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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氏谢绝黄袍，拥黎继承大位
袁死之后，民国政坛以声望与实力排列名次，袁的接班人，理应为段祺瑞。因此在袁断气之后，北洋系的军头与政客，如徐世昌、段芝贵、王揖唐等在京大员，和北洋系的封疆大吏冯国璋、张勋等驻京代表数十人，在中南海国务院，闭户密议，咸以段为当然人选。因此一袭群雄推戴的黄袍，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的当晚，就要加诸段氏。而为段氏所力拒（不是‘婉拒’）。这故事细节据说是这样的：
袁在弥留之时，未有留下任何遗嘱，只对在一旁送终的段徐诸氏，口述了几个字，一曰：‘他害了我。’此‘他’为谁？无人知晓也。袁又提到‘约法’二字。然袁氏生前的‘约法’，原有两部。一部是为他所废弃的，也是南方反袁派所要维护的‘民元旧约法’；另一部则是袁某立法自制，而颇为美国宪法权威古德纳教授所赞许的‘新约法’。袁氏但提‘约法’二字，亦不知何指也。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们只有拆阅袁氏留在‘金匮石室’中的‘嘉禾金简’了。在金简上，他们发现袁某提了三人之名，顺序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因反对帝制，为袁所憎恨。故袁在生前，殊不愿提段氏之名。第三名据内侍传闻，原为‘太子’袁克定也。但袁在病重时，明知克定为扶不起的阿斗，乃易以段名。因此在袁氏尸骨未寒的数小时之内，段的国务院内冠盖云集。北洋系文武大员数十人（包括公私代言人），坚持要段氏黄袍加身，作继任大总统。段不但拚力拒绝，并于会前密携黎氏之心腹同乡张国淦，亲赴黎府推戴。且亲向黎氏行三鞠躬国礼，以表示其作为下级底忠荩之忱。黎元洪于此也就接受推戴了。段乃嘱张国淦留在黎府，以便联系（黎张的从属的‘心腹’关系，可以作民国时代，包括国共两党政权中，类似关系的典型。民国政要人人皆然。江泽民、曾庆红便是一例）。就一人返回国务院。在国务院中，段就碰到拥戴他的北洋系文武大员一致坚持继任大总统，非段不可。段力辩其非，驯至舌敝唇焦，满头大汗，数小时不得解围，云云。
【笔者附注】关于这一段氏拒绝黄袍的故事，笔者所根据的，除多种第一二手史料之外，耳闻之于若干口述史料，盖笔者幼年便曾在‘皖系’的眷村中长大。先高曾祖均系淮军将领。与段佩统领，原属一支。先祖均平公民初曾在北京居住，先叔祖伯平且曾任安福议会的议员。父执辈亦多在北京上学，更与皖系要员，乃至段氏之左右手，王揖唐等有亲戚关系。王揖原名王志洋，进士及第后，西太后恶其名，乃赐名王赓，自号揖唐，终以字行。王原为我乡合肥的穷秀才，升斗不继。因与先祖为童年至交，乃由先祖聘请为我家塾师。先父叔姑姨辈，多是他的学生。其人青年苦学，先祖敬其诗文，曾一反三代之抗议，与王结为儿女亲家。并大力资助其参加乡试与会试。在我家课读六年之久，不意王竟连科及第，并乘机赴日本留学，回国再中留学生特科进士。以双重科甲资格入仕，宦途畅通，在清末民初，迭任中枢要职。迨段祺瑞由国务卿，复建国务院时，揖唐出任内务总长，如在清末便是吏部尚书。国共两党政权中的内政部长。因此在当时权倾一时的皖系之中，王与徐树铮，并为段祺瑞一文一武的两大心腹。对北京当时的政治掌故，正确无误的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皖系上下，真是无有不知者。笔者幼年即嗜史成癖。当年从长辈口中所听所闻，终身难忘，及长治民国史，广采可信史料验之不误始敢慎重下笔也。（本篇所用著述史料，包括哥伦比亚大竹孚编纂之‘民国民人传’；陶菊隐著「督军团传’，后改编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黄征等著「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史料丛书，‘北洋军阀一九一二─一九二八’，等新旧史书。）
‘北洋系’是何种怪物
不过话说回头，这批翎顶辉煌的大员、北洋军阀，所隶属的‘北洋系’，究竟是何种怪物？这儿我们倒稍有厘清的必要。因为日月推移，去古渐远，当年老辈的口头禅，什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北洋系等等，可说是无人不知也。前辈史家如细加解释，就难免画蛇添足。但是时至二十一世纪，吾人仍然开口北洋，闭口北洋，而不稍加诠释，一般读者就不知所云了。
