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生意。几个世纪以来，整个家族分成了许多分枝，散居在中国各地。就我们这
个分枝来讲，我的父亲仍就每年都庆祝第27代祖先的生日，以此纪念我们举家到台
湾定居。
然而，我要声明的是，我们家并不是嫡亲后代，中国人把香火看得很重，所以
当家里没有男性继承人时，或者万一夭折，常常就会收养一个男孩以续上香火。
我们家也属这种情况，据我父亲推算，在我之前的第3 代，家里所有的男孩都
是抱养的，这样，我们家虽然也算作是大家族的一个分枝，却不是真正的“血脉”
相承的后裔。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真是太长了。在我上高中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孔子的第70
代孙（他自称是嫡亲的）。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正亲的家族的字，单就名字看，喻示
此人是一个非常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我那位朋友很俏皮，常常抱怨他的尊贵的家族
为他取的名字，因为人们总是希望他的所做所为符合楷模的标准c 我父亲比较保守，
他把家族的名字和血统看得很重要。我虽是家中的长于，对此却不以为然。1943年，
日本人强迫我们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时，父亲把全家都召集起来，含着眼泪告诉我
们一个秘密，他新造的“日本名字”中有特殊的含义，表示我们家是与一个“高贵
的中国家族的名字”有关系的，他同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曾在中国历史
上显赫的家族”的一员，但要保守秘密。
关于我家的历史故事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重要的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我们
为此而蒙受的耻辱。
当然在1930年的台湾，是不会有人想象到日本帝国最终会失败的，台湾在1895
年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我父母上的是日文学校，父亲在少年时代就去了日本，毕
业于早稻田大学，我的父母也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一个“日本良民”。
我通过了专为台湾学生设的人学考试、进入台湾孩子所能上的最好的日本学校
就读，这所学校约有1000名日本学生，而我是仅有的10个台湾学生中的一个，那时
的日本教师和学生普遍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瞧不起我们这些台湾学生。
我是个好学生，但那时只会说日语，甚至我的父母相互之间也很少说台湾话。
每当从教育局来的大人物到我们班视察时，老师经常会点我的名，要我站起来朗读
或回答问题。要一个台湾学生在这种时候站起来读日本课文，本是件有些令日本人
难堪的事，但老师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是最棒的。
我上课时不太注意听讲，因为每堂课的内容我大多已经提前学过。我从不把老
师放在眼里，有一回我没理会老师正在讲解的乘法九九表。那个残暴的老师就为这
个“罪过”狠狠地打我，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凶猛地打我的头，我强忍着痛坚持站在
那里，看他能打多久，可最后还是经不住他那旋风般的巴掌，我被打倒在教室的地
板上。其实乘法九九表我早在一年前就会背了。我的爷爷是在爸爸出世的两个月前
去世了，当时家里是地主。我爸爸可能是没有父亲做榜样，所以他从不知道怎样当
好一个爸爸，更不知道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但他的心肠很好，是一个典型的工作
第一的工薪族。
与父亲刚好相反，母亲却是一位非常严格的人。我是她的长于，是在她严格的
教育方式下带大的。她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我的体罚，在抽打我的
时候，她也禁不住地泪流满面。我由此体会到，她可以放弃一切，但决不会放弃对
我的教育。
在我这一生中学到的第一个外语单语不是“Hello （喂）”也不是“Santa Claus
（圣诞老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俗套的东西，母亲教我的第一个字是“SPARTA（古
代希腊市名，以勇猛严格出名）”，她希望对我施以古时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但
对我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讲，斯巴达就是痛苦。
当我在学校里被老师毒打一顿，肿着脸回家的时候，母亲会再打我一顿，因为
她断言我是在学校里于了什么坏事。（30年后，母亲为她曾这样误会我向我道了歉。
哦，妈妈！）
我受到了日本老师和学生对我精神和肉体的严重虐待，他们在欺负我的时候绝
