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问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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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问苍天-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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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时三十三岁,结婚只有十个月。那年年初,他和妻子曾乘船到加勒比海度蜜月。吉姆最关注他的事业、热爱下坡滑雪、新婚。突然间,他要面对死亡的事实,他需要援助。

    在吉姆的邀请下,我开始陪伴他参加附近医院的一个治疗小组。人们参加治疗小组有不同的原因:改善自我形象、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克胜一种癖好等。这个治疗小组名叫“珍惜今天”,当中包括濒临死亡的人。他们用委婉的说法——“威胁生命的病”代表癌块、多发性硬化、肝炎、肌肉营养不良和其他类似的病。小组的每个成员都知道他/她的生命已经浓缩至两个问题:生还,以及若不生还,就是预备死亡。

    第一次小组聚会令我感到辛苦。我们在一个开放的等候室聚会,大家坐在便宜、艳丽、橘色的塑胶椅上,这样选择无疑是想制造一种惯性的喜悦气氛。看似厌倦工作的男护士推着担架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升降机的门不时开者关着。我尝试不理会附近的扩音机,因它定时传出报告或呼喊某位医生。

    小组成员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通常不理会死亡,他们似乎极度需要谈论死亡突如其来的侵袭。聚会以每一个人的“报到”作开始。自上次聚会之后,有一个人死了,社会服务工作人员把他如何度过最后的日子,以及他的葬礼等详情告诉我们。吉姆低语告诉我,这种报告最令这个小组沮丧:小组的成员时常销声灭迹。

    我预料聚会的气氛会是阴沉的,但情况刚好相反。当然,他们可以随时流泪,但这班人却可以轻易地、安然地谈论疾病和死亡。这个小组是一个合适的地方让组员可以自由谈论,也可以得到别人同情的反应。他们描述大多数的朋友都会用悲伤、几近奇异的态度回避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患病的事实。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可以放下所有自卫的障碍。

    南希炫示她所买的新假发,这是用来遮盖她的秃头,那是接受化学治疗而产生的副作用。她开玩笑地说,她常常希望拥有一头直发,而现在她的脑瘤使她终于有藉口可以得到了。史提夫是一个年轻的黑人,承认他对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感到吃惊。他少年时曾与何杰金病搏斗,似乎胜利了;但十年后的今天,症状竟意外地再度出现。他不知道怎样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未婚妻。洛雷因正忍受脊髓瘤的痛苦,故此她整个聚会都是躺在地上,很少说话。她说她来不是要说话,而是哭泣。

    这个等候室使我最有深刻印象的人,是一个较年长的女人。她漂亮、灰色头发、面宽而瘦,好像一个东欧的移民。她用浓厚的声调简单自述,表白她很孤单。这一组人就问她有没有任何家人。她回答说有一个独子,正向德国的空军总部尝试请紧急事假回来看她。她的丈夫呢?她好不容易地吞咽几次,然后说:“他只来看过我一次,那时我在医院里。他将我的浴袍和少许东西带给我。医生在走廊告诉他我患上白血病的消息。”这时她的声音开始沙哑,又用手轻擦眼睛才继续说:“当晚他回家,收拾所有东西就走了。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你们结婚多久了?”停顿一会后我向她发问。“三十七年。”这时全组人都因她的答复而大声喘气。(我后来得知一些研究报告指出,若伴侣患上末期病症,婚姻破裂的比率是百分之七十。这一组有三十个人,没有一位成员的婚姻可以维持长过两年的时间——包括我的朋友吉姆在内。)

    我参加这一个小组聚会有一年之久,当中每一个人活得特别紧张,这种情况只有死亡才会带来的。我当然不能说我“享受”这些聚会,那是错误的字眼。然而,这些聚会却成了我每一个月最有意义的活动。这种聚会与宴会完全相反,宴会上的宾客尝试用地位、权势和才智的标记去加深彼此的印象;但这里没有组员想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衣着、时款、住宅装修、工作头衔、新车——对正在濒临死亡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珍惜今天”聚会似乎证明了受苦的“扩音器价值”。他们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更集中注意终极的问题。他们不能否认死亡的事实,正如奥古斯丁说,他们每天都“被死亡镣铐的叮当声震聋。我不禁期望我一些肤浅、享乐主义的朋友,能够参加一次这样的聚会。

    我居然胆敢写一本书讲述这个主题,在这些人当中,我显得无知。这一年,我在这所受苦的学校如仆人坐在老师脚前学习。我在以下几章要写关于面对受苦和帮助别人的内容,大部分资料都是从这个小组的经历一点一滴地搜集得来的。

    什么东西最有帮助

    我们能作什么可以帮助那些受伤的人?当我们受苦时,谁能帮助我们?