所谓‘北洋’，原从清末官制，所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开始的。清制无宰相，各省拥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以接近京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最为尊贵。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曾任此职，权倾一时，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庚子事变后，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活活累死。弥留时在病榻上修‘遗折’，保谏袁世凯继任此要职。
袁世凯于一九○一年底出任此职，至西太后死前一年（一九○七），她深恐这位权相，在她死后无人可以驾驭，乃把袁氏明升暗降，调任军机大臣，去其实权。迨两宫同逝，摄政王诛袁未遂，只把他开缺回籍，但袁在北洋大臣任内，羽翼已成。而继任的满族亲贵又过度颟顸，因此袁在北洋任内的文武旧属（包括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文武官僚），暗中仍听命于袁。迨武昌乱起，袁氏应诏复职。他原有北洋任内的文武班底，虾兵蟹将，一时随之俱起。这就是后来民国政坛上所谓‘北洋系’的原始核心了。
迨袁世凯做了民国总统，成为一人独断的大独裁者，他这个核心就开始膨胀了。首先加入袁党的，便是支持辛亥首义的各省咨议局的成员，和由他们推选的各省代表，和国会议员。这些人多半是康梁保皇党的同路人。大清帝国崩溃时，墙倒众人推，他们原是和国民党合流的。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若辈与有功焉。
迨南北和议粗成，袁氏代孙为临时大总统，他的老班底，和很多原是革命党员的政客，分别为各自的利害，组织了无数小‘党派’，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统计，民初大小政党，多至三百个以上（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大小政客或分或合，以便在内阁和国会中争权。其中最有实力的袁氏之党，如掌握当时全国铁道，和交通银行的梁士诒为首的老‘交通系’，和一些原是革命党，和保皇党合流的若干较大的小党派成员，甚至包括副总统黎元洪，也就逐渐倒向袁党，成为北洋系的新政客了。
更不堪设想的，则是拥袁称帝的‘筹安会’的成员和赞助者，竟有一大部分为老革命党员也。其时他们也可算是北洋系的头面人物了。他们底第一号头头杨度，晚年曾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举一反三，读者就可以了解到当年北洋系政客之复杂了吧！
等到民初新成立的‘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走向国会独裁的趋向时，异党政客乃毁党造党，重行组合，成立‘进步党’以为因应。国民党当时名义上的党魁虽是孙中山，而志在组织‘责任内阁’的实际领袖，则为宋教仁。进步党作为他们的反对党，在梁启超、汤化龙等率领之下，也就亦步亦趋的走向拥袁方向，甚至成为袁氏老北洋系的新细胞。也可说是北洋系的外围吧！‘研究系’、‘政学系’也是北洋外围袁氏称帝时，汤化龙、梁启超虽也加入护国军阵营，反对帝制，但是袁世凯一旦死亡，民元旧约法，旧国会一时俱复，汤梁等旧进步党政客，乃另组其‘研究系’（原名‘宪法研究会’），加入拥段行列，成为段氏北洋系的新伙伴。
不特此也。在二次革命后，孙袁固然绝裂，国会里的国民党，却依然合法存在，并曾参加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其后才遭走狗之烹。然随孙而去的国民党，却也发生分裂。当孙氏开始组织其‘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突出其个人独裁的企图时，反孙的民主派党员，乃自组其‘欧事研究会’（研究欧洲大战）以为对抗。迨袁氏死亡，旧国会恢复，这组老国民党员，如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杨永泰、黄郛等人，乃在北京另组个‘政学系’来与直皖两系新老政客相表里，变成一支新兴而有力的北洋系边缘政客。
且看黄郛（一八八○─一九三六），二次革命时，他本是头颅有价的孙文死党，名列袁世凯通缉名单的首要之一。此时返京参加政学系，与北洋派合作，最后曾在北京政府中做过‘摄政内阁’的‘国务总理’，成为中国临时的国家元首呢。（参见笔者另篇‘政学系探源’，原载于‘海外论坛’，重刊于‘传记文学’六十三卷六期。）
