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仍向我们提供情报。我第二次离开日本之前，山姆对我说他想“放走”这个特工。
这时已经过去了八年，我表示同意他的想法。
虽然我对这个特工还是有些介怀，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大人物”，一个绅士。
我尊重他的勇气，也尊重他的人格尊严，甚至还甚于我身边的其他人。
虽然有时我也认为对待敌人应该残酷无情，但内心里还是觉得做人应该善良、
有同情心。有些官员认为，特工仅是为了金钱和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因此觉得他们
令人讨厌，不尊重他们，或私下蔑视他们。但是，我从不喜欢持这种观点的官员。
我承认我不喜欢这些特工的根本动机。确实，很多特工有令人厌恶甚至更坏的
动机，而且人格低劣。
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为我们工作。所以我还要保护他们，并善待他们。
我觉得山姆是以搭档和朋友看待那个特工的。不知道这出戏还能唱多久，我希
望那个特工能好自为之。山姆已经退休了。
现在我谈谈我和山姆的一个败笔。我们为发展一个特工而努力了近乎一年，终
以失败告终。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位目标人选十分重要，他是我们收集某一类特
定情报的关键人物。（在情报工作中，若没有一次一次地与目标人选接触，是很难
评价目标人选到底有多大价值的。）
这个目标人选很不诚实，更糟的是，因为他长得不好看，个头又太矮，所以心
里有明显的自卑情结。
依我个人的经验，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我在中情局见到过很多特工，他们
大部分身材都很矮c 我想不起有比我高的（我身高一米七五），在心理学上，身高
是很重要的，身材大矮的人常常怀有所谓的“拿破仑情结”。从男人的角度，这很
容易理解。可能的解释是：从一开始上学．小个子就容易受到大个子的欺负。他们
因此会不愿意上学和参加社交活动。在性格上则容易走极端，要么过于柔顺，要么
非常好斗。
（有一个例外是我的岳父，他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但没有这样的情结。他当时
也确实希望自己能长得高一些，但却没有因此而导致性格上的缺陷。）
还有一些身材矮小的人则出类拔革，我想这与他们的身高也有关，恰恰因为矮
小，他们才立志发奋图强，追求卓越，并最终获得成功。
我和山姆多次会见这个目标人选（我下面称他为崎田）。开始我们款待他，而
后是哄骗、奉承、劝说，再后是给他钱。崎田对此从不拒绝。我们知道他需要钱。
他也可能更想要女人，但我们不想把他往这方面引。他思想上还是有些想不通。
崎田不是个谦虚的人，但谈到工作。成就、女人等问题时，他除了只是炫耀他
曾结过三次婚，就别无其它什么好炫耀的了。我们认为用女人去进一步“腐蚀”他
是不明智的。就让他为他曾有过三个老婆而自我得意去吧。
但是，崎田对我们的承诺却从没兑现过。虽然我们对他的空头承诺、拖延和搪
塞很不满意，但由于他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对他做工作。
现在想来，我觉得崎田非常贪婪，他事实上是想要更多的钱。他吃我们的，玩
我们的，但同时又犹豫不决是否干间谍的事。这也不是很特别，还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花钱一定要有回报才行。否则，我宁可承认失败，转头
放弃这个令人倒胃口的家伙。然而，崎田却是这个领域里唯一的目标人选，百折不
挠的山姆不愿意放弃。一次，我们邀请崎田到一个温泉去玩一晚。我们一起吃喝聊
天c 半夜里山姆还找了三个脱衣舞女到酒店里表演取乐，他关注崎田的一举一动，
同时也喜欢看这类表演。有一个脱衣舞女还带了三条大活蛇来表演，其中有一条到
处乱爬，令我觉得很烦躁。我不怕蛇，但这却令我无心看那三个娘们的浪舞。
从下午5 点到第二大凌晨3 点，我们和崎田谈了近8 个钟头，直到我的嗓子哑
了为止。作为一个“翻译”，事实上有一半的话是我说的。已年过中年的崎田言语
中始终躲躲闪闪，不肯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许诺，真可谓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
硬，一点也没有被软化的迹象。
