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
我有一个非常独特有用的建议：如果你想感觉好，非常非常好：去找一此三盎
司活着的癞蛤蟆，不是青蛙。通过它们的皮肤分泌粘粘的、各种颜色的物质的丑陋
的癞蛤蟆。
早上一醒来，抓起它的后腿，送进你嘴里，将其生吞下去。
现在你真正知道到底什么是“感觉良好”了。你刚干了想象不到的事，你今天
内不必再干一次，这一定使你觉得整天快乐。这意味着放松、冷淡和信心，意味着
你能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我是在开玩笑吗？不，不完全是，不是。
在从事谍报工作时，有时你觉得好像在被迫生吞一只令人作呕的癞蛤蟆。你甚
至不知道为什么被迫这样做。你别无选择。此外，你的上司会以组织的名义强迫你
这样做。你明知这极不公平，对此你尤能为力。那么你就想想我的关于癞蛤蟆的故
事。只要想想你不必一会儿再吞下另外一只癞蛤蟆，你就会觉得好些。
在曼哈顿，我经常步行。部分原因是出租车费贵，部分原因是不想让莫里怀疑
我骗中情局的钱。他不许我有一些我认为是正当的开销，如在家中准备工作宴会，
要是他不允许我有这种合理的花费的话，不难想象他会怎样算计我其它的开销。
一次宴会，食物和饮料按人头每人补偿我10美元。但其它一切费用由我和妻子
支付：烹凋、劳力、装饰和清洁。打破的瓷器和玻璃器皿，事实上有些还很贵重，
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如果不怎么考虑在家中宴会的效果或对客人的影响的话，我可以非常高兴地邀
请我的客人到一家餐厅，每人花三四十美元，我和妻子也不需承担额外的劳动力或
花销。莫里不让我有这些合理的花费，而他却几乎每天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别官员举
行毫无节制的所谓“工作协调午餐会”。
我从不和莫里就此问题争执。钱在我的议题上并非处于头等地位，所以我不为
钱争执。
纽约是个高消费的城市，甚至很多家庭必需品我们都没有，我们也很少出去吃
饭。我仍然在花我在东京时的积蓄。
一个好心肠的上司十分体贴地劝我带妻于一起去吃一次工作餐，让她放松一下。
但我那时有一些“目标”
，为了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更愿意在家里招待他们，
让自己扮演殷勤的主人角色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不起在哪本书上读到富兰克·塞纳特拉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甚至练习丢
弃烟头的方式；我也读到过，劳伦斯·奥立佛爵士在上台演哈姆雷特之前还要在一
面大镜子前练习词句。奥立佛练习调整句？
要是这些伟大的表演艺术家都还要练习这些他们熟悉的动作，肯定我也必须这
样做。
我开始在镜子前面练习我的表达方式和关键对话、借日、妙语等等。
我用各种语言练习可以在哪种场合使用的方式。我经常对一些“目标”同时使
用两种语言。对话、手势或语调的变化往往产生预想不到的效果。
这已成为我在各种聚会上的习惯，这种习惯非常有用。我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
人，但我能用事先准备好的语言、令人信服地“表演”。这对我培养潜在的情报员
或招募他们帮助极大。
在此期间，我接触了一个可能的合作者（与有协约和定期付薪的特工不同），
他似乎不想再提供合作。他和妻子刚搬到纽约。我被告之，他以前一直合作得很好，
可能是与他接头的情报员对他太太流露出不正常的兴趣，因而惹火了丈夫。“去把
他拉回来”，莫里说得很简单。
在电话中，他以种种借口不愿出来和我一起吃饭。我对那对夫妇用了一个中国
化名。从与他妻子的电话交谈中，凭直觉，我感到有潜在的危险。我练习得到的对
女人的感觉仍然十分敏锐。
在和他们夫妻令人失望的约会之后，我还约那位丈夫单独吃一顿午餐。
在纽约我经常使用不同的化名。当使用中国化名时，我经常用当时十分著名的
姓如毛、周、邓等。用这些熟悉和著名的名字称呼我会不断地敲击我的记忆神经并
不断提醒我：我是谁，我现在处在什么情况下。
当我同时使用四五个化名和身份时，这尤其有用。我妻子经常感到吃惊的是，
我怎么在晚上能一会儿醉酒，一会儿睡觉，一会儿又被电话吵醒，而且在第二次响
铃时，就能询问对方名称并用正确的化名、身份回答相关问题并畅谈一番。
有一天要赴与他的午餐。提前2 分钟，我去那“目标”的办公室造访。当我进
去时，我问：“嗨，有人吗？”突然有人大叫：“毛先生！毛杰瑞先生！”
我知道是在叫我。可是毛杰瑞不是我对今天要见面的“目标”使用的名字。
我当然知道现在叫我名字的人是谁。他是我接头的一个值得信赖的特工。在这
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知道我叫“毛杰瑞先生”。
