蹈误国害己的袁汪覆辙才好。这当然是题外之言、一派闲话。
武义亲王不受封
现在让我们暂时丢开袁汪两位悲剧人物，再回头谈谈黎元洪、段祺瑞这一对袁世凯的接班人，看他俩在那段‘转型中期’，搞些啥名堂？
先说说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这位湖北老‘黎黄陂’。黎公胖嘟嘟，笑起来，上海人所谓‘贼忒兮兮’的，看起来是一位憨厚的长者，大好人。事实上黎元洪也确实是一员‘福将’。虽然那位嘴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却偏要说他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
前篇已交代过，黎氏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曾被送往德国留学，精修炮术。回国后曾在定远旗舰上做过‘炮弁’。甲午大东沟海战时，他在广甲舰上服务。广甲沉没时，全船将士大都殉国，而元洪善泳术，泅水逃生，大难不死。
嗣后黎氏回籍，改行，转入湖北新军。迨武昌起义时，他已累迁至协统（旅长）。当时在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都只是一批新军中的小卒，苦于有兵无将。而有‘黎菩萨’之称的黎协统，虽是个反革命人物，却颇得军心，乃被这批革命部曲所胁迫，出任革命军都督，领导武昌起义。其后竟能与袁世凯南北对峙，唱其对台戏，而名满天下。迨中华民国成立，开府南京，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黎论功荣任副总统。迨孙去袁来，民国政府迁往北京，黎连续当选为袁之副总统，却婉拒北上。以兼湖北都督身分，拥重兵盘据武汉，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后第一大藩镇，而袁大总统亦无如之何。
可是民国政局发展至此，黎氏也已逐渐摆脱革命阵营，而投入袁党。为树立其个人派系，黎氏竟将当年拥其出山的革命小将，所谓‘湖北三武’，以个人权术连诛其二人，以防反侧。事详前篇。至此革命与反革命两方，始知‘黎菩萨’原非菩萨。
在‘二次革命’期间，黎已公开镇压革命，为袁氏的马前之卒。然黎元洪当时虽贵为‘一人之下’，然究非北洋嫡系。袁大总统对其割据华中，固早存戒心。迨袁氏敉平革命三藩（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之后，狡兔死，走狗烹，乃以段祺瑞代黎为湖北都督，软硬兼施，以毒攻毒，迫使黎副总统北上，在北京供职。自此黎氏遂窝居于袁氏之侧，形同软禁。至袁氏称帝时，黎氏以副总统之尊，被袁封以中华帝国之最高爵位的‘武义亲王’。所幸袁皇帝对其原定接班人，尚略宽于后来的毛主席。黎副总统尚享有不受封的自由，从此这位不受封的‘亲王’，就和他的老对手段总长相呼应，对洪宪皇帝作消极抵制。
段此时手握重兵，窝里策反，使袁痛恨不已。黎此时虽无一兵一卒，究竟位备储贰，非克定所能及。他黎段二人，一虚一实，联手抵制帝制，以致袁氏登基未成，而肱股已折，新皇上对他二人，亦无可如何。再加上冯国璋那条猎犬坐镇江南，态度不明不暗，对新皇保持距离，因此不待蔡锷返滇，而洪宪王朝本身，固已山穷水尽矣，悲夫？！
两岸现势，源于黎段
以上诸节所述，笔者在拙著‘袁氏当国’前卷，曾作过更详细之缕述。本篇只是温故知新，将前篇通史简化而本末之而已。盖通史卷帙浩繁，读者一气呵成，从头读起者，实为数极少。其他半途插队，抽卷而阅览之，盖是现代化忙碌社会之一般习惯。试问当今史学界的博士教授院士者流，有几位有此耐性，能把司马温公的名著，从头细读一过哉？不能从头读起，而各取所需，半途抽阅之，如此则通史作者于关键章节，编其本末，而酌量重叙之，庶免中途插队的读者对书中所述故事未知底蕴而有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之感也。
话说从头，袁氏断气之夕，北洋派文武大员，曾一致叫嚣，企图对段祺瑞黄袍加身，作集体之推戴。而段氏则坚决谢绝，并力举黎元洪继承大统。关于段氏此时之谦逊，一般民国史大家，类多以讥刺语调出之。认为段之拥黎，是迫于环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为，才有后来的黎段之斗、府院之争，贻祸无穷。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咎由自取。
只是他二人府院互斗，祸延国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寻根究柢，则黎段之争，才是今日两岸对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试看他二人继袁未及数月，便势成水火。在所谓‘府院之争’中，各拥党羽，互不相让。斗得你死我活，终于惹起溥仪复辟，民国中断。最后酿成孙中山开府广州，护法反段，弄出一国两府，国家从此分裂，再未复合。骨牌效应，直至于今日，仍然两岸对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贻祸至今未已也。
上述这项研究军阀史的传统结论，谁曰不然。这结论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会科学治史，如果把侧重人事纠纷的微观史学，看成历史的本体，就有违于社会科学的法则了。因为历史还有其宏观的一面。古语说：‘形势比人强。’局于某种历史形势，虽齐天大圣，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纠纷，误为历史的全部，那就是‘军阀史话’、‘三国演义’的史学了。
我们在历史三峡之中，看他梢公舵手，使尽他们底浑身解数之后，还得攀登巫山之巅，俯首观察江流大势，看看他们的王浚楼船，是怎样通过三峡，驶出益州的？读者如不惮烦，当于下篇谬作导游，与同游诸士女再细论之。
二○○一年五月二日于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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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