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年老时，希望不会将日子花在消毒过的床褥上，并在无细菌的环境中带上人工呼吸器，避开外界的危险。我希望站在网球场上，竭尽心力与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凌空杀球；又或者我在最后一次远足时，气呼呼地拖看脚步走往约塞米提瀑布，再一次感觉水花溅射在我敲起的面颊上。简言之，我希望不再让自己与痛楚隔绝，以致我不能再感受快乐。
与敌为友
运动员和艺术家同样学会长期的挣扎和努力，几乎是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成就的前奏。米开兰基罗经过多年的劳苦和伤痛，才创做出西斯庭教堂的壁画，至今带给无数人快感。任何人曾经在厨房建造厨柜或培植一个植物花园，都可以从较世俗的事物中认识同样真理：经过痛楚而有的快感，会把痛楚并吞。耶稣用妇人生子作类比：九个月的等候和准备；生产时的痛楚，然后是孩子出生的狂喜（约十六21）。
我有一次访问葛罗宾先生，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人单独驾船环游世界（他的故事可见于他的著作及其电影《鸽子》）。罗宾开航的时候，只是一个未成熟、十六岁的年轻人，他不是寻找前途，而是耽延。在漫长的旅程中，他招到一个强烈的海洋风暴，被撞倒在舷侧。一股凶猛的巨浪将船桅折断为二，使他幸免于被水柱淹没。他停留在赤道之海洋无风带——无风，无急流——忍受者这样的绝境。他把一罐油倒在船上，点上火后就跳入海中。（突然一阵狂风很快地使他改变心意，他跳回船上，弄熄火焰，继续他的行程。
五年后，罗宾驶进洛杉矶的海港，受到船只、旗帜、到众、记者、响着喇叭的汽车和蒸气汽笛声的欢迎。那时他的快乐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异于他所体会过的任何经历。纵使他从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快乐之旅回来，总感觉不到那种情绪。环游世界旅程的痛苦，可能造成他这次凯旋归来的欢腾。他起航时，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归来时，却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男子汉。
罗宾被自我成就带来的健康感激发，就立刻在蒙塔那州的加里斯表买下一小块农地，建筑了一间茅屋，是用人手伐木而成。出版社和电影代理商都尝试用巡回全国宣传旅行、脱口秀合约和优厚的花费利益利诱罗宾，但他却全部推却了。
我们现代人受到安逸的环境保护，总是倾向把我们的不快乐归咎于痛楚——我们所认为的大仇敌。如果我们有办法将痛楚从人生除去，啊，那么我们就会快乐！但正如罗宾的经历已说明人生不能如此轻易地分割。痛楚属于无缝组织感觉的一部分，又往往是快乐和满足的必需前奏。快乐的关键不在于付出一切代价避免痛楚，而是在于认识痛楚的角色：护卫人的警报系统，服侍你而不是攻击你。
我体会到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痛楚，也适用于其他“敌人”。当敌人呈现眼前，我问自己：我能否从仇敌身上找到感恩的理由？出乎我的意料，答案几乎常常都是肯定的。
恐惧又如何呢？例如：我们为何要为恐惧感恩？我知道恐惧背后的生理学，身体会用以下的方法表达：少量的肾上腺素加速心跳速率、增加皮肤磨擦、加快反应时间，并供应额外力量——这些全都发生在千分之一秒的恐惧内。我试想象一项运动如下坡滑雪，若没有恐惧这个护卫反应，情况会是怎样：恐惧使我免于做出鲁莽的行为。恐惧好像痛楚一样，可作警报系统用，但这功能额外的好处是预知损害会出现。
有人问瑞士医生和作家杜尼尔，他如何帮助病人去除恐惧。他回答说：“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人生每一件有价值的事都是使人惊恐的。选择学校、选择职业、结婚、生孩子等，所有事情都是使人惊恐的。如果它们不可怕，就没有价值了。”
试考虑另一个显然的敌人：内疚感；许多人想从人生除掉这个人类的普遍反应。但请你想象一个没有内疚感的世界、一个没有行为抑制的社会。美国法庭的制度订下心智健全的标准，就是人有分辨善恶的能力，而一个没有内疚感的世界必会使人倾向精神错乱。
