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得意。外务省发言人是一名温文而雅的卓越的外交官，是第一个用英语主持
面向外国记者的新闻发布会的外务省首席发言人。后来，他升职去了伦敦当大使。
然而，我的极密情报官身份在东京站内仍然是机密。
一天，一次极密情报官的秘密会议分发了一个紧急电话号码。在世界上的任何
地方，我们通常假设所有美国高级外交官的电话都受到了所在国的监听。在遭到逮
捕或遇到其它与所在国政府有关的紧急情况时，这个号码可被确认为是驻日美军基
地的一个号码。
我是唯一没有得到号码的极密情报官。我仍然记得当我询问时，联络官幽默的
回答。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它？我能得到吗？”
“不，保罗，你不能。”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身份属于机密。”
“喊！那么遇到紧急情况时我该怎样做？”
“你只能在监狱里耐心地等待。”
“什……什么？哦！别这样，你一定是开玩笑。”
“不，我没有开玩笑，我们不能给你这个号码，你只能在牢里耐心等待。”
“哎……”
我采访除体育以外所有类别的新闻。然而出于个人爱好，我能得到了世界拳击
锦标赛靠台边位置的票。当时日本拥有几项较轻级别的桂冠。
我采访过许多访问日本的外国政府首脑，遇到过无数为某一理由访问东京的外
国政府部长。使人记忆深刻的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还有他的淡色眼镜、雪茄和
小手指上硕大的钻戒。印度甘地总理是另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我是一名快手。采访国际会议时，在听的同时我已经准备好了句子。回到办公
室面对打字机时我已经想好了第一段。我在法国受到的写作训练对于概念的产生和
文章结构的组织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不少同事会以他们的开头段落
向我征求意见，这令人喜悦和满足。
我采访过两名国际选美赛的参赛者，享受被邀参加的几个场合的每一分钟。我
发现近看不是每个参赛者都漂亮。
在一个为参赛者举办的庆祝会上，我和一名参赛者聊天，预测她会进人前三名。
她谦虚地认为自己没那么漂亮，并许诺如果我的预言成真，她将和我约会。
最后她获得了亚军，并实践了诺言。日本赞助商精心地为每一位获胜者安排了
一名长期陪伴，以避免传出任何绊闻。她用小小的诡计甩掉了跟随。
我带她去了酒吧和我知道的一个摇滚俱乐部。当时在东京很少见到美丽的白种
人，至少不会像她那么漂亮。日本男人们震惊了！他们用忌妒和羡慕的眼神瞧着我
们，从中我获得了极大的尊重。我也很尊重这个充满魁力的女人，她是参赛者中唯
一的研究生。
我开始理解“无冕之王”的力量。有一次，一帮人占据了我紧邻的公寓，通宵
达旦地喧闹。尽管我还没将那种力量发挥到极致，我确实成功地驱逐了这帮暴徒。
一个晚上，通过我用链条锁住的铁门开口处，我大声要求他们安静。他们并排
站在开口处，想看看这个胆大的外国人是谁。我咆哮着责骂那些面孔，宣称如果他
们不立刻安静下来，我会打电话给东京警视总监。两天以后这帮人搬了出去，房东
为此十分感激我。
这次并非是虚张声势，我完全可能打电话给警视总监。虽然我可能没有机会对
总监本人讲，但我可以同他的助手讲，他的助手会向外交部查证。在核实我的地位
和身份以后，警视厅会及时赶来处理这件事。
日本对外国记者永远是最热情的。
当我的记者生涯步步上升时，我的间谍职业却从来没有上升过。唐·布朗耐心
地引导我向这个或那个目标前进，但我作为一名间谍仍很不成熟。我能够愉快地单
独采访诸如巴西总统夫人科斯塔·达席尔瓦这样的大人物，并且写出她第一次经历
地震的故事。但我在采访那些可能提供情报的真正目标时，却感到很困难。
第一次采访一名很有价值的对象时，我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和采访其他人
没有什么区别。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很紧张，以致能看见我的双手和记事本在桌上颤抖，我
不得不将记事本放到膝盖上加以掩饰，结果记事本又从抖动的膝盖上掉了下来，近
乎一场灾难。幸好没有更糟的事发生。
根据日本对签证的要求，我不得不每半年离开日本一次去更换我的签证。我可
以选择去南韩、台湾、关岛或香港，旅费由中情局提供。
