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我去香港，这是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值得一去的地方。
然而，上司从没有理解或原谅我对他的冒犯，在未来的数年里，他仍然没有忘
记，香港就香港吧。我不会讲广东话，这是遍布全香港的中国方言。但我被告之，
我的“目标”不是中国人。
当时我已是一个多面手．因而对完成那个任务很有信心。
一个能于的情报官员要求是个多面手．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人打
交道。我确实有自己的好恶，但我清楚自己有能力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而，在我的情报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与间谍有关的工作我并没有干过。我从
没有执行过跟踪监视任务（除了最初偶尔经历的观察任务），也从没有鬼鬼祟祟地
破门而人过（我太笨拙了，会碰倒东西，发出声响）。
但也从没人要求我做这样的零碎事。我对自己擅长做的事感到很满足。
首先，我开始研究香港。我深知我不可能将广东话讲得很好，但我认为可能也
用不上它。由于从中国大陆逃港的人开始多起来，普通话在香港也变得普遍了。
为了解道路名称，我拼命记香港街道图，熟悉主要场所的位置，这花了我半年
时间。
但就像以前常常发生的那样，有一天，我被告之我的新上司决定让我去东京会
更好些。
我对自己像一件毫不重要的家具被人搬来搬去十分恼火。然而我岳父刚去世不
久，而我又没有什么积蓄送妻子回家奔丧。我想，对失去亲人的妻于来说，前往日
本是最好不过的了。从另一方面考虑，再调到日本工作五年，对我儿子也大有益处，
因为他还可以进一步学习日语。
在等待建立合适的掩护身份期间，我接受了一些训练课程。正是这一次，我渐
渐加深了对一名具中国血统的情报人员的了解，在我刚加入中情局时我曾见过他并
对他有点了解。
他被认为能干而巨值得信任。我也听说他是个最擅长语言的间谍。他作为非官
方身份间谍在东京已服务了很长时间，我将在他手下工作。我叫他梅巴尼。
见尼大约50岁，过早的白发总是染得很黑。他脸色平静，毫无表情，按中国算
命术的说法，他的短下巴的脸表明他很阴险，整张脸给人不祥之感。
从一开始我就对旦尼心怀疑虑。
他不愿告诉我有关他的年龄，我猜他可能比我大4 －5 岁。
即使在中情局，除非是论及有关行动计划，“没有坦诚的友谊就不算是真正的
友谊”。我也开始了解有关旦尼的情况，但所见所闻令人忧虑。
我发现旦尼在东京这么多年，却根本不会日语！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只是以
官方身份呆在大使馆和美国同事打交道还说得过去。但作为一个隐蔽良好、且要在
城市中工作的非官方身份的情报人员来说，使用日语在餐厅安排一顿饭都不行，真
是令人难以想象！这和一个职业冰球运动员不懂滑冰有什么两样？
梅旦尼是唯—一个在东京连续生活七年却连一级日语水平都达不到的非官方身
份的间谍。（官方语言等级分为五级，三级是基本工作水平。）
对一名高级侦察员来说，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可以为其获得成功提供“可靠的
保证”。
我认为对一般的职业而言，在同一外国城市生活七年后，一个普通智力的人至
少可达至二级以上的水平。
旦尼是个中国人，他在学习与汉语一脉相承的日语时应有比白人更大的优势。
其他大多数在东京的白人。情报员都能讲流利的日语，有些人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
日文报纸。如果是个体育迷的话，通常都随身带着日语体育报纸。
梅旦尼在日本生活数年却对基本日语如此无知，让他的许多同事感到迷惑不解。
旦尼的那些上司这么多年难道没发现这事很奇怪吗：）或仅仅是一时疏忽？这
听起来更像掩耳盗铃。
这的确是难以想象、耐人寻味的事，我不敢想象中情局还有类似的无能的非官
方身份的情报员存在。
旦尼现在或许可能会辩解说他曾经可以讲一点日语，但过了数年后又忘记了。
这样的借口有可能会出自他的口。因为后来我知道巴尼表现出令人难以容忍的
不诚实。我们大多数同事都知道他甚至不能用日语问到洗手间该怎么走。
此外，旦尼还有其它有名的不良德行。最明显的是贪婪、耍手段和虚伪。
我从巴尼的朋友处听说他曾从中情局骗取搬迁费。在香港期间，他让搬家公司
提高货币兑换率，条件是搬家公司必须将差价给他以补偿中情局不付的保险费用。
这只能在像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做，因为在那儿，对货币的兑换率时常变动，他以
为没法查出。（不是很准确的。图书馆的旧报纸或银行记录可能有比较合适的数字。）
