者》，故事取自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尤利西斯（奥德修斯的拉丁名）等人在特洛亚战争结束后归程上飘泊到一个岛上，食忘忧果后不再想回家。诗人以优美的节奏敷陈故事，描写征人疲倦而渴望休憩和安宁的心情。《艺术之宫》里诗人描绘了充满自然美、古典美、艺术珍品的富丽的艺术之宫，诗魂陶醉于其中，但诗人渴望“在山谷里给我建起茅舍”，要与他人共享和沟通。《夏洛蒂女郎》取材亚瑟王传奇，夏洛蒂孤岛上隐居的女郎终日织锦，从魔镜中窥见世间，镜中骑士朗斯洛的潇洒映像引发了她对爱不惜牺牲的追求。早期诗作中诱露出丁层生在艺术与现实关系上的思索。
1842年发表的两卷本《诗集》是丁尼生对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颂歌集，很受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重视。 《尤利西斯》与《食忘忧果者》中人的惰性形成对照，描写人的冒险进取精神。年老的尤利西斯让出王位，再次出海探险，寻求知识。《亚瑟之死》写到亚瑟已死，圆桌骑士散去，但亚瑟精神永存，诗人借亚瑟之口表现对社会进步的信心：“旧秩序改变，让位给新的。／上帝多方完成他的意旨，／否则好习俗也会毁坏世界”。亚瑟王的故事始终让丁尼生着迷，以后他又写了许多关于亚瑟王的作品，1859—1885年间的组诗
《国王叙事诗》广为流传。
丁尼生的第一部长诗《公主》（1847）描写一个既严肃又浪漫并喜剧化的爱情结果，表现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观念，把婚姻视为女子的理想归宿。组诗《悼念》（1850）写作延续了17年，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哀歌之一，丁尼生因此获得桂冠诗人称号。在由131首抒情诗组成的组诗里，诗人深切悼念了挚友哈拉姆，叙述了朋友病逝引发的精神历程。朋友的死不仅为诗人带来哀痛和孤寂，也使他对人生、上帝等产生怀疑态度，时代科学的发展，动摇了传统的思想体系和宗教信仰，加深了诗人对个人与社会命运的惶惑。但是诗人渐渐振作起来，开始肯定信仰和希望。丁尼生将悼亡诗扩展、深化为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反映出混乱时代的情绪，把对亡友的友情扩大为对人类的博爱，又对未来寄寓希望，表达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标准，诗体工整典雅，和谐动听，受到热烈的欢迎，维多利亚女王盛誉它为除“圣经”外的最重要的诗。
在《悼惠灵顿公爵》（1852）、《轻骑兵旅的进击》（1855）等诗中，诗人歌颂维多利亚女王，惠灵顿公爵和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勇的骑兵，表现爱国精神。
1855年发表的独白戏剧诗《莫德》，表现爱情对一个性格乖戾的青年的拯救，充分运用了“戏剧独白”的手法，以人物独自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
自由体叙事长诗《伊诺克·阿登》（1864）也是风行的诗，描述阿登在流落海外10多年归来后，发现改嫁的妻子与儿女生活得安宁，便祈求上苍给予勇气，自愿退避以不破坏他人幸福。这个道德高尚的普通人深得注重道德规范的读者们的推崇。
丁尼生关注文学的社会作用，但又不使文艺成为社会道德的附属品，表现出丰富的想象，也透露了个人的情感。他的诗格律工整，音韵谐和，词藻华美，代表了英国诗歌的传统特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公认的“诗圣”。
2、“戏剧独白”写新诗——布朗宁
罗伯特·布朗宁（1882——1889）是维多利亚时代第二大诗人。他生于伦敦，家庭富裕、文化气氛浓厚。他喜爱拜伦、雪莱、济慈的诗歌，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写诗，他出版的第一首诗《波琳》（1833）可见出雪莱诗风的影响。有批评指责诗人过分暴露自我意识和主观感情，这使得他寻求新的表现手法，采用他人独白的形式写诗。
1835年，布朗宁发表长诗《帕拉塞尔萨斯》，写中世纪一个瑞士医师不顾宗教迫害，献身医学的悲剧故事。布朗宁喜欢从古代或异国历史事件取材，以后他又在诗里写了被处决的查理一世的宠臣（《斯特拉福德》，1837），18世纪德国风琴师（《艾卜特·佛格列》）等。从1841—1846年，他写了6部诗剧：《皮帕走过了》、《维克托王和查尔斯王》、《德鲁兹人的归来》、《纹章上的污点》等，收进了《铃铛和石榴》一书。他的诗剧不重情节，而是侧重挖掘、分析人物的行为动机，描写“角色中的行动，而不是行动中的角色”。如《皮帕走过了》，写意大利一个女织工在唯一可以不做工的节日里唱着歌走过街上，她羡慕富人家的舒适，而在富人家里，惨剧却正要发生，4个并不相连的人家听到她的歌声产生了不同的反响，皮帕并不知道她的歌声带来了避恶扬善的效果。书中的《戏剧抒情诗》和《戏剧罗曼斯》中的一些诗歌，成功地运用了“戏剧独白”的手法。著名的《我已故的公爵夫人》里，主人公公爵向来宾介绍亡妻的画象，在他吞吐断续的谈话中，读者了解到他妻子与画家的爱。和他由嫉妒而杀妻的历史。诗人让诗的叙述者剖白自己内心，使读者、人物和作者处于适当的位置，独白的语气随想象中的听者的存在而波澜起伏，读者从人物富戏剧性的独白中推理和想象，探知隐蔽的作者的观点。