由于担心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同时面对他和我的“目标”，因此我得尽快回避他。
我很快地作了一个迷惑的表情，然后走出办公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快步走了
十多步，试图平息一下怦怦的心跳。这时我又听到从办公室门口传来警笛般的尖叫
声：“毛先生，是我——！！”
我知道是你，你这个笨蛋！你不能闭嘴吗？我在心中咒道，我的心现在跳得又
像机关枪了。我意识到我应控制这种形势了，无论事情有多微妙。让我的“目标”
出来见见到底谁是“毛先生”可能还会好些。在这种情形下留下尾巴而不解决．可
能会留下事故隐患。
我停下来，转过身，向我的特工走过去，问到：“你在这儿做什么？办公室里
的老板在哪儿？里面还有其它人吗？”
“我一周前开始在这儿工作，老板半小时前外出了，办公室就我一个人。”
在曼哈顿，我的特工为他的新工作偏偏选这一个办公室，但未有机会向我汇报
情况。又是我的狗运高照，差点心脏病发作。
我认识到“目标”从没有和我外出共进午餐的打算。我要求我值得信任的特工
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也不要说我来访过。试叫醒一匹死马是徒劳无功的。
然而这事仍没有结束。
几个月之后，当我离开纽约在华盛顿地区等候新调动时，中情局总部和我联系，
要我回到纽约与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官员合作，我去了。
那个不愿合作的“目标”被怀疑为国外势力作中介试图影响一些国会议员。我
将我的前任特工交给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并向他们保证这个特工是明智的、可
靠的。
同往常一样，对此我再也不知下文了。
我从纽约奉召回华盛顿参加一个情况汇报会：他们将指派我一件“最有意义的”
任务。这样的说法令我喜出望外。我花了三天时间在乔治城一旅舍阅读有关分类案
卷，并特别指定了一个人帮助我了解情况。
正是这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我将叫他乔布兰德的人。
他年轻、有活力、机警而且对工作十分投入。他在我被选择参加的宏伟计划中
扮演联络和后援的角色。
乔至少可流利地讲两种语言。他的坦率和直言不讳赢得了我的赏识。在许多方
面，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于。他独特、富有想象力、无所畏惧而且幽默
风趣。
乔对工作的热情令人吃惊。他从国外返回华盛顿已半年了，他和他的家眷仍住
在汽车旅馆里，因他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找房子。
他四岁时就是局里最年轻的GS—13（级官员），以后又成为局里最年轻的GS－
14和GS—15。他现是局里资格很高的经理（因为中情局不鼓励退役人员和在任人员
交往，所以我对他以后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从已退休的朋友那儿确实知道他的
一些情况）。
乔留下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职业记录。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经常和我见面的那段
时间，他尽一切可能帮助我，并积极修补莫里·邓恩对我的伤害，努力为我的新任
务寻找合适的掩护身份。
有一天，在华盛顿，他来找我，看上去很压抑。他说妻子对他忍无可忍，自己
出去买了一套价格昂贵的房子，已花了一大笔存款。
乔说道：“保罗，你想我该怎么办？按我的计算，在房屋抵押后，我每个月只
剩200 多元过活。”
我不得不劝他回家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再也不知道他和他妻子是否真的买了
房子。这就是乔。
乔对我亦非常同情。他一直在想尽快帮我找到一个可靠的掩护身份。他也是一
个十分正直的人。在一间旅馆的房间里，他和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负责寻找非官方
身份的官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怒不可遏，站起来准备将那人猛揍一顿。我不得
不阻止他说：“如果要揍，我会自己动手，你不必为我而斗。”
在华盛顿期间，我开始了解到莫里向总部打我的小报告，大意是：我总是酗酒，
以致于早上9 点在我办公室不得不扶着椅子才能站起来。（非常聪明的虚构。我是
一个“醉鬼”，没有能力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说实话，我喝酒从来没达到他所说