终于有一晚，我和山姆强硬地质问崎田，为什么又失信不带任何情报来。崎田
显然有些害怕了。我曾说过山姆发起怒来可以吓呆任何人，看起来像一只发怒的老
虎，随时会吃人似的。而我则作出一副很不友善的表情。崎田意识到他已经没有退
路了，拚命地想摆脱困境。但他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他可以猜测，结果是越
猜越怕，任何人都会这样的。
已是晚上10点了，在这间豪华酒店的大堂里，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在酒店餐
厅里向我高声叫嚷着不干的胆小鬼一样，崎田从他那具驴肝马肺里憋出几个字，把
我们叫作“中情局间谍”。
你能想象吗，他竟敢叫我们作肮脏的“中情局间谍”？！
就像是经过事先排练的一样，我和山姆立即分别用德国口音的英语和日语，以
更高的声音骂崎田，把他的声音完全盖了下去。我们骂他是“骗子”、“贼”、
“冒牌货”、“王八蛋”等等，反正能用的脏话都用了。大约100 多个酒店的客人
和员工看到了这幕对骂的场景，我和山姆边骂边冲出了酒店。
看来要再过许多年我才能再回那间酒店了。
我们和崎田的瓜葛还没完，是的，没完。我们一定要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我
们的不满。要在他污秽的灵魂中注人恐惧，好让他以后不会到处吹嘘他的所谓战胜
“中情局间谍”的“经历。
隔一段时间后，我打电话到崎田的办公室，请他出来一起到另一家酒店的餐厅
里吃饭。对崎田来说，我的声音仿佛是来自地狱，要招他的魂。可能他又害怕他的
同事会听到，所以只好答应赴约。
他如期来了。
他以往很喜欢吃中国菜，但这次我能看出他面对满桌丰盛的美食，竟提不起一
点胃口。
看到我和山姆阴沉沉的目光，崎田的双手开始发抖，手里的勺子已经盛不住汤
了。无论他碰到碗、银器、筷子还是什么的，都会发出抖动的声音，就像正发生一
场小地震似的。我们对他的举动不置一评，只是无声地吃饭，眼若冰霜地盯着他。
他说不出话，他也无话可说。
这样一直持续到午餐结束，然后我们严肃地向他“最真诚地送别”。
几年后我在一家华丽的中餐馆又看到了崎田。他穿得很体面，后面跟着两个对
他毕恭毕敬的下属。他可能也注意到我，我无所谓。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最后
的午餐，永远不敢说他和我和山姆一块曾做过什么。
他看起来老了许多，依然又矮又令人厌恶。
就在这段时间，和子怀孕了。我们欣喜若狂，因为原先觉得这不可能。我心里
暗自担心，我一直酗酒会不会对胎儿产生什么副作用，影响他（她）的健康。
我开始心疼和干了。每次外出与特工碰面前，我每隔两个小时给和子打一次电
话，向她问好。即使正在执行任务，我也一定会抽空打电话。
和子的情况并不太正常。婴儿比预期的日子晚出生了三个星期。和子快要分娩
而发生阵痛时，因为反应不明显，我竟没注意到。我带她到医院时，医生高声责备
和子太过拖拉。
按照日本医院的规定，开始两天我只能呆在家里等候消息，我十分焦急，独自
一人喝光了三瓶威士忌，又喝了不少啤酒，接着发现自己的肚子已疼痛难当。
我后来开玩笑地把这种现象叫做“同情分娩痛”，通常发生在十分钟爱自己妻
子的丈夫身上，不过没人肯相信我的话。
到了第三天早晨，我的肚痛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于是我知道，孩子出世了。
果然，几分钟后，我岳父打电话给我：“是个男孩！”
孩子正常得很，健康得很！
其实，原先我们一直想要一个女孩。现在生了个男孩，我们也高兴万分，至少
我是如此。一想到如果是女孩就会有一天要出嫁，“给别人”，我就难以接受。
孩子像极了和子，但一点也不像我。
一连几个月，和子都对我的父母表示歉意，说“对不起”。她不愧是一个典型
的日本女人。
儿子出生四天后，我又要跑到汉城，以保证我的护照上又有新的出人境签证记
录。
当了爸爸，我感到很自豪，但到了汉城后，我的好奇心又占了上风。我想去著
名的“妓生屋”（同日本的歌舞妓馆相当，但性服务要多一些）体验一下那里的乐
趣。
由于已经有了孩于，我花钱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大手大脚了。但我还是想在那儿
消遣一夜，我明确提出不要性服务，同主家讲好大约花50美金（对于做这种交易，
我还是挺在行的）。
虽然到我桌上的两个女人都不会讲英语、日语或中文，但桌上的食物和酒却很
丰盛。我觉得这50美金花得值。
两个女人都身着鲜艳的朝鲜民族服装，光鲜亮丽。坐在我左手边的大约有26岁，
