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从妻子口袋里掏出报告单，明白了报告单上的结果后，三两下竟把报告单扯了个粉碎：“我还是不相信，灵灵怎么会得那种病呢？她还小啊！”
事实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灵灵得病了，而且是得的艾滋病。作为父亲和作为母亲的当然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们心中的小太阳即将失去光芒，即将陨落。
何振清和秦淑芳都是农民。何振清高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秦淑芳是邻村的姑娘，读了初中便在家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父亲瘫痪在床，母亲长年哮喘不断，不到三年时间里，两位亲人相继去世。这时有人介绍，她没有更多的考虑便嫁给了何振清。
何振清的家境稍好一些，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农村，人们常认为生了儿子便有了香火，也许何家香火太旺盛的缘故吧，两位哥哥以及嫁出去的一个姐姐，每人都生养了两个孩子，六个全是有茶壶嘴儿的，没有一个是女娃娃。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心里嘴上总有一种幸福之余的遗憾。
秦淑芳理解一家人的心思，过门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便给这个家庭生了一个女孩儿。何灵的诞生，给这个几乎清一色男子汉的大家庭带来了笑声与欢乐。何振清两口子更是视女儿为宝贝疙瘩，含在嘴里怕化了，捏在手中怕飞了，一家人的喜怒哀乐几乎全是围着这个山村小公主转的。
由于秦淑芳家庭贫寒，自己体弱多病，灵灵生下来体质也弱，常闹病闹灾的，住院似乎成了家常便饭。乡卫生院住过，镇卫生院住过，县中医院和县人民医院也住过。回忆中，灵灵输过几次血，但却无法查证哪一家医院卫生院的哪一次输血与灵灵感染ＨＩＶ有关。
何振清确信女儿灵灵得了艾滋病，也曾找过几家医院讨说法，但都不了了之。
挽救女儿要紧，何振清便把向医院讨说法的事儿搁在一边，兄弟姐妹凑了３５０００块钱，让何振清抱着女儿到了北京。
在北京住院期间，何灵的病情得到缓解，打、跳、笑、闹、玩，恢复了小孩子的常态。偶尔，护士还教她背两句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阿姨，黄河不是流向海里的，是流向山里的。”灵灵天真地给教她背唐诗的护士阿姨“纠”起错来。
“灵灵，黄河是流向海里的，那个海叫渤海，好大好大的海。”
灵灵还是不信：“没来北京之前，我每天每天都要看黄河，黄河就是朝山里流去的呀！”
钱花完了，何振清又抱着女儿回到了黄河边：“爸爸，你看黄河不是流向山里了吗？为啥护士阿姨偏要说‘黄河入海流’呢？”
父亲笑了笑：“灵灵，你说得对，护士阿姨也说得对。”
灵灵睁大了眼睛：“为什么？”
“从我们这儿看，黄河是朝山里流去的，如果爸爸带你翻过山去看，黄河便流向海里去了。”
灵灵的聪明，给了何振清几许安慰。或许正是这几许安慰，又给何振清带来更难言、更沉重的痛苦。
该上学了，何振清带着孩子去报名。老师头也未抬：“哪个村的？”何振清回答：“旗杆坪。”“啥名字？”“何灵。”
“何灵？！”老师手中的笔不动了，眼镜儿差点从鼻梁上跌下来，“我们这儿不收她，不收她！”
“为什么？”
那位老师如同回避瘟疫一样迅速离开：“你到县里去吧！”
旗杆坪离县城二三十里地儿，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得了艾滋病的孩子，能跑那么远去读书吗？更何况县里学校能不能收也是一个问题呀！
不能读书，终究是灵灵心中的一件憾事，这件憾事一直伴随着灵灵走完人生最后一个脚印。
灵灵发病了，何振清卖了房子，凑得两万多块钱又带灵灵上了北京。钱用完了，何振清又抱着灵灵回到了黄河边上的小山村。如此反复，已将何振清的精力和财力耗尽。
灵灵又发病了，高烧，咳嗽，心悸，而且淌了许多鼻血！
“爸爸，我们还上北京吗？”
何振清抹去眼中的泪水，无法回答灵灵的期盼。
“爸爸，北京真是神了。不然，为什么我得了病一到北京就好了呢？你带我去北京吧，病好了，我给你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好吗？”
何振清再也控制不住了，一把将灵灵揽进怀里，放声大哭：“灵灵，我的乖孩子，爸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啊！”
顽强的生命力，又让灵灵奇迹般地多活了半年时间。
秋风起了，秋水凉了。此时的灵灵，已失去以前所有的活力与光泽，在父亲怀里，乍看像一把串起来的骨架子。一切都荡然无存，存在的只有那首唐诗和那个遗愿。
