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为着解决俄国革命“怎么办”的问题，就有了那篇著名的《怎么办》的论著。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就面临着关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不同的主张，也就有了分歧。周恩来在此不仅提出“怎么办”的问题，而且他还要回答“怎么办”，因此，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严肃：“建立苏区的条件，中央和军委认为应该是：第一，便于我们作战，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应该比较大，以便于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然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使我们不易反攻。敌人正企图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第二，群众条件，要人口较多，有利于红军本身的发展，便于我们做好扩红的工作。但是，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抚边一带，据我们初步调查，人口只有20万左右，其中少数民族还占多数。第三，经济条件，应是能解决军队供给的地方。而这一带粮食奇缺，牛羊有限，解决我们的穿衣都成问题，军事上的补充更困难。因此，在岷江两岸的懋、松、理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长久陷在这里，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接着，周恩来进行了战略部署：“至于谈到战略行动问题，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发展不利，向东过岷江对我亦不利，因敌在东岸有130多个团；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比较多，人口多，山少。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开展运动战消灭敌人。可向陕西还击敌人，再向北行动，背向西发展，南可以以青海南部作依靠。四川方面，现有地区可以成为游击区。得到的地方，是否再扩大，到时再决定。我们现在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是我们的任务。现在，我们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行动要迅速。第二，要高度机动。现在敌人已先我部署，因此我们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让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要被敌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第三，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如遇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
讲到这里，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说：“关于战争指挥问题，我想简单讲三点：一是应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军委。二是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三是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须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周恩来的报告鲜明地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共同主张，通过周恩来的口亮了出来。
那么，张国焘呢？他将怎样回答这个“怎么办”的问题？与会者都在等待张国焘讲些什么。张国焘也看出了这一点，因而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第一个发言的便是张国焘。他介绍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以来的情况后，讲道：“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恩来
同志刚才已经谈得很多，本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是，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方向进攻，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发展，我们要受地势所限制；向西边发展，要越过茫茫草地，一片泽国。如果过冬没有帐篷，部队无法生存。现在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估计胡宗南至少有15个到20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我们也要集中20个团在松潘地区对付胡宗南，不然会吃亏。如果我们要向甘南发展，一定要打下胡宗南的几个团，才能站稳。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力量增强了，指挥统一了，经验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占领大的区域。”
张国焘这番讲话，细细琢磨起来，也是很有味道的。他首先表示同意政治局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同时对两种战略方针进行了比较分析，表露了自己坚持的向南的战略方针。看来，他从茂县到懋功这段路没有白走，因为他发现这一带适合红军的生存，由此产生了南下的意图，并认为红军南下才是出路。
当然，从张国焘的语气来看，一切都好像还有商量的余地。
博古发言，赞同周恩来的报告，也就是赞成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是在博古发言后开腔的，他听出了张国焘的意图，因而他如此说道：“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要用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使张国焘放弃南下的意图。
“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国焘当即发问。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中央红军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10月之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古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毛泽东自己问自己，接着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讲话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的发音轻重，他都在品味，那味道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无论怎样，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内称：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样，政治局从党的组织原则上，否定了张国焘的主张，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张国焘表示同意这一决定。但他心里很不得劲儿，本来他是雄心勃勃地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挽救红军，没曾想中央完全否定了他的思路，因而散会的时候，他沉默不语地走出了会场。