巴尼还向其朋友炫耀他的这一小伎俩。
只是一个小骗子，肯定不能算作大盗窃犯。但对一名中情局情报员来说，任何
微小的、简单的和虚假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最初我对此事并不怎么相信。直到在东京，旦尼亲自向我吹嘘搬家费的事我才
对此深信不疑。
有天，我俩在一起接受训练时，巴尼问我：“你认识杨爱克吗？”
杨爱克是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中国官员。但见尼却知道他。
“杨有大麻烦了，因为他从特工的薪水中捞取好处被抓。”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初的答复是：“怎么这么坏！”
截取特工的薪水在中情局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这个来自巴尼的谎言是他最典型的害人方式。因为以后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不认识杨，我至始至终也没见过他。我所知道的是在我从巴尼那儿听到这个
致命的小道消息后几个月，杨得到了提升。这意味着所有围绕他的卑劣的谣言和指
责被一扫而空。
“加强相互信任感、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是中情局，情报员的行为准则。
认识到旦尼是个一贯性的、变态的说谎者并不花费我太长时间。我对有这样一
个上司作为我与情报站的沟通渠道而感到不幸。
如果你觉得本书中与我相关的人或事听起来太荒谬了，请允许我指出，这些故
事已讲了数年了，有证据和记录来证实。
梅里尼比我加入中情局早五六年，主要充当语言学家。在我去东京时，我的职
位已赶上他，但不久他在那儿又得到提升，也成了我的上司。
旦尼感觉到我的威胁了吗？可能会。他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但不管诽谤杨的
事实如何暴露，他仍会无中生有或毫无根据地撒谎——正是一个变态撒谎者的标准。
奇怪的是，他的攻击对象经常是中国人。或许他觉得自己比其它中国人优越但又不
如白种人。这使他成为中国人中最为可怜之辈！
我在中情局22年的时间里，梅旦尼是最欺诈成性的官员之一，因为原谅他那明
显的罪行，他的一些上司应对其行动承担责任。大家在背后都嘲笑旦尼生存的法宝
就是溜须拍马。
中国同奥特曼帝国和阿拉伯国家，在过去的历史中有一类玩弄权术的特殊群体，
即太监。他们在身体和灵魂上所具有的双重特性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
为：阴险、狡猾和懦弱。
似乎历史和传统有时会世世代代沿袭下去。
旦尼总是将自己装成在教堂中高唱圣歌的仁慈的、虔诚的基督徒。
我曾研究过基督教的理论和哲学，后来又在罗马得到了专门的指导。
甚至当时在东京，我就经常想：梅旦尼信仰的耶稣基督是否和我知道的是同一
个耶稣基督。
我常提到“天报”，我坚信这一点，因为我见过许许多多的例子。
梅里尼将成为让我憎恨的受报应的人。
但我受到的教育说：上帝是博爱和宽容的。
我必须宽恕他，以免自己不被宽恕。
我试着这样做，在一些方面，我成功了。
但无论什么时候一想起梅里尼对我和我的家庭的所作所为，我就不得不在另一
个说教中寻找安慰：伪善是一种难以被饶恕的罪恶。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中情局官员的妻子们
中情局如果不是美国联邦政府中离婚率最高的机构，至少也是离婚率最高的机
构之一。那么你或许可猜测到问题毫无疑问地与其隐蔽的工作性质有关。
工作的紧张和焦虑可能引起高血压。事实上最近的医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情局供职六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得了高血压。由此看来，我有百分之百的
可能性是到中情局工作之后患高血压的。
我的确知道在中情局有许多高血压病患者。
有人曾作过一个“非科学”性的观察：中情局官员通常都比其同龄人显得老些。
据我所知，中情局中酗酒者的比例在政府中也是最高的。毫无疑问这也与他们
的工作有关。
在加人中情局之前很久，我自己就是个爱饮酒的人，因此，我不能也不应该责
备我的病完全是由现在的工作造成的。
但是中情局的工作的确是主要原因。试想，紧张、孤独、焦虑以及在执行任务
过程中还需经常饮酒，而其费用由政府提供。其后果可想而知。
在一间漂亮的酒吧饮一杯可乐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从我后来的经验看，除非确