我第一次旅行去了南韩。旅行中我还必须做一些烦人的间谍工作，因为我缺乏
经验，结果变得无关紧要。
当时正是南北朝鲜关系紧张时期，实行严格的宵禁，任何违反者都可能没有争
辩的机会而被枪毙。
我连一个韩国字都不会说，也不想对韩国人讲日语，因为我认为这样会触怒韩
国人，使他们回想起悲惨的过去。
到达汉城的头一晚，我放下行李就准备到饭店外面来一个夜晚“冒险”（这是
我到一个新地方的恶习）。
将钥匙放到饭店的柜台时，我听到服务生对我说了些什么，因为不能理解，所
以没有太在意。
朝着饭店的前门走了几步，我似有所觉，回去问那服务生刚才说什么。经过多
番努力才听懂他带有口音的英语，他刚才是提醒我午夜的“宵禁”，而当时是晚上
11：53。
第一次去汉城旅行，唯一值得夸耀的是我为一个俱乐部赌场的保险箱作了慷慨
的奉献。我被骗买了只假的“质地很好带着特殊绿色釉彩的李朝油罐”，而且还从
一名“值得尊敬的博物馆长”（即出售者自己）处得到了“真品”的证明。
多年以后，我向我的日本耶酥会导师展示这个“稀有的古代罐子”，他对多个
地域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这位神父看见罐子后马上就笑了。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件拙劣的作品，期望
的红色没有显现出来而代之以绿色，确实是“稀有”。
我有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专门从事古董交易，来往于世界各地进行“有价值的
收购”。我曾经试图以“50万美元的特殊打折价”将那只“稀有的罐子”卖给她。
我们常常以那只愚蠢的罐子开玩笑取乐。
我仍拥有那罐于，准备以50万美元的价格将它卖出去，或者不行的话，只要超
过200 美元就行。
在开始的一年半间，唐·布朗是我所在的东京站站长。按照唐的说法，我在一
份报告中提供了“一句话”
，但他仍然和蔼地赞扬我。后来我觉得这糟透了。
情报报告（IRS ）是指由站里负责报告的官员将所在区域搜集到的情报分类整
理而得的报告，它将被反馈到中情局总部，然后，如果被认为有价值或有用，它们
将被重抄并散发到我们称之为“顾客”或“消费者”的适当渠道，例如白宫。国务
院。国防部等。
在我加人中情局的很久以前，一名天才已经在东京建立了一种计算方法：按照
年度发往总部的情报报告数进行东京站全年费用的分配。我得知情报报告的价值是
每份10000 美元之巨。
我曾经碰到一名怪异的情报官，他宣称自己在较短的时期里已经从东京发了2000
份报告。是否属实非常值得怀疑。当他听我讲到关于报告的价值时，试着口算但不
能进行乘法运算，只好找来纸笔算出他的“2000份报告”已经创造了多少价值，然
后他大声惊呼：“2000万美元！我写出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报告！！”
我想他可能会用心脏病来奖赏自己。很遗憾，就像后文将要提到的那样，某些
中情局官员并不是那么聪明。
60年代后期，在相对保守的日本，性解放思潮还没传到。但在那里，我曾经有
一段花花公子似的快乐时光，在酒吧里与女人邂逅或相会。据我所知，只有其它国
家的男人才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巴黎，有时男人们很自由地相互“转让”一名随便的女人。圈子里的每个人，
包括女人，都会获得愉快的享受。
我一定程度地进人了一个由24－28岁的日本职业女性组成的“性圈子”。按照
当时日本人的标准，她们是少数已过结婚年龄的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办公室女性，
有固定收人，外表和品味高于一般人，已经有过一两个爱人，并且厌倦了单身生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有一套转交男人的制度。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我也不
会相信。但这千真万确，我很高兴从中受益。
我从圈子里的第四和第五个女人之间退出了。因为误解了约定的时间，她们为
我而争吵。我从来不喜欢与女人之间有凌乱的关系，而且在国外进行秘密的间谍工
作，我也不想闹绊闻。但是当它进行时，确实很好。
一次，我和其中的一个女人在一起。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将我承诺的一顿晚
