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绕开的障碍，向世界开放也就是向高势能从而是对本国将带来高风险的发达国家开放。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独立主权之前，它们的金融直接受宗主国的操纵和控制；独立之后，由于历史上留下的不平等的经济联系和低下的民族生产力，使它们对北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仍有严重的依赖并迫使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弱国向强国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向风险开放，风险自然就要包括政治风险。
殷鉴不远。
墨西哥自80年代以来实行开放。政府采取大力引进外资的政策，1988年和1989年两次颁布外资法。1992年底外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累积为473。95亿美元。外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增加了170。85美元。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同年墨外汇储备仅够1个月的进口使用。所有这些已达危险线的数字，都被1993年8％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虚假繁荣掩盖了。1994年由于外贸和经常性项目赤字庞大，政府被迫实行紧缩政策，造成市场疲软、工厂倒闭、失业迅速增加，经济的增长仅为1986年经济危机以来最低点的0。4％。由金融危机引动的墨西哥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促成了国内政治危机：1994年1月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2000多名土著农民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名义武装攻占该州4个城市。政府最后不得不动用军队弹压才控制住了局势。冲突双方死伤各约百人之多，原为恰帕斯州长的内政部长因此被撤换。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印度尼西亚。印尼从1997年出现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已陷入最严重的困境，失业率已占劳动力的46％。多年来印尼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7％，然而官方公布的1997—1998年度经济增长率为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为印尼提供400亿美元的援款，但所提出的条件几乎剥净了印尼经济自我保护的主要手段。1998年3月以来印尼政治动荡开始向全国各地蔓延。大学生及民众不断举行反政府游行示威，外报惊呼印尼正在“酝酿菲律宾式人民革命”。1998年5月初，印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严重恶化，政府决定大幅提高燃油和电力价格，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群众大规模示威游行，进而演化为严重的社会动乱。1998年5月13—15日凌晨，首都雅加达因动乱死亡人数达500多人，经济损失10亿美元。再加上外国一些机构从中推波助澜，最终导致印尼总统苏哈托于1998年5月21日宣布辞职。印尼国内混乱局面迄今尚未结束。
比较1994年的墨西哥，特别是印尼经历的动乱，如果再联系1980年发生于波兰、1997年初发生于阿尔巴尼亚及1989年发生于中国的都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动乱，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些动乱所采取的落井下石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看出金融风险，特别是发生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后面也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再看看苏联解体后北约强行东扩的严肃现实，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将来只要中国出现政治动乱，如果时机成熟，西方强权国家也会像分裂苏联那样最终肢解中国。这是苏联解体留给中国的最有用的教训，这也是笔者研究发生亚洲的这次金融危机后，联系中国的政治安全提出的预警。
尽管中国已经避开了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就可高枕无忧了。如果把受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呈梯形排列。第一阶梯即受这次危机冲击最直接也是最大的是市场化程度以及相应的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而那些如中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自然经济成分较多、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及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如文莱、越南及中亚五国等）国家，基本上避开了这场危机的直接冲击；完全与国际市场隔离的北朝鲜和内战正酣的阿富汗处在第三阶梯，这类国家自成体系与东亚金融危机则保持着更远的距离。这就是说，现代经济中的金融风险的大小往往与国家经济的市场发育水平有很大关系。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那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对此我们要未雨绸缪。中国之所以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除了自身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从而对国际市场依赖不强等因素外，还由于我国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已经历过金融震荡。那次震荡过后，中国政府也就在处理金融问题方面积累了初步并且是有效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一个刚刚向世界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十分宝贵。它使中国政府后来在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的进程中，采取了稳健慎重的政策，并逐步摸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而又面向世界的金融政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仍承担着传统体制留给我们沉重的却又一时无法卸掉的巨大包袱，它主要表现为：
一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相当大的亏损面和庞大的银行坏账问题。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钢和世界银行方海星博士估算：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的总贷款为40000亿元，其中有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国有银行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非常脆弱。“如果一个突发事件使得人们预期国有银行的资产流动性的偿债能力存在问题，银行挤兑就有可能发生。银行挤兑一旦发生，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通胀率上升、人民币贬值，甚至银行系统崩溃。”
二是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已高达60000亿人民币。如果支撑这些存款的国内生产由于任何原因（因东亚国家货币贬值已使我国出口受到影响；又由于目前国内普通居民手持货币有限及国际市场疲软，国内有效投资在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出现问题，这都会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很大的压力；如果再考虑到游离于银行系统之外的巨额的社会游资，那我国就潜藏着巨大金融风险，如化解不当，金融风险就会转化为政治风险并对我国政治稳定造成重大危害。三是居高不下的失业人数。据统计，1998年我国隐形失业人数已近3000多万，而1993、1994、1995、1996年分别是300万、450万、700万、891。6万，此外大约还有占农村总劳动力1/4的1。3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农业走向规模经营而离开土地并向城市流动。失业人数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缩小，当这种增长与缩小达到一定的程度，在国内生产不变和对外出口没有相应扩大的情况下，它就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巨大的危机（早期资本主义是用殖民扩张来转嫁这种危机的）；在政治上，它也会对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形成严重的负面冲击。不能忘记，世界史中因社会转型而致使农民大量脱离土地并长期滞留在生产领域之外的结果，几乎全是程度不等的社会动乱。〖JP〗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对外开放并取得巨大成绩的今天，我们也同时承担着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及相应的政治风险。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前做好消解未来风险的准备。