内疚感是对良心发出一个痛楚信息，告诉良心有些事情做错了，应该处理。处理内疚感有两个步骤是必需的：第一，人必须指出内疚感的起因，好比人必须指出他／她痛楚的起因一样。现今的辅导大部分都是处理这个程序，除去错误的内疚感的理由。但必须有进一步的步骤，就是走上没有内疚感的小径上。
内疚感的觉察功能好像痛楚一样，是一种动力去除不快的感觉。然而，它基本的主要目的是处理根由。除非你首先让内疚感引导你走向饶恕和合好，否则这个感觉终久不会帮助你清除真正的内疚感。内疚感本身不会带你到任何地方去，正如痛楚一样：二者同是有方向的，同是需要你迫切注视的症状。
或者，我想到一个没有另一种痛苦的世界：孤独的痛苦。若除去我们内在的需要感觉——使我们不至于成为隐士的激励感——友谊，甚至爱应否继续存在？我们岂不需要孤独的力量使我们脱离孤立，又推动我们走向人群吗？
我无意掩饰或降低存在于这个世界十分真实的苦难。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又感觉不能阻止这悲剧时，我们仍然可以控制自身的某些反应。我们可以在悲痛和忿努中责骂人生的不公平，剥夺了我们的快感和喜乐。或者，我们可以从意外的消息找寻益处，甚至从我们显然的敌人身上寻找益处。
我最近听闻一项调查，被访者是居住在伦敦的年老公民。“哪一刻是你一生最快乐的”。对于这个问题，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回答：“闪电战！”每天晚上，笨重的德国空军轰炸机将数吨炸药丢在城中，把一个骄傲的文明社会击碎。如今，受害者居然留恋看过去那些日子！在那段黑暗及恐怖的日子，他们学会挤在一起，为共同目标而奋斗。他们学到勇气、分享和盼望等品德。
当不幸的事情发生——与妻子意见不合、与朋友发生痛苦的误会、因失责而产生内疚感的痛楚——我会看待那事件如同身体的痛楚。我接纳它是一个信号，提醒我注意问题需要处理。我努力表达感恩，不是为痛苦本身，而是为有机会回应，把看似不幸的事变成好事。
被快乐所惊讶
耶稣简明地捕捉了人生的吊诡的实况：“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十六25）”这句话在福音书经常重复出现。这样的一句话违反了高级心理学提倡追求“自我实现”，但结果证实它不够高级。基督教提供了进一步的洞见，说明真正的满足不是透过满足实现而得，而是透过服侍他人而得。这个意义使我来到痛/乐原则的最后说明：基督教的服侍观念。
我从事新闻记者的生涯中，曾访问过不同的人、回顾以往，我大致上可以将他们分为两类：明星和仆人。明星包括国家足球联赛的名人、电影明星、音乐演奏家、知名作家、电视名人等等。这些人支配着我们的杂志和电视节目。我们巴结他们，熟读他们的生活琐事一一他们穿着的衣服、所吃的食物惯常的健身活动、他们所爱的人、他们所用的牙膏。
但我必须告诉你，根据我有限的经验，这些“偶像”是我遇过最郁郁不乐的一群，他门大多数曾有婚姻问题或破碎婚姻，几乎所有人都是无望地依赖心理治疗。这些过着极夸张生活的英雄似乎被不能医治的自我怀疑所折磨，真是悲惨的讽刺！
我也曾花时间访问那些仆人。例如布医生，他有二十年之久留居印度乡村，在极穷困的人以及麻疯病人当中工作或是卫生工作者放弃高薪职业，参与门登霍尔协会在密西西比州一个穷乡僻壤的市镇的工作；或是赈济工人留在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孟加拉，或其他贮藏所，人类在此所受的苦已达到国际水平；或是散布在南美洲森林，将圣经翻译成难懂语言的哲学博士们。
我特别尊敬和钦佩这些仆人，高举他们作为激发人心的榜样。可是，我不会妒忌他们。我若果现在把两组人并排一－明星和仆人——做出反省，显然仆人是受人钟爱及仁慈的人。他们收入微薄，工作时间长，又没有受到赞扬，在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中，“浪费”他们的才干及本领。但不知怎样，他们在丧失生命的过程中；却找到生命，因为他们得到“不属这个世界的平安”。
当我想到曾采访过的大教堂时，脑海中不是浮现一间欧洲大教堂的形象；这些教堂现今都成为博物馆了。我反而想到卡维尔的礼堂；想到纽华克一间贫民区教会的屋顶上的灰泥正在剥落和漏水；想到智利的圣地牙哥一间宣教的教会，是用水泥板和波状铁皮所建造。我看见这些建筑物都是兴建在人类的不幸当中，充满著基督徒的爱。
位于路易西安那州卡维尔的麻疯病院，是实行这个原则的一个奇特例子。一个政府代理商买下这块地，又应允发展，却找不到人手清理道路，修补农场苦工的茅屋，并排去沼泽的水。麻疯病的特征令人退避三舍。