实因健康原因不能饮酒，否则肯定会失去某些东西。当“目标”在一家时髦的酒吧
看见你喝可乐而不喝酒，他可能在有你作陪时难以享受到饮酒的乐趣。而且至关重
要的是，他或许只是对你稍不爽直，而且神情不甚愉快，或少喝一两杯；在这儿我
们不谈论省钱的事，因为只要饮酒对“目标”有效，有助于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
就要对我们的“客人”招待得周到些。这时，我们不关心国家的债务问题或预算是
否平衡。
我并不是在为我和我的同事们辩护，但对于一个情报官员来说，酒精诱人的作
用和效果确实可为其行动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必须时刻意识到不要使自己沉溺
其中而失去自我控制。我相信饮酒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基因有关。我看见许多人每
天都饮酒但从不像其他人那样酗酒。但我也同样相信不停地饮酒也可将你“转变”
或“培养”成一名酗酒者，即酒精本身并不会自动去找你。因此，酗酒也是一种
“被接受”的疾病，换句话说，你需要它。
适量饮酒并非坏事，但如果是用来“麻痹神经”或用作某种“借口”，就会很
危险。
正如在我开始经常饮酒之前，经常与我好心的妻子争辩时所说的那样：“饮酒
可以熔化我僵硬的神经末梢，好像将热水倾倒在凹凸不平的冰块上一样。”
以上的描写并不完全准确。我用一大杯半是威士忌半是冰块的酒来缓解紧张的
神经、消除不安情绪。
但这种逻辑和借口是不能容忍的。
一旦开始酗酒，你就会躲进你自己的世界里，情况就会变得相当糟糕。因为你
的配偶不能参与你的工作，这是一个“秘密’的间谍世界，对不对？你只能自己一
人处于其中，对不对？你正独自与你的“隐形敌人”作战，对不对？
我一直试图使自己直言不讳，以便本故事能准确地呈现给您。我完全认为自己
有罪并应为自己的性格和道德缺陷承担责任。
但是不应该指责我虚伪。我欠她太多的妻子在过去26年里从没有抱怨过我不诚
实或虚伪，未来的26年她也不可能这样做。
在本章中，我要说的是有关间谍人员的妻子，尤其是非官方掩护间谍人员的妻
子的处境、发生的问题和可能的解释——不是探讨有关解决办法。当然我亦会加人
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它们可能不正确，但绝对是肺腑之言。
由于我对有官方掩护的间谍人员的妻子知之甚少，因此我很少写到有关她们的
情况。她们的生活方式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他们可以参加外交或官方宴会，而非
官方掩护间谍们的妻子却不能。（我曾参加过类似的宴会，有时和我妻子，因我有
过一个不同寻常的记者身份。）
我也将甚少提到女间谍或类似“夫妻店”的间谍生活，只是因为我对他们亦知
之甚少。当时以非官方身份作掩护的女情报官不多，也不太主张使用女性作这类间
谍。因此，除非她们和你在同一组工作，否则你不会知道和了解她们。在我22年的
情报生涯中我只知道两个非官方掩护的女情报官员。据我所知，现在的情况已大不
相同。
请注意我要讲述的是情报官员，不是分析家，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
我相信，由于他们的分工不同，这些人和情报官员的生活环境和对事物的看法也完
全不一样。
处于隐蔽战线的情报官员通常不能承认他们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而大多数其它
的情报人员（行政。情报和科技人员）则可以。由于能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可以为之
骄傲，尽管不为新闻界和公众认知，但其心理负担仍可大大减轻。他们的配偶也一
样。
在国内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如不首先拧开收音机，我们就不能在家中谈话。在
过去多年里养成的习惯使我们成了类似于“巴蒲罗夫的狗”一样的条件反射。
是缺乏灵活性？抑或感觉迟钝？
试着为某件事将你的生活和自由当筹码，试试绝对准时地做每件事，哪怕只是
几天，你或许就会理解一点被迫出来的习惯的滋味。想像一下从事秘密工作时没有
美国政府的任何保护，而政府也将断然否认你的存在或你与政府的关系，你的感觉
会怎样？按15－20年算，天天如此，你或许会相信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
的环境里的人是十足的傻瓜。
一个处理过去非官方掩护间谍记录的朋友告诉我，在中情局历史上只有6 个这
样有傻劲的官员。
随着苏联和其它许多前共产党国家的消失，以及其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