另一个则可能只有18岁。因为我喜欢成熟的女人，所以被坐在我左边的女人迷得晕
乎乎的，差不多要忘记我自己钱包里面货色不多了（那时还没有信用卡）；；不过，
在我还想更进一步时，那女人很巧妙地避开我走了。只剩下我和右边那位不说话的
18岁姑娘。我有点怅然若失，但临走前也没忘说谢谢。
我把和那两个女人在一起的快相带回东京给和子看。和以前一样，她觉得我的
故事很好玩。
几年后，通过日本朋友，我对汉城的认识加深了：在两个女人中，其中被“指
定”陪我过夜——如果我想的话——的总是坐在我的右手边！被指派坐在左手边的
只是“装饰”。所以，那次我是无意识地伤害了坐在我右手边的姑娘。
“但我实在喜欢坐在我左手边的那个。”我向朋友抗议。
“那不行。你只能要坐在右手边的。就算她长得不好看，甚至是只有一只眼，
或是跛子！”我的日本朋友教训我。
对于无意识地羞辱了右手边的那位姑娘，我感到很难受。但我的的确确是喜欢
左边的那位。
孩子的出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思想以及我对生话的态度。初为人父
的欣喜和责任感，改变了各种事体在我心里的相对重要程度。但是，我吸烟和酗酒
的习惯却依然如故，这有时使我觉得很羞愧。
孩于出生后，我还对和子说：“我爱孩子甚于爱我自己，绝对的。但是，如果
必须在孩子和你之间只选择一个的话，我宁愿要你，而让孩子上天堂。”
已经过了八年，当我们在家里闲聊，胡乱假设各种可能性时，我的选择次序还
是没有改变。我们问我们唯一的孩子彼得，如果出了事故，我和他妈妈都死去了，
他一个人会不会独自活在世上。
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但我们就是这样带孩子的，
教育他不要怕任何事、任何人。尽量让他独立思考，思想上不要有框框。
仔细想了一阵后，彼得大笑着说：“我会活下去的，我喜欢生命，我要体会生
活，要看世界！”
我和和子被他这几句话深深感动了。
我们都意识到，事情的轻重已经发生了变化。
儿子出生不久，我接到指示，要我回美国办理移民归化手续。我别无选择，这
是法律的要求。在我终于能在美国某个地方呆下来之前，我只能把和子和两个半月
的儿子交给岳父照顾。成为美国公民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很自然地就是想调到巴黎
工作。那时，我是中情局唯一能讲法语、中文和其它语言的情报官，况且我对巴黎
又很熟悉。
在日本四年，使我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男人，为了妻子和儿于，我可能做任何事。
我非常幸运，已经抓住了使自己成为出色情报官的机会，成绩显著。我获得升
迁，同时也被同事们认同。
比如，曾有人告诉我，一位名叫罗伯特·肯德勒的高级官员，就曾试图推荐我
升职。虽然因为当年我已经升过一次职了而没有成功，但我很感激这位素未谋面的
长官如此看重我。他后来升迁到了很高的职位。
也是巧合，我的GS级别和年份间对应得很好。我于1966年加人中情局，定级GS
－6 ，而后每年均获升迁。尼克松总统下令冻结政府人员的职位6 个月的那一年，
也就是1971年，我已升到GS—11级。我开玩笑说1985年我该是GS—25级（GS级别止
于GS—18级，再向上已是另外的职衔了）。
虽然因为是华裔而受到排挤，其间还有6 个月的职位冻结，在9 年半中我获升
迁7 次。我的职位赶上了比我早5 年加入中情局的同事。很多上司对我升迁的速度
都感到惊奇，我在以最快的速度登金字塔。
离开日本时，我的愿望是达到GS－14级，这个级别当时在中情局里，还没有在
美国以外出生的华裔人员达到过。而后，我又向GS－16级努力，这是“高级职位”
的开始级别，当时这个级别上还未曾有过华裔官员。以后，美国的职衔体系发生了
变化，如读者可知我永远成不了GS－16级。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我的个人背景
我生于台湾，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种族匕，我是绝对纯粹的中国人，
在族谱中属第33代于孙。我们家族的第一代祖先，曾是10个世纪前的唐朝宫里的大
官，这比成吉思汗的蒙古时代还早2 个世纪。家族后来南迁到福建，仍是政府的官
僚，在第叨代的时候，全家从中国大陆迁到台湾，并就此定居下来。我们在台湾做
大米生意。几个世纪以来，整个家族分成了许多分枝，散居在中国各地。就我们这
个分枝来讲，我的父亲仍就每年都庆祝第27代祖先的生日，以此纪念我们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