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英国文学简史(下)- 第19部分

　　伍尔夫最初的两部小说　《出航》（1915）、《夜与日》（1919）属于传统小说范畴。　《雅各布的房间》（1922）是她第一部意识流作品，不再以连续的故事叙述雅各布的经历，而是在一连串场景变换中显示他的成长与活动。也正是在20年代，伍尔夫对当时以贝内特、威尔斯和高斯华绥为代表的传统创作追求逼真地表现外部世界和事物表面现象，不深入人物内心，而只有人类的内心世界是“实在的”、“永恒的”，要像乔伊斯等作家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揭示内心最深处火焰的内光”，她倡导现代主义的、特别是“意识流”的表现方法。

　　《达罗卫夫人》（1925）表明伍尔夫脱离了传统的轨道。小说记述　15个小时内一位上层社会妇女的内心活动，达罗卫夫人为准备家庭聚会上街买花，在车声人语里她想起几十年前婚姻的选择、与女儿的关系等等，她听到街上传来的一声巨响，这声巨响也让一个在大战中精神受创的老兵吃惊，引出了一个并不相干的人物，共同表现“神智清醒的人和精神失常的人观察之下的世界”。

　　《到灯塔去》（1927）以作者幼年生活为基础，以她父母亲为主要人物原型，具有明显的自传成分。小说描写拉姆齐教授一家和几个朋友在一次大战前夕于苏格兰西北沿海小岛上度假的一段生活，表现人物思想和感情，在现代生活的混乱无序中，寻找自我隐退而享受谐调、秩序、稳定可带来的快乐的世界。小说开始时拉姆齐太太傍晚临窗眺海，思绪脱离尘世的烦恼，无意中飞抵另处一个世界——远处灯塔所在的地方，在宁静的瞬间自我与世界结合一体，孤独感、疏远感顿消，感到超脱和满足。她是帮助各个孤立的宾客和松散的家庭成员间建立友好稳固联系的纽带。十年沧桑，女主人去世，一个儿子死于战场，一个女儿因难产丧生。拉姆齐家又重返海边，拉姆齐先生带子女和船驶向灯塔，父子间隔阂渐消，似乎达到拉姆齐太太努力建立的和谐关系。画家布丽思科小姐也经历了精神上的感悟，在作品中达到了她向往的境界。全书象征色彩浓厚，生活与人物似乎笼罩在一片透明的灵光下，她的小说享有“散文诗”的盛誉。作者发展了《达罗巴夫人》对时间的实验，人物的精神活动是按心理时间进行的。

　　《浪》（1931）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几乎完全排斥外部活动的描写，突出强调人物内心的生活。构成小说情节基础的是6个人物的相互关系及各自为了在冷漠嘈杂社会里确立自己身份的努力，以日出到日落的变化代表他们从童稚到衰老的时光流逝，以他们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波动表明他们的经历。行文的风格随他们智力与年龄的增长而渐趋复杂。

　　伍尔夫重要的小说的最后一部是　《幕间》（1941），描写具有中世纪色彩的英国乡村里化装庆祝会上的活动。“幕间”指古装演出各幕间观众、村民之间谈话，也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在这4部小说里，伍尔夫贯彻自己的艺术理论。她主张要按人们日常生活中接受各种印象、作出各种反应的真实方式来创作小说，做到没有作者的介入、没有外物溶入的客观叙述。伍尔夫的意识之流不时流转于不同角色之间，往往在不明显改变风格和技巧的情况下由一个意识变为另一个意识，突出表现在《达罗己夫人》中，成为伍尔夫意识流技巧的一个重要特色。而在《浪》中，她又有意地使6股意识分流。

　　伍尔夫的小说缺乏乔伊斯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但她深刻反映了一战前后和两次大战间上层社会的精神世界。她的感觉特别敏锐细致，对人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尤为关注。

　　意识流小说家对意识手法运用不尽相同，有的整部使用，有的章节使用，在二次大战以后，意识流技巧更多地被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其他技巧配合使用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成为现代文学中应用最广泛的文学技巧之一。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更新发展看未来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洁劫，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五分之四的人卷入战争。英国人民在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表现出勇气和团结的力量。战后的英国经济状况愈见衰竭，政治、军事实力逐步衰落。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取得了独立，“大英帝国”的结束大大削弱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地位，英国人不得不接受事实：英国不再是世界事务的中心，而仅仅是美苏冷战的旁观者。英国工党在执政的6年中，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将私有工业企业、矿山、铁路国有化，实行免费医疗和发放老年抚恤金等制度，改革教育制度，使像哈代笔下的裘德这样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大学，工人们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工党采取的措施为要求改革社会结构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希望。但是“经济奇迹”并没有发生，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改革的进程滞留不前，人们感到建立新生活的希望破灭了。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挑战，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理性、理想、信仰、道德等观念动摇以至轰毁。二次大战前在法国产生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风靡欧洲各国，世界是混乱荒诞的、人生是荒谬虚无的思想弥漫。

