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虻恼铰郧槭疲荒芎鍪犹ㄍ宓恼铰缘匚弧＠缑婪教岢龅摹角傻烙低场═MD）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韩积极参与的话，此一建置终难成功。……我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具有相当信心。只要美国内部不陷入混乱，政策不脱离现实，或是台湾的全球战略价值不急剧降低，相信美国仍然会继续支持台湾。”
当然，根据历史经验，特别是1949年和1972年的经验，李登辉自然十分清楚，不能把台独的赌注全压在美国的承诺上。为确保胜算，李登辉又设计一条背靠美国，鼓动日本右翼，建立依托美国的日…台反华轴心的战略。为此，李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竭尽鼓动之能事。他在第一章“日本对我的思想影响”中写道：“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型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这种“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的“唯心论”，实际上就是本世纪初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辉明了，要想让日本恢复军国主义，首先是要帮助日本开脱历史责任。他写道：“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而台湾在发展的历程中，也自日本获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对于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表现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国为殖民地，绝非良策，就国际道义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向前看，对日本既无益处，对台湾也无帮助。……战前的日本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仍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东亚地区，日本是最早与西欧列强并驾其驱的国家。但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挫败之后，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摆脱不了过度软弱的形象。”“依我之见，日本人过于丧失信心，以致具有举世稀有的优越条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静地环顾周围环境，然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相信必将对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对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也都有益。”“日本在亚洲经济合作体制方面，也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日本不积极争取领导地位，可能就会让中共有机可乘。虽然东协（即‘东盟’，笔者）各国绝不希望中共赢得领导权，但中共或许会利用此一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李登辉埋怨日本政治家对细节问题过于在意，鼓励日本建立“政治家的‘大局观’”。那么，什么是日本政治家“大局观”呢？ 第一、希望日本与台湾建立依托美国的反华战略轴心联盟。李说：“展望21世纪的亚洲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复如此。”第二、李登辉认为中国大陆的存在威胁亚洲和平，因而必须予以彻底肢解。他写道：“不可讳言的，中共的态度是各国考虑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要指出，中共的霸权主义心态如果持续不变，不但台湾会受影响，亚洲的和平恐怕也将遥不可及。遗憾的是，面对中国大陆，立场最软弱的，竟是日本。”为此，李登辉道出“日本政治家需要的‘大局观’”的具体内容：“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更安定。”在李登辉的政治逻辑中，中国大陆解体是台湾“存在”和“发展”前提。中国解体后，台湾将与日本形成依托美国的轴心关系，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21世纪重现新的以台日为轴心、以美国为依托的新的“大东亚共荣圈”！
最后，李登辉自认可能胜算的是他对大陆内部所谓“高度的不确定性”局势的判断。他写道：“从海峡的此岸来看，中国大陆要产生质变似乎极为困难。美国估计要花20年，但若目前的情况不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日才能达成。况且，纵然有了转变，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顺利开展，只要看这十多年来俄罗斯的例子，就不难明白。……今后的中国大陆，要完成结构性的转变（即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笔者），究竟会面临哪些难题？第一、目前中国大陆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则不可能完成根本的变革。例如，有因为制度矛盾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有因为民主化迟迟未开展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等。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中共当局决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超出中共当局能力之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美国为防止此种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外的混乱发生，一再透过外交的途径与经济的援助，来提高大陆内外环境的安定性。美国的努力虽不至于徒劳无功，但效果也绝对有限。第二、当前中共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就规模而论，是史所未见。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和社会极具多样性，使问题益加复杂。单就规模的宏大来看，中国大陆的结构性变化无疑需要长期的改革，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在短期内妥善处理的看法，显然不切实际。但是，由于外在环境的迅速变迁，改革的时间可以说极具紧迫性，一刻也不能迟疑。”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抛出“两国论”时，再次强调这一看法，他说：从大陆内部的发展看，也有很多问题存在，内部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接连发生，因此，未来整体发展仍具相当的不确定性。在李登辉看来，中国大陆变化为美国或台湾式的制度，“似乎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处理”好大陆内部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的”矛盾，因此大陆在不太长的时期里亦可能会有“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之外的混乱发生”。只要台湾当局“戒急用忍”，台湾就会实现不战而“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的战略目标。
由上可见，李登辉的“特殊的两国论”，并不是一个与中国大陆划海而治的消极策略，而是一个试图演变、肢解中国继而毁灭中华民族的攻势性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中国的版图已被分裂为若干地区，“中国”概念将被改变为一个以台湾为轴心的“新中原”概念，中华文化则演变为“新中原文化”，中华民族则被肢解为诸如“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东人”“新上海人”等地区性的人群。在李登辉的未来蓝图中，代替中华民族的只是他推崇的“新台湾人”的不同版本。
可以说，李登辉《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出的战略毒辣无比，如早不警觉，我们将会自铸地覆天翻的历史性的政治错误。