【笔者附注】黄郛是国民党先烈陈英士的盟弟，蒋介石的盟兄。‘二次革命’后，他们都是逃亡海外、袁政府悬赏有价的通缉犯。迨袁氏死后，通辑解除，他们这些职业革命家，又纷纷返国图谋在新政坛另觅出路。据黄郛夫人沈亦云女士告我，说：那时党人回国，另谋出路，‘有办法的’，都纷纷前往首都北京，见机行事。‘没办法的’，则只有南下广州去依附孙中山，暂时栖身。显然的，黄郛是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去了首都北京，黄郛后来在北京政府中的崛起，原是从参加‘政学系’，作了皖系大总统徐世昌手下的红人。渐次攀缘入阁。但是他底国民党的老背景，使他又变成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直系军头冯玉祥的密友。当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一九二四），冯玉祥‘倒戈’回师占领北京，直系政权垮台，总统曹锟被迫去职，直系内阁总理顾维钧化装潜逃，国家无主，黄郛乃奉命组织‘摄政内阁’，做了一阵短命的国家元首。此即黄夫人所说的‘有办法的’实际意义吧！举一反三，所以笔者曾一直劝告同行治史者和读史者，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可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妄评古人。黄夫人底‘有办法’、‘没办法’的观察，说的那一时代的话。至于国共两党来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权，把孙中山颂扬成国父。那时代的人，无从预见也。他们眼光中的广东元帅府，只是一个灰溜溜的政治儿戏而已，为‘有办法的’人，所不屑一顾也。
当我在三十多年之后，把冯玉祥和黄郛合营的这次‘苦搭打’的内幕，告诉了当年的受害人顾维钧先生时，顾大笑，并以他不常有的中英双语，告我说：‘想不到黄太太那时也是个acplice（共犯）。’我又说：‘黄夫人说您那时是化装成一位美妇人逃走的呢！’顾微笑说：‘她在胡说。’他二人那时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口述史计划，不时碰面说笑。而我却是他们两方面的共同助理，所以也时常参加他们说笑。
总之，民初的游离政客，摇摇晃晃，纷纷合合，一共组织了三百多个党派。吾人读通史，但须知其来龙去脉节要而掌握之。细枝末节，就留待专著以述其详了。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也就把民初政党浓缩成半页故事如上。这半纸之论，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了解，何谓‘北洋系’这个笼统的概念就好了。
兼论袁世凯 汪精卫之覆辙
读者贤达，如略窥上述北洋系的来龙去脉，便知道它是民国初年掌握中国命脉的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在袁氏倒行逆施，称帝之前，他对这一集团是可以绝对掌握，并可驱使他们来为人民服务的。不幸他权力太大，自信心又太强，终于滥用其权，来为非作歹，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终于王纲解纽，全盘崩溃，误国害己，莫此为甚？
袁世凯在民初的最后失足，其不幸，无独有偶，正与二十二年之后汪精卫在抗战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其异曲同工之处。笔者昔年尝为文，‘论汪精卫的十大错误’，认为他前九次错误都可以改正，而得到爱护他的全国同胞的宽恕，只是他最后当汉奸这一错误，做得太绝了，无法回头，临终虽幸免于枪决，但是青史无情，汪某就遗臭万年了。
袁世凯也正是如此。袁氏犯了一生的错误，都有其改正的机会，只有最后的一次，妄想做皇帝的错误，犯得太绝了，无法回头，他就和汪某一样，万年遗臭了。袁氏濒死，终悟前非，乃有‘他害了我’的模糊遗言。此‘他’显然是他的孽子袁克定也。汪氏在敌国弥留时，不知是否亦留有斯言？若有人也‘害’了汪某，则此人应该就是他的恶妇陈璧君了。人世无常，袁汪二人，皆是一代才士能臣，一时之民族英雄也。生而不幸，遭遇到这么一对蠢妻、孽子，以致晚节不保终，而贻臭史策。后之当国贤豪，以史为鉴，可不慎哉？
大陆上的江主席，现在正在大倡其‘以德治国’的新号召。其实我孔孟之教早有明训。以德治国，应从修身齐家做起。身不修，家不齐，有现成的家教不要，却偏要坚持其马列史毛的斗争之说而不改；更有些领袖人物，迷恋于东邻切腹自杀杀人的靖国神社所传播下流陋习而不悟，一失足，便可能有袁汪二氏的相同下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当国者迷，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吾侪升斗小民，虽位卑言轻，然值此文化转型后期，法治民主的前程在望，众志成城，我们要以全民舆论的力量，对领导我们的英雄人物善加规劝，务使他们不再重蹈误国害己的袁汪覆辙才好。这当然是题外之言、一派闲话。
武义亲王不受封
现在让我们暂时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