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一切安排妥当，是拉开帷幕正式表演的时候了。我们在东京一家豪华
酒店订了套房，像两个演员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排练。赌注加大了。
组长参加了我们最后的“彩排”，他不断向我们发问：“那么，诺维克先生，
您又是在哪出生的呢？”
“啊，我出生于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哪儿？是布达，还是佩斯？”
“当然是佩斯啦！”（注：佩斯英语有“害虫”之意。）
我们三人都狂笑起来。我们从不忘记忙中取乐，更何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确实
很有意思。第一天行动时，我们按捺住紧张的心情，走在银座后街上。我们都化妆
易容，带齐了所有该带的东西，包括假身份证明和各种“道具”。
这时已是下午，大街上已经开始拥挤起来了，很多酒吧和咖啡店的职员，已经
在张罗晚上的夜市营业了。在这样的娱乐“地头”，人蛇混杂，很多职员实际上都
有黑社会背景。
突然，一个小痞子用广告杆轻轻打了一下山姆的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日本
人对外来旅游者的一个小小的挑衅行为。
但是山姆，或是安顿·诺维克先生吧，却不是一个一般的旅游者。这位柔道黑
带高手这时正蹦紧着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他迅速作出反应，一把拎起那家伙，要把
那小子的头向水泥地上猛撞。
我马上出面调解，跑到他们中间，拉开山姆和那个还在叫嚣的小子。这时就显
出两个案官在行动中相互搭档的好处了，紧张时刻总要有一人保持头脑冷静。
令我惊恐的是，山姆此时竟用带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高叫道：“叫警察来！警
察！”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到最后关头我们怎么能找警察。我只得附耳向山姆说：
“想想你身上带的假身份证，快点闭嘴，你这个白痴！”山姆重新拾回了他的理智，
他拉了拉身上的对襟西服。他刚才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有数十亿马克身家的欧洲富
商，而更像是身边最多只有几千马克。
那个小混混儿还未意识到他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我们不是想伪装身份，他
可能已经被山姆用来测试水泥路面的硬度了。
到了一个酒吧后，我很严厉地责备起山姆来：“你能不能保持一点冷静？站长
一定会为你而感到‘自豪’的！你真的想让日本警察检查你的假身份证？杀了那小
于你打算怎么收场？”
我承认，我们到对方办公室进行会晤前都感到很紧张。我是一个新手，但是山
姆呢？这位著名的鬼见愁一样的情报官，竟也像我一样，每隔几分钟就要上趟洗手
间。无疑，他也像我一样紧张。
山姆自嘲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傻瓜才不紧张呢，但傻瓜却不可能完成
这样的任务！”
并不是我们两人都缺少“胆量”。我们并不比世上任何一个人胆小，但当时可
能还不敢肯定，我们的胆气是否能够应对这样大胆的计划。
我们都知道，这次行动如果以失败告终，所损失的可能不光是时间、金钱，也
不光是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件不体面的事可能会惹恼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如
果我们当场被抓，我和山姆就会永远从日本消失。而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也难免要
被大众媒体所伤害。（山姆的家人则会受到保护，因为他毕竟有官方掩护身份。）
我们绝不能失败！我们一遍遍地说服自己。
我们昂首阔步按电话里预约的时间埋头进了对方的办公室，一举一动完全是亿
万富商的派头，我们会晤了对方的最高经理，告诉他我们公司也和他们一样，有相
似的行动和计划。
这番开场白，连同已经从欧洲发给他们的信件，引起了很有效而且很自然的反
应。对方可能认为我们的确和他们一样，在从事一些秘密的商业行动。而后，我们
就建议，在一些商业活动中双方可以合作，这样于双方均有利。
这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言：不人虎穴，焉得虎子。
我们甚至做得更好：可谓是披着虎皮骗老虎。
我们一共顺利地对近20个对方的据点进行了探查。他们在这些据点里所从事的
活动，很多以前都是我们所不知的。但是，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默默寡
言，面无表情，外表彬彬有礼，实际上是对我们满怀疑心。他们可能害怕一不小心