四台湾问题所折射出的美国对华战略
台湾问题的出现和升级，不只是与台湾相联系的孤立现象；台海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单向冲突。它是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盟国对华遏制战略走向最后收缩阶段的前兆，是中国东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兆云系。
我们知道，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就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90年代初，苏联突然解体打乱了美国及其盟国针对苏联建立的全球战略布署，世界暂时进入无序状态。但到90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开始把中国作为遏制对象，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90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斯拉夫的胜利、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启动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目前这种合围进程并没有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正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椐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美国清楚，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知道，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会把目标指向即将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目前摆在我们眼前的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应有的发展权，与北方国家限制和剥夺这些南方国家发展权之间的斗争。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国家经济存在着生存性和发展性两种形态，前者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没有适当的将社会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机制，因而生存权是与这类国家安全问题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每当生产力发展超出生存的限界时，社会就会产生无效消费即腐化现象，接踵而至的便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社会动乱。一部中国古代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历史。后一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可以把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社会财富高度资本化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的发展权是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基本概念。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以及为保持发展速度所必需的海外市场和资源是其存在的“硬道理”。每当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受到海内外市场及资源条件限制，并使其被迫减速或向生存形态的自然经济回归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站。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国家，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近代史上，英国资本深入欧洲大陆造成法国农业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资本全球化的最初结果），拿破仑深知这场革命产生的经济原因，他将英国资本用暴力挤出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将欧洲的封建堡垒摧毁。他强力将欧洲的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为脆弱的法国资本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市场条件。拿破仑之后，法国经济从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地区，成为资本全球化最初进程中继英国之后新的一极。法国之后，德、美、日等国家都通过强力最终挤入世界霸权行列。
与历史上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之初面临的形势一样，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对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来说，发展权意味着对国际市场和资源储备与北方国家要有平等的自由贸易权；而保障这一权利的关键是平等地享用国际海空航线。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西方霸权国家才露出了早年海盗的面目，也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与大多数南方国家一样，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产生了矛盾。
中国自80年代始，已实现了国家经济从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不管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但就其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上，都是一样的。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
台湾和南沙地区是中国领土，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实现其制海权的关键领土。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从美国的亚太地缘政治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不仅仅是中国为维护自身主权的斗争，同时它还是中国为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发展，对当代中国来说，已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
亦正因如此，美国才在中国东部地区拉起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意在封锁中国最低限度制海权的岛屿链条。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这条链锁各主要环节上的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关系，从去年起正迅速向准军事同盟方向全面推进。
1999年4月27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5月24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日本认为周边“事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7月27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日本的自卫权，甚至包括先发制人的“自卫权”。8月3日，日本众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一致通过将到钓鱼岛考察，预定将在岛上升起太阳旗。这一行动不仅得到自民、自由两党的赞同，而且得到日本共产党等各在野党的原则同意。8月9日，参院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