餐搞成一回大事。当时在日本，女人很少戴时装帽子，而她戴了一顶无边女帽——
令人费解的装扮。但这并没有使我烦恼，因为我已经穿上通常的深色西装。
去吃饭之前，我不得不中途下车去一家主要的报社道歉不能应邀参加鸡尾酒会。
我不知为何当晚会举行这个招待会。
招待会的接待工作由年青人管理完全是个错误。我看了一下准备好的客人标签，
可能总共只有100 张。在我道歉之前，我们被不容分辩地引进大厅。这些没经验但
过份热情的男人和女人欢迎和我一起来的女士，并告诉我她不需要正式邀请。我看
见许多年长和尊贵的男人，所有的男人都在轻声地交谈。当发现我年轻的女友是招
待会上唯一的女性时，我知道大错已经铸成了。
在我能警告之前，我的女友走到了大厅中央，远离我所能及的地方。在这里，
主宾——一名很著名的美国人将要讲话。我后退到墙边，发现自己站在美国大使旁
边，他可能是在场的第二重要人物。当然大使不知道我的真实背景。我们低声交谈
了几句。酒会开始时，我的女友很高兴，而我却希望墙上有道缝能让我钻进去。
第二天，我惊骇地在那家报纸英文版第一次印刷的头版发现了一张照片。报纸
中央，我的女友戴着无边帽站在鸡尾酒桌边上，没有标题解释，而美国大使和我在
背景里清晰可见。但我知道，当时的皇太子妃（现在的皇后）常喜欢戴一顶无边帽，
因为这点轻微相似性，这家报纸的工作人员误认为她是皇太子妃了。可能不能确定，
所以标题没有指明身份。
在我能够从头晕中恢复过来、打电话更正之前，第二次印刷的报纸又来了。谢
天谢地，照片没有了。
我还将那张照片附上简短的解释寄给了在台湾的父母。
我并非随时都在拈花惹草，职业生涯里最恐怖的经历发生在这段时间里。
在我的上司唐·布朗的指引下，我“帮助”了一群危险的敌人。他们说想请我
吃饭以表达对我的谢意，我愉快地接受了。
我被接上了一辆计程车，兜圈子直到完全迷失了方向，然后被从后门领进了一
家饭馆。我不知身在何处，更糟糕的是没人知道那晚我和谁在一起和做什么。
在一间隐密的无亩小房间里，一名我从未见过的人进来说他将做东。我的食物，
啤酒和葡萄酒拿了进来，但没有主人的食物。
主人保持着礼貌的恣态，但没有笑容，几乎是阴沉着脸，看上去像一名愠怒的
脑外科医生将要进行一次困难的开刀手术——针对我的脑袋。
对我惴惴不安的提问，他回答说他不饿，他也不喝酒。谢谢你的关心。
主人简短地请我享用食物。很好，非常感谢！我饿得几乎可以吃下任何东西！
（不管里面有什么。）
在紧闭的房间里，他礼貌地问我一些经过考虑的试探性问题，同时仔细观察我
的反应。
因为经历过更艰苦的生活（我曾经考虑过要加人著名的法国外籍兵团），我已
经学会很快做出决定。尽管我平时很固执，在那个时候我放弃了自我，准备面对某
些事情，可能是死亡。
总之，死亡从来没有像那样吓着过我。这儿最坏的可能就是死亡，我想最有可
能的是下毒，这将是可惜可叹的事。如果当时有其它的希望和机会的话，可能会是
一架飞机从天而降，正砸在这间可恶的饭馆顶上。
我能够保持面部毫无表情，但我能装得比毫无表情更好更有效。这在我更年轻
时得到了很好的考验并且多次被证明有用。
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假装很高兴地尽可能喝酒，好像如果食物或酒中有毒，我
希望能快点儿死。
如果食物真有毒就糟糕了，但我想如果那位高深莫测的主人觉得我太笨、太傻
或不值得信任，对他没有任何用处，那么或许有救。
最后，当我明显醉了，我说：“非常感谢你的美食，我已经喝得太多了，请叫
辆计程车送我回去。”
他真的叫了辆计程车，我安全地回到了公寓。
这次经历给了我一个难忘的教训，使我甚至是从中情局退出以后，一直考虑以
后可能会用上的对策。
当我还是单身汉，没有人可以告之我可能去了何处的时候，我会记下约会地点、
时间、我将要会见的对象，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原因。然后我会将那张纸封在
信封里放在写字台抽屉里。如果我死了或消失了太长一段时间，东京站的人，可能
还有日本警察最终会到我的寓所找我。如果我真的死了，他们会为我报仇。虽然这
不是令人愉快的想法，但必须这么做。
婚后因为不想吓坏已担惊受怕的妻子，我把将要进行会面的细节写下来，装在
信封里藏在我们的一个秘密地方。我告诉妻子，如果我没有回来或是在固定的时间
里（例如早晨的3 点或6 点）没有联系，就走出住所找一部公用电话如此如此打电
话，然后去找一个她认识的人将信封给他。这样有望使搜寻工作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