　　战后文学各种流派及倾向同时并存，互相影响和渗透。这时期没有产生象乔伊斯、劳伦斯、艾略特这样有影响的大家，也很难说哪种文学流派或倾向绝对居于主导地位。50年代小说与戏剧中的“愤怒的青年”和诗歌中的“运动派”，抨击时弊、抒发怨愤，关注现实问题，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及60年代默多克等作家的哲学寓言派小说则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从哲学角度探讨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创作上多采用寓言、象征等技巧。在法国新小说和文学中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60年代后期和70年初，英国小说中还出现了约输逊为代表的“形式革命派”，试图彻底摈弃传统结构，他们在小说中将各类文体及图片、手稿摹迹等混排，书中全页空白或挖洞；活页小说则可以找任何次序阅读，将现代主义文学几乎推向极端，二次大战以后变化发展了现代主义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以别于20年代高潮时期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

　　尽管战后文学在独创性和影响性方面不如战前文学，但老将新秀的佳作不断出现。对于战后至今40余年的文学，由于缺少时间的距离，我们还很难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或较为公正的评价，对于未来文学发展的面目我们更是难以预测。但是，无论文学如何随时代、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这种人类认识世界的美学手段、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将与人类共存。

　　二、变化的诗风

　　1、“运动派”诗歌

　　50年代，一批诗人、批评家想要复活战前西方文化的艺术形式和人文主义内容，以“运动派”而著称。他们不赞成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所表达的反文化和反人文主义倾向，不赞成艾略特向古典文化和宗教寻找出路的方式，也不愿回复呆板的传统形式，他们试图在僵硬的传统和抽象的存在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折中道路。有的评论家认为“运动派”诗人写作方式上过于拘谨和斯文，有的评论家又称赞他们在恢复传统文化方面采取的审慎、理智的态度。“运动派”诗人在50年代以后大多改变了写作风格。

　　菲力普·拉金（1922—）是“运动派”的代表诗人。他以哈代为榜样开始写诗，诗题广泛，常表达在当今社会中直面人物所需要的勇敢精神，诗风简朴优雅。他们第一部诗集是《受骗较少的人》（1955—），尽力避免　30年代“奥登派”诗歌的政治狂热和40年代诗歌的过份感情化。唐纳佳·戴维与拉金同龄，是运动派的诗人和理论家。他提倡英国18世纪新古典诗歌的简朴、清晰风格，避免晦涩，但同时他又乐意接受现代诗风影响，并不固守传统。他有4部诗集，诗的词汇丰富、有想象力，既有文言古词，又有现代俚语。

　　2、60年代诗人

　　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诗坛每10年都有一位具有代表性和富有影响的诗人。

　　20年代出现了艾略特，30年代有奥登，40年代和50年代分别以迪兰·托马斯和拉金为代表，60年代的代表人则是特得·休斯（1930）。他深受叶芝的影响，在剑桥大学接受的人类学、民俗学教育对他诗作的题材和风格很有影响。他以粗犷、时而断裂的诗行描写动物的狡诈和凶猛，写人的诗则强调人性本能和兽性的一面。他的第一部诗集是《雨中鹰》（1957），一开始便以强烈的感情、出色的想象显示出与50年代“运动派”诗人截然不同的风格。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州人内心的混乱及动物和人身上表现出的盲目、狂烈的本能力量，成为他诗作两个重要的主题。他的第二部诗集《卢泼卡尔神》（1960）诗题来自罗马神话中牲畜之神，表现动物狂暴的世界及人在忍耐极限时的野蛮，情感狂放而诗风明晰连贯。1961年，他与诗人托姆·盖恩合作出版了诗集，自己又独立完成了一些诗作。1970年出版的长诗《乌鸦》采用民间文学素材，诗中的乌鸦聪慧、强悍，能战胜一切灾难，而另一角色上帝有时是乌鸦的伙伴，有时又是敌人和对手，常常是被动的。长诗表现在无情、敌对的宇宙和社会中人们艰难生存，悲观色彩浓郁。