“爸爸，你说你带我去看海，去看黄河入海的地方，我去不了啦！”
“不！灵灵，爸爸要带你去的，一定带你去的！”
“爸爸，我去不了了，灵灵走不动了。不去看海，我也知道黄河是流向海里的。小惠告诉我，老师给她讲了好多好多东西；小惠也跟护士阿姨说的一样，咱家门前的黄河是流向渤海的。如果我上学，我早也知道这些道理了，可是——”
“灵灵，你别说了，都是爸爸的错哇！”
“爸爸，你别哭了，我给你背诗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字尚未出口，只是一丝气息，灵灵便永远地离开了她亟想知道但又无法知道的世界。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我想上学！”
２００１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的以防治艾滋病为主题的晚会上，一个中年男子拉着自己８岁的女儿在掌声和泪光中出场。他出场不是表演节目，而是向台下师生们、向全社会发出呼唤：
“我的女儿是无辜的！我想让她活下去，希望社会救救她！”
这名中年男子名叫张建启，他的年仅８岁的女儿名叫夏青，是一名ＨＩＶ感染者。
张建启是河南雎县河堤乡的一个农民，２００１年４月，女儿得了一场大病，开始以为是感冒，吃了一些药仍不见好转，高烧不退长达５０多天，而且身上开始起疱疹。
张建启感到女儿不是一般的“感冒”了，便带着孩子来到雎县人民医院进行医治。
前段时间，河南个别农村发生的大规模ＨＩＶ感染事件震动了社会各界，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医疗卫生机构的高度重视。雎县人民医院收治夏青时，就觉得这个孩子的病有些异常，要求对夏青做血液检验。
血检结果出来了，夏青的ＨＩＶ抗体呈阳性，基本认定夏青是一名ＨＩＶ感染者！
张建启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医院建议张建启带孩子到省上进一步确诊。
于是张建启带着夏青来到河南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再次进行血检。
最后结果出来了，血检报告单上醒目地写着：ＨＩＶ抗体呈阳性！
痛苦悲愤之余，张建启不明白孩子怎么染上这种怪病的。
医生耐心地告诉他艾滋病传染的三个主要途径：性、血液、母乳。
第一个原因完全可以排除，第三个原因可否排除呢？
夏青不仅可以直接从母体染上艾滋病，她母亲也为孩子输过血啊！如果说夏青染上ＨＩＶ是一个严重的医疗事故的话，如果说张建启要向有关医院讨个说法的话，对夏青母亲进行血检将是必不可少的一关，只有排除夏青母亲传染ＨＩＶ的可能性，才有可能追究相关医院的责任。
检测结果出来了，孩子母亲的ＨＩＶ抗体试验为阴性。证明夏青感染艾滋病与母亲无关！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惟一有关的感染途径就是输血了。
经过回忆，张建启认为女儿感染上艾滋病，很可能与六年前的一场大病有关——
１９９５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年仅两岁的夏青因肠坏死手术，在河南雎县某医院接受过输血。当血输了不到２５毫升时，医生说血稠，便改输夏青母亲的血。
１９９９年底，小夏青又得了血小板减少症，医院又给孩子输了４个单位的血小板，并连续输了三次血。这次所用的是某血站供应的血小板和血液，是经过医生全面检查的，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关键是１９９５年输的那２５毫升，难道十恶不赦的艾滋病魔鬼就藏在那２５毫升狭小的容积里？
张建启找到医院，医院方面作了明确的答复：“１９９７年血液统筹后出了事我们管，之前管不了。”
对于此一答复，张建启当然不服，虽经多方奔走，向医院讨说法的事至今仍无进展。
跟医院交涉没有结果，总不能拉下孩子不管吧？正当张建启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好心人闯进了他们的生活。
这位好心人就是国家天文台研究生李丹。
２００１年１月，在好心人李丹的帮助下，张建启带着女儿来到北京地坛医院进行治疗。
可爱活泼的小女孩夏青来到北京治疗艾滋病的消息，经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报道后，父女的命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也有人视艾滋病人为洪水猛兽拒绝给予关怀的，比如张建启父女俩租住房子的房东，在看到当天北京台播出的有关新闻后，立即让父女俩搬出去。万般无奈，张建启带着女儿顶着寒风，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寻找一处栖身之地。