泄露了他们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可能是害怕我们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而我们第一步所要做的，就是要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戒心。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对手多少都比较急躁、充满敌意，这当然是不断的冷战和
战争的结果。在这个狂躁的世界里，只有利用诡计和非法手段，才能侥幸谋得生存。
我们努力表现，劝说他们与我们一起合作，互惠互利。
双方沟通的原则只能是“利益”。
大部分人都具有自我保护、自我欣赏的心理，喜欢追求快乐，不断改善自己的
生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容易理解，我们也都承认这一事实。千百年来，人们都
是这么想的，也都怀着如此的希望。
要达到这些目标和满足这些愿望，最可靠的办法即是不断为自己谋取物质上和
精神上的“利益”。利益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则有助于人们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至
少看起来如此。所以，谋取利益是人的本性。当一些不道德或非法的因素夹杂进谋
取利益的过程中时，人们就会出错。
我们，诺维克先生和陈先生，在我们新认识的“朋友”面前从不摆出所谓“仁
义道德”的面孔，我们甚至坦言相告，说我们也会“要手腕”，就如同他们一样。
他们听到这些话后，发出神经质的笑声，笑声里含有戒意，显然他们还是要保住他
们的既得利益。但无论如何，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是放松了不少。
从纯商业角度上来看，他们还是违反了对共产国家的禁运条款。
虽然日本人认为这些条款是美国人专横规定的，但是，在那时全球冷战和越南
战争的气氛下，违反这些禁运条款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有一次我接到消息，有1500副潜水装置，包括水中呼吸器和潜水刀将被秘密售
往香港，而后转手卖给别国。
这一数量的潜水装置足可装备一个旅。除此之个，还能有什么目的？水下奥运
会？或是要拍摄什么史诗式的电影，以重现水下的绝世传奇？
我方将这一情报迅速转告了日本当局。
探查过对方的据点后，就要从中物色合适的人选。这些人肯定是贪心的，而且
想获得更多的私利。而后，我们就会在外单独约见目标人选，向他们暗示，只要他
们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些服务，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个人好处。
我和山姆是分别选择各人的猎物的。当我们到对方公司后，就会分头留意他们
的表情和反应，体会他们说话时细微的差别，或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注意其身体
语言。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的目标人选，我们的观察结果几近一致，这使我们更
加自信。
如此操作进行了2 周。在这期间的大多数晚上，我都是一个人留守在酒店套房
内。因为随时可能有目标人选打电话来，甚至对方还可能来一班人马“回返”。所
以必须随机应变。山姆相信我完全可以独自应付深夜可能到访的不速之客，而他本
人则放心地回家和妻儿团聚。我却相反，我妻子除非是受到太多的恫吓，是不会阻
止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的。
开始时，我还有些提心吊胆，每晚都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用一把椅于靠住门
把，以防外面的人破门而入，或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一点冷静思考的时间。
每次探查时，我们都会出一些小差错。正因为如此，我们得不断学习和改进，
我们也一次比一次做得好。
每天工作完毕，我和山姆都会到一家小咖啡馆讨论当天的工作进展。我们互相
配合得很好。
我们本不是生意人，开始时和精通业务的对方谈话每觉提心吊胆。山姆常常到
大使馆的专业部门请教一些专业问题。而谈论政治就要容易得多。
有些对方的据点就像是捕熊的陷阱，很难接近和深入了解。
在一处公司，对方对我们假意奉承，使我们迫不及待地就想尽快离开。我们和
他们道别时，气氛显得很紧张。
他们不断对我们挥手作别。在与对方一个家伙握了手后，我灰溜溜地抢先走出
了门，回头我看见山姆面色凝重地也出来了，我看到他神色有异，问他发生了什么
事，山姆说：“难道你？跟他们握手？”他有点语不成气。
原来对方一个长相丑陋的人在与山姆握手时，用力很大，像是要捏碎山姆的手
似的。而山姆如此强壮，又是一个柔道高手，竟还着了他的道。
我们左思右想，也没理出个可以令自己觉得满意的头绪，为什么那个可能是
“空手道”高手的家伙，差点要把山姆的手捏成肉球？难道这表明，他们已经知道
我们的真实身份啦？为什么他们的手势如此的不友好？为什么只针对山姆·诺维克，