　　特德·休斯的诗作影响很大，一些年轻人模仿他的诗题、诗风，形成了“特德派”。还值得一提的是休斯的妻子西尔维亚·普拉斯，一位著名的美国诗人，于1963年自杀。她的悲剧色彩的诗与休斯的诗有密切的联系。

　　托姆·盖恩（1929）是60年代仅次于休斯的重要诗人。他的早期诗作曾收入“运动派”诗集，赞美人与命运斗争的勇气、精神，诗的风格上具有男子汉气概。《我的悲哀的船长》（1961）开始诗风发生变化，进取的纠纠雄气减少了，代之以细致的思索，显示出美国诗人威·卡·威廉斯和马里安·莫尔的影响。《魔草》（1971）是他的优秀诗作，取材《奥德修记》中尤利西斯凭借魔草战胜女妖魔法的故事，表现人性内在的，具有心灵洞察力和生动、成熟的风格。盖恩长期居住美国，作品中包含两种文化，许多评论家把他称为“盎格鲁——美国”诗人。

　　三、戏剧的再次振兴

　　1、“愤怒的青年”戏剧

　　1956年，英国上演了一出新戏：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这是一批被称为“愤怒的青年”的戏剧家、小说家中的重要作品，也标志着本世纪英国戏剧第二次高潮的开始。“愤怒的青年”是本世纪50年代英国文坛上重要的文学运动，反映战后英国社会人们的思想情绪和苦闷，年轻一代不满足于光是生活好一些，他们期望社会能够提供更好的结构形式，让他们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现实让他们失望了。青年作家们由不满而痛苦，由痛苦而愤怒，以小说和戏剧作品来抒发，这场运动随着《愤怒的回顾》的出现达到了高峰，“愤怒的青年”剧作不仅反映了一代人积聚的不满情绪，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戏剧方向：即写反映下层阶级生活的现实主义戏剧，有的将它与舞台上流行的起居室为背景的喜剧相对，称为“厨房水槽”剧。剧中以工人阶层的人物为主角，反叛社会中上层资产阶级，但他们表达的情绪不限于工人阶级，而是整个英国社会青年一代的不安、躁动和挫折感，向社会提出情感强烈的抗议。1956的以后，剧坛呈现活跃景象，许多剧作家写作现实剧、荒诞剧，或二者因素兼而有之的戏剧。英国戏剧至今仍是西方戏剧中最有活力和影响的部分。

　　约翰·奥斯卡（1929）出生于大危机开始的那一年，12岁丧父，母亲是酒吧女侍。他先是为杂志工作，但在戏剧事业中找到志趣和才能所在。《愤怒的回顾》上演引起观念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们产生很大的共鸣。主人公吉米·波特出身工人家庭，在战后接受了高等教育，尽管他有才能，但他明白上层社会总是在他们上升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他只有向出身中产阶级的妻子艾莉森发泄自己的沮丧和愤怒，作者在剧中恢复了忽略已久的戏剧手段：激烈的长篇演说，借人物之口抨击时政，表现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一代人的焦虑心理。戏剧形式上采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手法，全剧主要是主人公独白，略加上其他角色的话。《演唱者》（1957）中的音乐厅演唱者阿基莱斯也是生活道路上的失败者，在时代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父子两代喜剧演员的命运成了摇摇欲坠的帝国的象征，他的历史剧《路德》（1961）享有盛誉。奥斯本60和70年代创作的剧作都不如他作为“愤怒的青年”戏剧代表时的创作受到热烈欢迎。

　　阿诺德·威斯克　（1932）也是“愤怒的青年”的代表性剧作家，对50年代戏剧更新作出了贡献。他常以伦敦东头的犹太家庭为题材，表现个人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　《大麦鸡汤》（1958）从犹太人观点向分崩离析的英国社会提出抗议。战前，穷苦的犹太工人因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而团结在一起。战后，年轻一代发生了变化，比他们的长辈更个人化，到60年代，已长大成人的青年们有的致富，只顾自己；有的仍然受穷，失去了社会主义信仰。只有30年代的老共产主义者还坚守信念，但他们已老弱，徒劳地劝说儿辈去关心整个社会。这部剧作与《根》（1959）、《我在谈论耶路撒冷》（1960）构成了《鸡汤》三部曲，1960年上演时给观念深刻印象。作者把戏剧看作使人们逐步觉悟的手段，把工人阶级从怠惰漠然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引向社会主义，从目前的困境中解救。威斯克非常熟悉社会俗语和地方方言，戏剧对话采用通俗语言，后来的剧作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