不手软。我那时还只有七八岁，而母亲教育我要在压力面前决不让步，为此日本小
学的老师甚至嘲笑我母亲灌输给我“又傻又倔的思想”。
正是这样苦涩的童年塑造了我具有反抗精神的性格c 那时正值战事紧张的1944
年。
最近，往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妻子后来指责我不该在吃饭的时候讲这些
事。）每当我看见浅紫色，我就会想起台湾很常见的一种大蜗牛壳的内壁。因为在
我八九岁的时候，三个日本同学欺负我，后来我们打了起来，我终归是敌他们不过，
其中两个孩子按住我，另外一个扯住我的头发把脑袋往地板上撞，然后用个蜗牛壳
到屋外地上装满沙土，回来全部灌进我耳朵里。就是用的那种蜗牛壳，这在我的记
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我没有哭，更没告诉母亲，因为我害怕她知道后会强
迫我去和那三个坏孩子再打上一架。
母亲已经那样做了好几次了。
比如有一次，我母亲让我去向一个四年级的恶棍和他母亲要求道歉，那时的我
仅读一年级。我只好接她说的去做。一路上我紧张得双膝发抖，结果却出乎我的意
料，他们真的向我道歉了，这使我明白：只要自己是对的，就不要怕。这就是我母
亲。
还有一次，我也在读小学，当我第二次被一只德国牧羊犬攻击的时候，我坚定
地站在那里，尽管我怕得直抖，但最终成功地接近它并抚摸它。
在日本人众多的地方做一个少数的外来者是很不容易的。日本人总是十分傲慢
无礼。母亲告诉我，如果我有理，就要反击，如果我背理，就要道歉。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过去如此，现在也大致如此。我学会了一些
弹性，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我很少妥协。
50年代，当我看到美国南部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时候，我对黑人的处境有强
烈的同情，因为我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知道生活的痛苦和屈辱。
我是在严格要求和管教下成长起来的，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坚韧的性格，同时
也学会了生存之道。
不论什么原因，不论什么方式，当一个人不惧怕死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无比强
大，因为他不那么容易死，他就反而会成为一个幸存者。
现在，我的感情很丰富，常常会感动流泪。直接地表达自己老实、纯粹的情感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相反，说谎。掩盖真象倒是最大的缺点。
虽然我容易动感情，但只要形势需要，我也会强硬。冷酷、有泪不轻弹。我把
我的这些观点都教给了我的儿子，不过对这些观点做了一点修改，使之稍微平和了
一点。从辛酸的童年生活中，我领会到，一个正派的人或者说一个绅士，必须具备
诚实、努力、顽强和同情心，这是必须的基本素质。“绅士”这个词的含义要比
“一个男人”的内容丰富许多。
儿子3 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给他一些空手道的基本动作，他每天早上都练习
实用空手道的技术，直到上高中。
儿子6 岁时，在东京读一年级。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住在我们附近的日本小
孩欺负他，回家后，我鼓励他，用他的铁拳教训那领头的混蛋，打他的鼻子，打他
的眼睛，打歪他的下巴！首先要制服领头的那一个，其他的就不用操心了。
有一天，彼得回家诉说他被两个日本孩子无故地打了一顿。他上的是一所国际
学校，穿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校服，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日本孩子的欺负对象。
我问他是否按爸爸说的方法回敬了他们？彼得有点沮丧地说，他打了那家伙的
胸，结果又被别人踢打了一番。
“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不用拳头重重地打他的鼻了和下巴？！”我问彼得说。
“我够不着他的下巴！”
“那你哭了没有？”我又问。
“有一点。”他红着脸承认了。
我表扬了彼得，毕竟他勇气可嘉，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我会不会做得像他那么好。
他不愧是我的儿子，敢和两个连下巴都够不着的坏孩子对打，我觉得很自豪，
我相信我那去世的母亲也会赞赏彼得的勇敢之举。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彼得和妻子一起去找那两个欺负我们宝贝儿子的坏小于，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
当时，如果不是妻儿和路旁的工人在场，我会宰了这两个五年级的无赖。我想
我必须吓唬一下这两个一钱不值的傻小于，我大声宣布，以便在场的人都听见：要
是还有下一次，上天作证，我会把他们、他们的头儿、他们的老师、父母、祖宗，