的那种情况，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因此，他绝对不可在那时看见我酗酒。我也想不
起早上9 点在我的办公室看见过他。）
他自吹自擂，说我先培养一个“目标”，然后他来招募这个“目标”。简直一
派胡言。来访纽约的督导员向我和莫里转达令人困惑的敬意说，祝贺我和莫里分别
“培养”和“证招”了情报员。
当时我或许太单纯、太惶惑了，尽管这个局外人注意到当时莫里对这样的赞赏
明显地退缩和不自在，但我并没有提出我的疑问。但莫里的不自在增加了问题的神
秘性。
后来当我有机会翻阅我自己档案的记录时，我发现由莫里撰写的两段互相关联
的电报，但这两段放在相近但不同的地方。若将其放在一起来读，就可清楚地看到，
从我第一次将那位十分敏感的“目标”介绍给莫里到“目标”同意做我们的特工的
时间总共不到15分钟！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拳击或摔跤比赛，不是将对
手突然击倒就可宣布比赛结束的事。莫里究竟想说什么呢？他能马上问“目标”是
否想加入中情局而“目标”马上点头同意并举起右手宣誓加盟吗？
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在莫里向“目标”介绍“特工要求”和他每月的薪
水等之前，我已将所有一切事情都概括地告诉了“目标”。莫里对此是十分清楚的。
由莫里记述的他在这次任务中的表现完全掩盖了我的作用，并切断了我与中情局的
直接联系。他知道他不能宣称此次征招是他的功劳，因为我已完成一切并获得了
“目标”的认可。莫里毫无羞耻地背叛了中情局有关荣誉的条令。
我没有公开对莫里指控，只是因为已离开并到了他处任职。我后来在东京听说
他因为类似的欺骗而受到审查。
再后来，我被告之，莫里在他的律师的帮助下，搞出了些“技术”上的理由，
“脱离了那次审查”。他人虽仍在中情局，但再也不会获得提升了。
我完全可以用莫里本人亲自撰写的在纽约“招募特工”这样虚假的报告指控他，
让任何人都能读到它，看见莫里的真面目。
我那时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东京，我还要和另一个狡猾的对手周旋。
莫里声称几乎我做的每件工作都有他的功劳，要是我没有讲出来，他也会编造
一个。莫里是唯—一个向总部报告关于我的活动情况的人，他可以在背后做任何事
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声称在他的富有远见的领导下，我终于成功地邀请到中国
外交人员到我家作客（好像在开始时，我对此任务非常勉强）。
真是厚颜无耻之极！到底是谁如此傲慢地拒绝了我最初对中国外交人员邀请的
提议？
莫里被调离之后，又来了一个新女老板。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善解人
意、富有同情心的女上司。
她听说过有关我的情况，好的和坏的都有。她希望我继续努力工作。她也见了
我妻子和儿子。
不久，很奇怪，她询问有关我开展行动时重要部分的细节。起初我答复说她可
以到纽约基地档案室找到有关我的记录。问我好几次之后，我意识到莫里（还能有
谁？）破坏了许多重要的报告，工作记录中有关我的成绩很少。由于莫里声称任何
行动都有他的份，因此他破坏这些积累起来的报告就顺理成章了。
就在我退休之前不久，我在总部见过莫里一次。我很想知道在被同事视作窃取
他人成绩的小偷、仅靠上帝的恩赐过活的他，这许多年是如何度过的。
他仍是一副粘粘糊糊、得意洋洋的样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明显有了疲态、
没有了生命或信心的神采。
尽管我的宗教信仰教我学会宽恕，但我对他仍是憎恶之极。看看他，我感到就
像见到不得不吞下的、令人恶心的癞蛤蟆。但知道再也不必和他打交道，我的感觉
又是如此之好。他甚至不值得人们用脚去踩死他，因为没人愿意去踩一只会喷粘液
的癞蛤蟆。
一年过去了，我被要求去西欧作几次临时外派，主要任务是评价，如果可能的
话，培养几名重要的“目标”。尽管工作本身很困难，但仍将是一次愉快的任务。
因为那时我对处理“非官方身份”、评价“目标”、交朋友和培养“目标”，如果
可行，选定一个特工等都十分自信。我没有丝毫的惊慌。此外，在工作之余，我有
时间游览我以前没到过的城市。
在此次特别任务中，也派遣其它人前往欧洲。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工作，
这毕竟是中情局“最有前途”的任务。
我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我必须自己去发展目标并与之联系。没有人会主动找
上门来或将我介绍给要招募的对象。这完全要我自己来寻找机会。因此，从根本上
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