1855年发表的重要诗集《男人和女人》标志着布朗宁“戏剧独白”方式的成熟，5l首诗题材多样，诗体多姿。1864年，他又发表诗集《戏剧人物》，让众多人物向读者披露自己的内心、人生的经验和生活的主张。他写到现实生活中的邪恶，但对生活充满信心，也劝告世人乐观、振作，他在最后的诗集“《自遣集》卷末尾声写道：“他从不退转而是把胸向前，／从不怀疑乌云会消散，／从不胡思乱想，纵然对的挫败，错的胜利。／仍认为我们跌倒以便再起，挫败便再战，／睡以便醒。”
叙事长诗《环与书》（1868—1869）是布朗宁后斯最重要的作品，也表现了他对正义的信念。长诗12章，根据17世纪末罗马一起谋杀案写成。年老的圭迪伯爵贪图平民少女蓬皮丽娅家产娶她为妻，蓬皮丽娅的养父母发现伯爵家道已衰落，追回他们陪嫁的财产。圭迪虐待妻子为报复，蓬皮丽娅在年轻牧师卡蓬萨基帮助上出逃，被圭迪抓住遣人修道院。圣诞节蓬皮丽娅带着新生儿子回养父母家，惨遭圭迪及帮凶的杀害。教皇主持正义，力排众议，判处圭迪死刑。诗人将在旧书摊上觅得的谋杀案审判记录“老黄书”当作“黄金”，掺入想象的“合金”，铸成艺术品“指环”，这便是书名“环与书”的由来。布朗宁通过人物独白展示案件审理过程，从不同立场、角度叙述对案件的看法和发言人不同的性格，如3个罗马市民代表罗马人不同的态度，圭迪的独白表现了冷酷自私、怙恶不悛的性格。
布朗宁为心理描写大师，接受了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影响，用形象表达哲理的论述，喜用独特的譬喻，有的诗作流于悔涩。他在世时诗名不如丁尼生，但当代评论视他为现代诗歌先驱之一，T·S·艾略特、庞德、弗罗斯特等当代诗人都吸收了他的“戏剧独白”手法写诗。
谈布朗宁总会谈到他的妻子、著名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雪特·布朗宁（1806—1861）。布朗宁夫妇的爱情故事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布朗宁的爱使得长期卧病的她站立起来，并一起私奔到意大利。《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1850）是她赠给丈夫的爱情诗，表现爱情战胜死亡的主题，情感真挚动人，是 19世纪中叶英国诗歌佳作。她的诗作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代表作《孩子们的哭声》 （1844）反映童工的痛苦生活。她被公认为当时英国最优秀诗人之一。
马修·阿诺德（1822—1888）代表着维多利亚诗歌创作的另一种风格。被称为“维多利亚孤寂诗人”。他敏感地觉察古老的、宗法的农业英国已不复存在，旧日和谐关系已遭破坏。在英国人为博览会显示的成就所激励、对未来繁荣满怀信心之时，他却表达了人的孤寂感。在《吉普赛原人》中他写充满怀疑与幻灭的“我们现代生活的怪病”，在《访沙特勒兹修道院所作》中，他感到自己“在两个世界之间逡巡，一个已死，另一个无力去生”，宗教信仰的世界被理性摧毁，新的信仰又未能建立。《多佛海滩》中，诗人在多佛峭岩上看海，海潮低落似信仰的消沉，面前呈现的是“没有真正的欢乐，爱情或光明／没有坚定信念，安谧及镇痛的外援”的世界，表达在怀疑动荡时代里傍徨悲哀的心情。他后来自认为诗才不如丁尼生和布朗宁，转而从事文学批评，文评在维多利亚时代影响首屈一指。
第三节 后期
一、维多利亚时代（下）
19世纪后30年，英国处于由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过渡的阶段。从50年代开始的繁荣稳定持续到70年代早期，1851年伦敦海德公园玻璃大厦里的世界博览会，展出汽锤、水压机等1万多件展品，显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英国掌握了世界工业霸权。在逐步控制苏伊士运河后，英国又牢牢掌握印度，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被宣布为印度女王。国内经济的繁荣和 1867年新的选举改革案，缓和了劳资矛盾。但是在表面的繁荣下，蛰伏的危机开始明显。70年代后，英国工业发展落后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工业上的优势开始丧失，农业也处于衰落。