任何一个有关的人都送进监狱。打那以后，这种骚扰彼得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彼得在美国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被校长召去，因为学校怀疑彼得卷
人一场是非。
彼得究竟做了什么呢？他的同学威胁了他，并推搡了他，彼得就用拳头反击，
打了那家伙的下巴。哈！这正是我教的。
结果是挑起事端的同学被彼得打倒，并有轻微的脑震荡。
好！就是要告诉那小子，彼得可是每天都练空手道的！校长很害怕，但我保证
地说空手道精神是从不提倡主动挑起争端的。
当太平洋战争进人紧张状态时，我们举家迁往农村，以便躲避美国人的炸弹。
我们家和外祖父住在一起，他是一个大地主、著名的诗人。这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家
族，我的外祖父后来被誉为台湾400 年来最伟大的30个人之一。
在乡下，我每天都领着一群兄弟和侄儿围着遍植热带果树的大花园散步，就是
在那时，我学会使用又大又快的刀，也第一次认识到把刀当作工具的优点，这刀好
像是我的手指头和指甲的延长。
当时，我们尽管在乡下，食物仍然十分缺乏，常常要到外面找吃的，还要帮体
弱的母亲做点家务。
偶尔，我会去钓田鸡，但田鸡很容易引来蛇，我得时刻防范蛇袭击弟弟。曾有
一天，我共杀了4 条蛇，那时我9 岁。
1945年8 月，太平洋战争以日本的投降而告终，我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虽然日本的战败是件意料之中的事，但对我们的震动也不小。
我们的国籍立刻就由日本变成了中国，但这种变化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莫名其
妙，只有我那十分爱国的祖父为这一变化欣喜若狂，我父亲的感觉有点复杂，但是，
因为我们不再是日本人统治下的二等公民了，父亲也为此感到高兴。而我则是很糊
涂地过了这段日于。
对我来讲，困难的是必须学说台湾话。虽然我仅是11岁的孩子。学这难学的台
湾话还是有点难。
尽管我开始学习台湾话和普通话，但仍遭受了新的歧视，首先来自台湾人的，
然后就是大陆人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把蒋介石打败了，蒋政权逃至台湾，就以我
们的解放者和老大哥自居。因此，台湾人和大陆之间常有磨擦。
我在台湾上的初中，仍旧过着受排斥、受欺负的生活。
到学校的第一个月，有一帮同学故意刁难我，他们要我借他们一本小说，被我
拒绝了。他们就用生锈的剃刀架在我喉咙上威胁我，仅仅因为一本小说就这么凶，
简直是一帮地道的恶棍。
类似的恶作剧经常发生，但我很少打别人，偶尔我也会对付他们，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用我那把锋利、精致的刀。
那时的台湾是一个不安定的地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不验证着适者生存的
真理。当然，我也学会了怎样生存下去。
顺便我想带一句，也许是巧合，我这一生中只参加了两个毕业典礼，而且是最
初的两个，一个是幼稚园，另一个是小学，我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错过了另
外五个。
1949年，在我初中毕业时，学校被蒋介石撤退的部队占用了，当时我心中最关
心的是校游泳队那些女孩子的安全问题，因为那些疲于战事的大兵正用我们的游泳
池洗澡。
后来，我成了游泳队的队长，这是一支以前被誉为台湾最好的游泳队，不过，
我当队长时，成绩不好，我虽然游得不太好，但我却是一个好教练，一个好管理者。
在我高中毕业的前二天，我因为做了一件坏事被抓了起来。我身上带着一把刀，
这在别人看来像是在持刀行凶，学校为此专门开会，讨论到底是开除我，还是仍让
我毕业。这样，我就又错过了高中的毕业典礼，但被允许毕业，并继续参加了大学
人学考试，我被当时最好的国立台湾大学录取了，两年之后，我去了美国，而我的
学位是在法国得到的。法国根本不存在毕业典礼这回事，学生们只是到学校的布告
牌前找自己的名字。如果毕业榜上有自己的大名，则舒心地叫一声：“我获得博士
学位了！”就这么简单，没有游行，没有热闹的吹奏声。这就是命吧，我只参加了
今生最初的两次毕业典礼。
我非常感谢已故的母亲，她对孩子们的成长倾尽心血，年轻时她对我们的教育
非常严格，年龄稍大一点后，对弟弟们的态度就温和了许多。因为她对我严格的管
教，使我觉得和母亲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
事实上，母亲就是用诚实、正直、遵守纪律的准则来要求我、锤炼我，塑造我
的个性。
她希望我坦诚，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坚忍不拔的性格，这些要求，对一个孩
子来讲的确高了一点，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方面都没有达到她的期望。
她要求我必须努力把每件事都做好，不允许有半点折扣。她完全可以同有伟大
声誉的犹太母亲相媲美，她给我讲贞洁、忠诚、正直这些美德，让我读历史上东西
方英雄的故事，希望我能从他们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