而不针对我陈先生？是否那个野蛮的家伙只想向“不讨人喜欢的白人”显示他只凭
空手就能把我们如何如何？这种举动和前一天那个混混儿的举动如出一辙。
山姆恨不得找把榔头，回头砸了那个鬼地方。但我们终于还是压制了怒火，理
智地决定，不再去招惹那个马蜂窝。
虽然当时我们的胆子很大，但都不愿意忍受屈辱去试探对方。有选择性地保持
自己的尊严是一种美德。
在另一处，我们则几乎陷于绝望，因为我们对对方所谈及的生意一点儿也不明
白，桌子那边的人不禁起了疑心（贵金属不仅仅是业余者能谈论的话题。）为使自
己免处下风，我抓住一个机会，问对方一个近乎无理的问题：“那么，那种金属的
纯度怎样？”
回答是：“四九五。”
我于是胡乱评论道：“啊，四九五，好得很。”
我们急忙转移了话题。我暗自庆幸自己是一个老练的扑克玩家，知道如何连蒙
带骗地应付对方。
我们后来问大使馆，依然对“四九五”到底是什么意思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
没人能帮得上我们。
许多年后，我忽然想起我父亲曾是一家矿业公司贵金属部的负责人，我于是求
教于他，他说：“这人人都知道。四九五，就是99．995 ％的纯度。”
我们并没有完全探查我们所开列的所有目标。
西德波恩站是为山姆的所谓的“数十亿马克资产的公司”作掩护工作的，我们
突然收到波恩发来的一封电报，说曾有一个德国私人侦探打电话到法兰克福，查问
山姆的所谓“公司”是否存在。负责该项任务的情报官失言了。而那个德国私人侦
探口里吐出的脏话，恐怕连成人杂志上也难见到。（电报里没掩饰这些脏话，山姆
依实向我说明了这些话的意思，我听了以后很是担忧。）
看来我们要尽快罢手了。我们担心这一事件的后果会在两三天内就彻底摧毁我
们。我们心里都感到震惊。尽管组长和山姆表面上都显得严肃、平静，但我知道那
只不过是他们的职业风度所使然。我已近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准备面对最坏的后果。
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出事，我失去的会比他们多。我在日本的熟人太多。如果是
在其它地方，比如在希腊、巴西或突尼斯，我所担心的可能就不过现在的十分之一
了。
不单是对方可能采取行动。日本警察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也可能会来查问，
还有新闻媒体，如果它们发现我……。
山姆打心眼里还想继续探查完他原先所开列的所有目标，这毕竟是他长期以来
的一个宏愿。虽然他有点依依不舍，但我们还是立即退出了酒店。
山姆是个意志极为坚韧的人。即使是决不轻易言退的我，有时也都会对他的毅
力产生钦佩，但有时又会觉得他的固执很可悲。
山姆告诉我，在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动前，我们要再等待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要我保持轻松。
是的，山姆。不过唯一能轻松下来的可能只会是我的肠胃，神经质地泻起肚子
来。
我开始提心吊胆起来，不敢出公寓半步，害怕一旦出去可能会碰上在两个星期
的行动中认识的对方的人。我深知我的“简易伪装”难以骗过任何人的眼睛。
我并不是为我自己的安危担心。这种意思上的“害怕”从我一加人中情局就已
经不复存在了。
我害怕的是影响整个行动，辜负了上司和同事们的期望，也怕我的妻子和家庭
受到牵连。我能想象到，如果我走出门不巧碰上对手，被人认出，那就会像是打开
了潘多拉魔盒一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整个事情的全面崩溃。首先会惹恼日
本政府，然后是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引致与对方有关的国家的攻击。
何况我已经感到，自从在法兰克福为我们打掩护的官员失言于那个德国私家侦
探后，这个活多拉魔盒实已半开。
虽说我可能有点神经质，但我的确有些相信神秘主义，心里莫名其妙地，总是
觉得一出门就会出事。“背运”，我总是这样说。这在我的生活中却每每应验。
我很容易想象，在一个像日本这样的国度里，各种媒体十分活跃。一旦有一点
丑闻或“间谍”之类的话题曝出，山姆的日本妻子和我妻于的家庭就会马上被过分
热心的媒体所包围。如果那样，作为主角的我和山姆就别无他路，只有撤出日本，
而给家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苦楚。
这是我一辈子里最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爱妻和子的真实性格。
和子十分讨厌情报工作，但她对我说：“麻烦终于来了，这是你已选择的工作，
打起精神来，拿出你的信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刻我的愧疚之意，也永远为爱妻的坚强而自豪。
两周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终日藏匿在一间小公寓内，一定会使人得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