最后，隶属仁爱修女会的修女团搬到卡维尔照顾麻疯病人。她们黎明前两小时起床，在炙热的天气下仍穿着古板的白色制服；这些修女比任何海军训练新兵之营地过着更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唯独她们愿意做那些工作。她们掘沟，为建筑物打地基，使卡维尔成为可以居住的地方，一直归荣耀给上帝和带给病人喜乐。她们或者学会了人生最深度的痛／乐结合，那就是牺牲的服侍。
如果我花一生光阴藉着药物、安逸和享乐去找寻快乐，快乐会离我而去。“快乐躲避那些追求她的人”快乐却会突然临到我，家副产品、像出人意外的赏金，因我曾将自己投资进去。而那个投资极有可能包括痛楚。如果没有痛楚，很难想象欢乐是怎样的。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呻吟的地球
试想象一群人住在同一幢楼，一半人想象它是一间酒店，而另一半人却认为它是一所监狱。把它视作酒店的人，可能感到难以忍受；把它视作监狱的人却觉得它出奇地舒适。故此，那些看似是丑恶的学说，最终使你舒适和有力量。对这世界抱有乐观态度的人会变成悲观者，而对世界抱着极其可怕观念的人却变成乐观者。
——鲁益师《上帝站在被告席》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家——地球。请你用眼睛欣赏夏天日落的光辉色彩和微妙的色彩变化。试将你的脚趾插进湿沙之中，站立不动，然后感受海浪的泡沫和浪花。请参观蝴蝶花园，并研究蝴蝶身上的抽象设计：一万个不同变化一概都浓缩在飞行组织的纤细纹理上，比任何抽象派画家的创作更富想象。人身处这些美好事物之中，容易相信有一位仁爱的创造主存在。
然而，太阳可以用大量色彩点缀黄昏，也可以将非洲的土地烘晒成干旱、爆裂的表层，足以毁灭数百万人。若由暴风酝酿出有节奏、撞击的海浪，海浪就曾如二十尺高的高墙碎裂一般，摧毁沿海的村落。那些在野花间飞舞、无杀伤力的彩蝶，平均只能存活两星期，最后就会消失在冷酷残暴的大自然食物链中。大自然是我们堕落了的姊妹，不是我们的母亲；地球虽然是上帝的名胜，却是一个已经扭曲的美好创造。
试观看人类。巴哈、贝多芬、路德和歌德的祖国也赐给我们希特勒、艾希曼（编按：德国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纳粹的灭绝犹太人的活动）和戈林（编按：纳粹德国元帅）。一个弃绝《人权法案》的国家同样带给我们奴隶制度和内乱。作为人类和个人，每一个人里面的智慧、创作力和同情心都是与欺骗、骄傲和自私竞赛。
痛楚也是一样。近前看，痛楚看似是一个可信任及有价值的朋友。从近视的角度看（姑且说从一个生物工程师的角度看），痛楚组织的确是一个最精细的创造工作。神经系统犹如林布兰精美的画作，带着天赋的印记，应该受到我们尊重和敬畏。
然而，我们最常觉察痛楚存在，不是透过显微镜，而是透过不受人欢迎的不幸记号。如果你把每个警告信号连接一个特定源头，这样，痛楚组织可以看来是合理和设计出色。但是，如果你退后环顾所有人类的遭遇——数以亿万计的人受尽折磨、挨饿、流血、患癌症，正齐步迈向死亡——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涌现了。
“痛楚问题”比神经细胞的忠实反应，包含更多问题。当痛楚折磨人的灵魂至失望和绝望时，它有什么副作用？为什么有些生命如此多变，受到关节炎、癌或先天缺陷所支配，而别的生命七十年来却能避过痛苦？诗人布莱克用以下几句话总括人的存在：我的母亲呻吟，我的父亲啜泣，我跳进这个危险的世界……
哲学家喜爱广泛讨论人类的整体苦难，好像所有人的痛苦都是可以被挤压出来放在大锅，然后呈献给上帝，说：这里就是地球的痛苦和苦难，你怎样解释这一切的不幸？但是，正如迦拿马索夫在陀思妥耶夫基斯伟大的小说中指出，痛楚在特定的时间内临到一个人，以及临到一个不应受苦、纯真的人——一个小孩用拳头打自己的胸膛——两者都会提出同样尖锐的问题。
痛楚可能被设计成为一个有效防御的警报系统，但这个行星中有些事情像纠结杂乱的铅丝一样，以致现今痛楚肆虐，不受控制。我们需要使用另一个词汇形容这问题：痛楚表示身体的防御组织，而受苦表示人类的不幸。毕竟，一个患麻疯病的人没有痛楚感觉，却受苦很多。
虽然有些人很幸运免去身体的剧烈痛楚，但人人都会有某种挥不掉的受苦情况：“人格的缺点、破裂的关系、未得医治的童年记忆、叫人窒息的内疚感。我们若要认识受苦，必须离开显微镜—一透视排列好的神经细胞顺服地回应刺激——完全注目大受痛苦的人的脸。”当身体受伤害时，上帝在哪里？“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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