    我以一些叫人失望的好消息作开始。叫人失望的地方,就是我不能给你一个魔术公式。你说帮助受苦的人,其实,你并不能帮上什么忙。历史上有些最聪明的人,曾经从每一个角度探究痛苦的问题,问为什么人会受伤。直到如今,我们发现我们重复相同的问题,但痛苦未曾减轻过。

    正如我曾提及,连上帝回答约伯时,也不尝试解释他受苦的起因或理由。伟大的大卫王、义人约伯,最后甚至上帝的儿子对痛楚的反应,大致与我们相同。他们退缩、觉得痛楚可怕、尽力减轻痛楚,最后也因痛楚而绝望地呼喊上帝。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因为我们不能为痛苦中的人找到终极满意的答案。

    可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没有答案也是出人意外的好消息。当我问受苦的人:“谁帮助了你?”没有一个人说,是一位耶鲁神学院的博士,或一位出名的哲学家。受苦的国度是民主之国,我们人人只能带着赤裸的人性站在国中或旁边,此外别无所有。我们人人都有同样的能力帮助人,这是个好消息。

    没有人能包装或抑制“对痛苦的恰当反应”。面对一个个别的人说合适每一个人的话,几乎往往都是无价值的。如果你去到受苦者当中问他们想要那些帮助的话,你只会发现彼此不调和。有些受苦者回想起朋友极力分散他们对痛楚的注意力,别的人可能认为这种方法近乎侮辱。有人渴想诚实、直率的对质,别的却发觉这样讨论是叫人难以忍受的郁闷。

    换言之,没有魔术可以治疗受青痛苦的人。这样的人大多数需要爱,因为爱本身可查察出对方的需要。Arche运动的创始人瓦妮埃说得好:“被苦难和疾病打击的受伤者只要求一件事:一颗爱心和委身给他们,一颗心对他们充满盼望。

    事实上,“我如何帮助那些受伤的人?”这问题的答案,与“我如何爱人”。这问题的答案完全相同。如果你向我素求一段经文教导你如何帮助受苦者,我会介绍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以及它描述爱的动人内容。一个受苦的人需要爱,并不是需要知识和智慧。上帝的行事方式也常是这样,他会用十分平凡的人带来医治。

    虽然如此,爱本身可分解成特别和实际的行动。我们遇见受苦者出现在每间学校、每间教会、每个公共建筑物以及每间医院,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当我听过他们所说的话,我得到结论,每个受苦的人都有四个“领域”要他们搏斗:恐惧、无助、意义和盼望。我们如何回应苦难,大部分在乎我们在这些领域中奋斗的结果。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恐 惧

    我经历了那令我大大昏倒的时刻,

    我看见永恒的侍者拿着我的外衣并窃笑,

    总而言之,我很恐惧。

    ——艾略特《普艾弗的爱歌》

    恐惧是普世人对受苦的最初期反应。毫无疑问,它也是唯一最大的“复原敌人”

    多恩对恐惧非常熟悉。他写下他的默想的那天,正是淋巴腺鼠疫——黑死病——浪潮在伦敦市蔓延之时。最后的一次流行病就杀死了四万人。有几千人逃到乡间,整个邻近的地区变成死城。多恩有六周之久临近死门关,相信他已经感染鼠疫。医生所用的疗法如鼠疫那样恶劣:流血,奇怪的膏药,用毒蛇、鸽子驱走有害的烟雾。

    多恩发现照顾他的医生面露恐惧之色,之后就写了以下的叙文:恐惧暗暗地走进每一个行动或思想中的情感,好家体内的气会模仿任何疾病,看似结石,看似痛风,故此,恐惧也会模仿任何思想的疾病……一个人不怕狮子却怕猫;不怕饿死的人害怕放在桌上供他食用的大肉片…我不知道恐惧是什么,也不知道我现在恐惧什么;我不怕死亡快到,但我却怕病情恶化。如果我否认这一点儿的惧怕,就是掩饰我的天性。

    有人或许以为自多恩所处的世代开始,医学进步必大大减少我们的恐惧。事实却非如此。现代的医院将病人安置在私人病房,有病的状态可以令他们整天躺卧,却不能控制他们的思想。复杂的机器发出呼呼、轧轧声,有些机器附有针头插进病人的身体里。在外面的走廊上,医生和护土降低声量讨论诊断的结果,查看复杂的图表和数字。病人被刺、研究、抽血,并作记录,当然“都是为了你的好处”。这些全都是病人滋生恐惧的最佳原因,就如葡萄状球菌在医院的走廊上滋生一样。