看来，张国焘是口服心不服。
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尚未构筑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一方面军立即自懋功一带北上。
那么，张国焘此后的心思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凯丰激怒了张国焘
当一个人心里窝着一股火没处发的时候，一切都将变成导火索。
开完会，张国焘无精打采地回到住处，在与秘书长黄超共进午餐的时候，黄超不言不语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星报》递给他看。张国焘莫名其妙地接过报纸，看到登有一篇《列
宁论联邦政府》的文章，署名是凯丰。他立刻意识到这篇文章与自己有关，指着文章问黄超：“你看过没有？说些啥子？”
“张主席，你看看再说。”黄超不动声色地说。
张国焘略为浏览了一遍，顿时脸红筋胀起来，内心窝着的那股火便喷射出来。
“嗬！我一到懋功，中央就唆使人写文章反对我，看来是有预谋的哟。”张国焘咬着牙大声说道。
“张主席，把饭吃完了再说，中央的同志怎么能随意批评我们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哩，不像话。”黄超见张国焘生气了，就劝慰着。
“中央的留俄人物，就会生硬地拿着列宁的教条来打人。我的西北联邦政府，有哪一点违反列宁主义？……居然无中生有说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国焘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大声叫喊着。
生性多疑的张国焘，认为这不是一件平常的小事，一定是中央在他未到抚边之前，就策划好的一场“反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凯丰，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而已。这篇文章也不过是在两军会师表面欢乐融洽的空气里升起的一颗信号弹，他仿佛闻到了一点火药味。他气得只吃了一碗饭，便急匆匆离开用餐的地方。
“张主席，这张报纸是一方面军的一个干部私自交给我的。中共中央在两天前就印发了，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黄超跟在张国焘后面，火上浇油。
“噢！还有这等事！怎么将一、四方面军分别对待？这是小组织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中央越搞越不像话了。”张国焘更是怒气冲天。
回到下榻处，张国焘坐卧不安，他决意要找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问个究竟。就在这时，张闻天出现在他的面前。
张国焘将这份刊物递给张闻天，并问道：“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关于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反对这种不顾实况生硬地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张闻天被问得哑口无言。
张国焘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什么我已到了此地20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抚边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张国焘当着张闻天的面，质问了一通，指责了一通，多少感到一些快意。
张闻天面对张国焘的一番质问和指责，仍然保持平静的心。他想，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师，目前的形势还相当严峻，两军应加强团结，一致行动。此时不宜讨论这些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眼下，必须把张国焘心中的不快扫出去。于是，便用一种劝慰的口气对张国焘说：“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这次又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师。国焘兄领导四方面军有方，成绩斐然。我一看见四方面军，就感到是一支强壮的部队，非常高兴。中央哪里会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呢？凯丰同志的文章，是他个人的意见，今后还可以探讨嘛。”
张国焘一听，张闻天称赞他和四方面军，倾斜的心态仿佛平衡了许多。但他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正像他在《我的回忆》中所写的那样：
他（引者注：指张闻天）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方面军。
在张国焘看来，只有中共中央把他捧为英雄，才算是对他的真诚，否则就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张国焘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员，何以对中共中央的评价看得那么重？看来他需要一种对他有利的声势，而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本人没有作过多的褒扬。也许正因为如此，张国焘才感觉到张闻天为什么不愿意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他进行褒扬的原因。
虽然张闻天的话只是代表自己对他的一种安慰，但也令张国焘无话可说了。不过张国焘心里仍感到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背景，不然，他凯丰何以无缘无故地写这么一篇文章？张国焘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同张闻天进行一次深谈，从侧面了解凯丰这篇文章的用意。
就在张国焘欲要开口的时候，周恩来走了进来，张闻天便随即向张国焘告辞。
周恩来的到来，为张闻天提供了脱身之机。不然，后来的谈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实难预料。
张国焘没有同周恩来谈起凯丰那篇文章，倒不是张国焘不想在周恩来面前提起此事，而是周恩来带来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周恩来还说明这个决定在张国焘未到抚边之前业已作出，现在是通令全军知照。张国焘见自己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喜形于色，脸上露出笑容。虽然这个命令事先没有向他通气，但他并不认为中央是独断专行，相反他感到中央并没有小看他；也尽管他对这一职务并不那么满意，但他觉得这毕竟向前跨进了一步。于是便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两军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
刚才还为凯丰那篇文章的事窝着满肚子气，现在却烟消雾散了。
这场风波，纯系凯丰惹事所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