80年代，工人运动再次兴起，马克思主义小说得以传播，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政党相继建立。尽管英国以它大量的殖民地、世界贸易的优势仍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但到了世纪末，衰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英国人思想信仰、文化观念上的转折时期。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冲击着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确立1000多年的基督教信仰受到了进化论极大挑战，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将进化学说用于解说种种生物，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引起关于进化、人与社会的本性、人与自然、宗教与道德等问题的激烈争论，神创论的神话被打破，宗教的权威因此动摇。反映时代思想矛盾和精神危机的资产阶级社会哲学思潮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很大影响。法国的秦纳综合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和文学上的环境论，提出“时代、种族、环境”三要素说，为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奠定理论基础。法国作家左拉作品中人在外界力量左右下不能自主的无奈情绪，在哈代作品中也透露出来。乔治·吉辛（1857—1903）和乔治·莫尔（1852—1933）以自然主义笔法，描写伦敦贫民窟及社会下层人民贫困，暗淡的生活。德国尼采有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现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思想，渗透在吉卜林描写林莽的传奇故事里。法国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奥地利弗洛依德的心理学说，转向了非理性主义，大9世纪后期兴起的唯美主义文学表现出对非理性主义的崇拜。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唤起人们对现存社会秩序亘古不变的怀疑情绪，动摇了维多利亚人的优越、乐观、稳定感。
长篇小说在这时期仍保持旺盛的活力，在题材范围上继续扩大，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上则丰富多彩。梅瑞狄斯 （1828—1909）创作了20多部小说，运用微妙的反讽，揭露贵族阶级的伪善，他的代表作《利己主义者》（1879）通过贵族青年威洛比的爱情纠葛，客观细致地展示了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在心理分析上有很高造诣。他塑造了努力摆脱虚伪道德束缚的有理想和个性的女性形象克莱拉，在《维托利亚》（1866）和《克劳斯威的黛安娜》（1885）里，描绘了参与政治斗争的新女性。勃特勒（1835—1902）的讽刺杰作《埃瑞璜》（1872）描写一个奇怪的乌托邦〔“埃瑞璜”（Erewhon）即“乌托邦”（nowhere）的倒拼］，运用斯威夫特式讽刺手法，抨击英国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着重攻击教会、教育、家庭制度方面。他的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激烈抨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习俗和价值观。熊熊炉火旁一家相聚的温馨景象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冷酷世界中的避风港、社会幸福的一种象征。勃特勒则打破了家庭的偶像，庞蒂菲克斯家族神圣的家庭关系早已被金钱意识所毒化。作者还在对这个家族4代人的描写中，抨击了教育制度的腐败、宗教的空虚和欺骗性，讽刺极为犀利。莫里斯（1834—1896）热爱中世纪文化，醉心唯美主义，而他晚期创作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
《梦见约翰·保尔》（1888）和《乌有乡消息》（1891），富有幻想和激情，别具一格。吉卜林 （1865—1936）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