虽然张建启父女俩遇到了不快与烦恼，但今天社会的光明度，还是足以暖开这对不幸父女的心扉的。对于社会的包容与关爱，对于多数好心人伸出的援助之手，张建启感慨万千：
“从内心讲，我很庆幸。在地坛医院，我们遇见了像徐克沂、张福杰这样的好医生；而且夏青的事情在媒体上报道后，我们得到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说到这里，张建启的眼睛潮湿起来，他举例说：“住在上地桥的一位谢老师，托女儿专程来医院看望夏青，还捎来了５００元钱并热情地告诉我，说如果在北京没地方住，他们一家可为我们提供免费吃住的地方。这种好心人，北京多得很呐！”
张建启又指着床上一堆礼物说：“这些都是同情夏青遭遇的人送给她的礼物。这是和她同龄的小朋友送她的毛毛熊和书包，还有热心的阿姨叔叔买来送给她的图画书和文具盒。”
小夏青是一个聪明好动的孩子，但是在医院里，生活的空间很狭小，她无法接触到同龄的孩子，与他们一起唱，一起跳，一起玩儿。在病室里，她最开心的朋友，就是叔叔阿姨们送来的毛毛熊和小布猴了。爸爸看见小夏青特别喜欢动物，抽空带她进了一回动物园。小夏青本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没见过北京有这么大，也没见过动物园有这么大，更没见过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她高兴极了。看够了地上跑的，又看天上飞的，她最喜欢的就是金丝猴和小猩猩了。
她跟金丝猴说话，金丝猴不理她，“刷”地一下跃到树梢上，给夏青做着鬼脸；她又逗小猩猩，小猩猩这家伙人的灵性还不小，它挤眉弄眼抓耳挠腮地直冲着小夏青乐呢！
以后每当小夏青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总要缠着爸爸上动物园。
当然，最令爸爸难堪的事儿就是小夏青吵着要上学了。
叔叔阿姨送的图画书看完了，小夏青觉得不解馋，便扯着爸爸的衣角说：“爸爸，咱们回家吧！回家我好上学。”
张建启该怎么回答女儿的正当要求呢？想到女儿的病，张建启鼻子一酸，眼泪直往肚子里咽：“青青，你需要上学，但现在你的病情不允许你去上学。如果你想上，爸爸将来找一个阿姨来教你，不过你得听话，知道吗？”
“我知道。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小夏青有些急了，她着急，也许就是为了那个回家上学的愿望吧。
张建启觉得，回家是个无奈的结局，但这却是必然。
张建启心里很清楚，全家老小五口人，全靠他一人在建筑工地打工维持生活，即使是全家人不吃不喝，一年到手的钱也不过三四千块钱。而女儿在医院治疗，每月药费最低也得５０００元左右，相当于张建启一年的收入。而且这还是一般性的治疗，如果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如鸡尾酒疗法等，花的钱更多！并且夏青一旦用药，就不能中断；假如停止用药，病情就会反弹，甚至危及女儿的生命。如果现在就不用药，医生说，小夏青最多还能活一年多时间。
对于张建启这个３０多岁的农民来说，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由于新闻媒体介入，张建启又有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本文开头那一幕，他带着他的女儿向社会发出泣血的呼唤：
“我的女儿是无辜的，我想让她活下去，希望社会救救她！”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救救孩子！”（1）
想上学的“ＡＩＤＳ”儿童何止何灵和夏青。
年仅８岁的艾滋病患者李鹏鹏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想不想读书”问题时说：“想！我做梦都想尽快回到学校里和小朋友在一起！”
李鹏鹏是安徽省临泉县迎仙镇韦小庙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打从他能够记事开始，他就与“感冒发烧”、“肺部感染”等病症结下了不解之缘，隔三差五感冒、发烧、身体不适，成了乡、县两级医院的常客。
李鹏鹏的病总是好了又患，患了又治，每一次治疗，医生总免不了在处方笺上写下“肺炎”、“肺结核”等字样。
从１９９７年开始，鹏鹏的病加重了，而且发病时间间距也缩短了，动不动就进医院打吊针，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一直折腾了两年多时间。
后来医院通过血检，证明李鹏鹏感染上了艾滋病。几乎所有给鹏鹏会诊的医生和专家都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