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趋势不可阻挡，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也不可免地要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但我们已没有退路，我们必须前进。中华民族已日益接近她在整个20世纪奋斗追求的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但若稍有不慎，我们的百年努力就会毁于一旦。我们必须胆大心细，用我们的民族智慧在持续发展中不断化解风险，绕过雷区、跨越深渊，以确保中国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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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部开发与民族复兴
（本章的主要观点曾发表在《中国国情国力》1992年第5期上。）
研究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能不注意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留给中国近代工业的苦果，是它破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民族性和自然性。具体表现是其运行并不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以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为最终目标的。这个过程在1949年以前曾出现过两次由资本输出国变换而引起的殖民工业流向的变换。
第一次是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鸦片战争促进了中国近代殖民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形成。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商品并掠夺原料。《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第一批较大的工业点。
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加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全面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最后，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八年抗战期间，南方工业急剧衰落。
上述事实表明，由鸦片战争至抗战结束期间的殖民侵略及其相应的资本输入，确实给中国带入了近代工业，但也必须指出，这种工业从来就不是为中华民族利益服务的生产力。除了极其有限的进步因素外，这种殖民经济对中国产生了双重负面影响：一是它的每次变动都是以牺牲中国民族经济为代价的，代价的大小则视民族资本与输入资本的冲突程度而定，而不管中国民族市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程度。二是由发生于东南沿海的殖民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殖民工业破坏了中国民族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育过程，继而导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现实。其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力与其所需的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严重脱离。拥有工业资源的内地和西部地区都不占有与其资源相吻合的工业生产力；而工业产值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却不具有像内地和西部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
不仅如此，更糟糕的还在于，中国发展农业自然条件最好的东南、华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工业产值最高，而工业动力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
工业与农业在同一自然空间发展导致在一个自然空间竞争：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业用地挤占，工业污染又导致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破坏。从长远看，这都将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及民族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造成基础性的破坏。这说明，近代殖民历史留给我们的工业不改造为我们民族的生产力则不能利用。形成民族生产力大致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这种生产力应尽可能地与本国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二是这种生产力应与本民族的市场相结合。不然，这种经济就不能围绕着民族的目标和利益运转。
中国真正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民族化的进程始于1949年。1949年新中国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并使之转入民族经济的轨道。这个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政府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改变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留下的畸型的生产力布局。
我们可以看出，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注重于对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和开发。40年来，内地工业产值增加40多倍，相当于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倍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了重庆、成都、渡口、自贡、贵阳、西安、兰州等一系列工业基地或工业中心。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生产力与其相应的自然资源严重脱离的经济格局，并减轻了工业对农业所产生的空间压力。
在此阶段的大规模西进开发浪潮中，曾经唤发出中国人极大的热情：探矿、开矿、农垦、办厂。大批青年从沿海奔赴中国的西部地区，献出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光。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没有摆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束缚，这次西部开发，尽管作了大量投资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中国经济便开始其民族化进程中的第二个阶段。这个探索过程至今尚未完结。
如果我们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理图就会发现：各主要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英、美的经济历程是如此。而那些工业长期集中于沿海而又依赖于沿海的国家，恰恰都是落后国家。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向型经济都是建立在国内民族生产力（包括引入国外的并经民族化的技术生产力）之上的经济战略。对于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更应当首先采用大规模对外开放以有限地形成我们的民族市场机制；第二步再用有限开放的方式，保护和全力扶持国内工业生产力和民族市场，并在其中发育自己的商品经济和民族生产力；等我们的经济效益提高到相当程度后，我们才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英、美的经济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都是在相反的道路上衰弱的。这个历史经验，今天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