    痛楚增强器

    我们谈论过恐惧是一种情绪,但实际上,恐惧的运作更像一个反射器,即时带出生理效应。肌肉不由自主地拉紧、收缩,往往加增受伤神经的压力而引致更多痛楚。血压也会改变,脸上可能会变成苍白或发红,一个十分惧怕的人甚至会血管闭塞和晕眩。所有动物都有恐惧感——速变形虫也会避开热、痛楚——但人类却似乎特别敏感。例如结肠痉挛是人类常见的焦虑征兆,却不存在于其他品种中。

    当基于思想产生的恐惧情绪渗入身体最隐密的地方时,就改变痛楚的知觉。极度恐惧皮下注射器的人接受注射时,绝对比一个糖尿病人更感痛楚,因为糖尿病人已经习惯每天要注射。两个人有相同的生理。只是恐惧使他们有别。

    芝加哥大学研究员皮特里根据人对痛楚的回应,发现了一个系统可以将人分成三类(她的讨论裁于《个别人的痛苦与苦难》一书):“增强者”有一个较低的痛楚阔,倾向夸大所有痛楚;“减压者”显示一个较高的痛楚闻,可以忍受更多痛楚而没有显见的忧虑;“中庸者”是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皮特里发现,恐惧是唯一因素最能描述增强者如何对待痛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医学院的比彻研究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他惊讶地发现在三个严重受伤的士兵中,只有一个要求注射吗啡。许多人说他们不觉得痛,或痛楚并不厉害。这种模式与比彻当私家麻醉师时所见的有着强烈的对比:甚似士兵受伤的病人,有百分之八十乞求注射吗啡或服用其他止痛药。

    吗啡的神奇功效主要是减低病人的恐惧和焦虑。明显,士兵的恐惧被别的事物取代了:若不是因受伤的意义而生发的骄傲感,就是在某些情况中,因为能远离战场而觉得解脱。比彻总结说:“伤口本身和经历痛楚之间是没有简单及直接的关系。痛楚极大可能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

    我们大多数人容易辨认伴随受苦而生的恐惧。我们害怕痛楚的经历,怕未知之数,或者也怕死。我是个负担吗?我现在失去了什么?我有未来吗?我会再度健康吗?我正在受罚吗?

    不论身体或心理忍受者痛楚的人,往往会有一种难忍的孤独感。他们觉得被上帝、被人遗弃,因为他们必须独自忍受痛楚,亦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孤独加增恐惧,继而加增痛楚,而这个螺旋一直向下转。

    有一晚,“珍惜今天”小组的一个成员带来了一本满布图画的书,是病中的儿童亲手画的。书中的线条人像和简单字句,生动地表达了孩童基本的恐惧。一个男孩画了一架巨大、丑陋的军事坦克车,武器林立。就在坦克车前面,即枪管的末端,他画了一个细小的线条人像——是他自己——举着一个“停止”的红牌。

    另一个男孩画了一支特大的皮下针管,末端装上倒挂的鱼钩。一个八岁女孩把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情景画上,上面的字幕是:“我觉得孤单,想睡在自己的床上。我不喜欢这里,这里的气味古怪”。翻过几页,同一个女孩画了另一幅昼,背景是医生的办公室。椅子、诊病桌和档案柜都很巨大,但女孩却将自己画得十分小,坐在桌子的边缘,她口中吹出的气球只有三个字:“我惧怕”。

    除掉惧怕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本书最初有一半内容完全表达了我个人尝试“除掉”惧怕这个情绪问题。认识痛楚和了解痛楚在人生扮演什么角色,都帮助我减轻惧怕。目前,我不会把痛楚视作必须克服的仇敌,而是把它视作我必须适应的一个保护信号。我惊讶神经系统有着这个难以置信的设计。我不把痛楚视作必须设法漂白的污渍,而是把它视作我身上的警告信号,告诉我基本重要的起因。

    痛楚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让我身体引起我的注意。因此,我开始细听痛楚发出的声音。因为我现在明白痛楚的价值,受苦不再是那么可怕了——我也发现这样的领会带来感恩,这是我力抗恐惧最有效的情绪武器之一。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灵性的层面,我对圣经的研究使我确信,受苦的事实并不是上帝要对抗我。我主要透过耶稣的榜样。学习看见上帝站在我们身旁;保罗恰当地称上帝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林后一s)。

    圣经是基督徒的一本指南,我也相信有关受苦的问题,当中的智慧之言会为恐惧提供了巨大的解毒剂。”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个人认识全爱的上帝可以征服恐惧,正如光消灭黑暗一样。我不必拚命用力“鼓起信心”,因为上帝已经充满爱的关注,我不必以属灵运动去感动他。

    基督徒有许多有效资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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