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对面的特工的心理状态。东京站保护草见并为之辩护是因为他们招募了这个假
专家。当总部怀疑草见的真实价值时，他们想证明和确认自己行动的有效性。
我通过梅巴尼也直接向我的部长提出了对草见的看法，我被告知要努力与草见
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好像这仅仅是我们性格上的冲突。
我们两人不能相处是因为我很了解草见提供的消息和报告的虚假性，而以前的
案官不能确定这一点。还可能因为草见觉得我会调查他制造的假象。
我的职业素养使我能够在必要时完全压制住个人的好恶，但却不能期望我接受
一名冒牌的“专家”。
但无论如何，东京站是草见的坚强后盾。
我被要求带草见及其一家到一个温泉疗养地放松和游玩。通常来讲这不是坏主
意，不过这只能证实我的怀疑——草见很受那些认为他有价值的人的宠爱。
案官有时这么做，是因为特工提供的情报报告是他们——特工的管理人——唯
一的产品和工作成绩的证据。很自然，他们想生产出更多“畅销”的情报报告。
但是中情局里有很严格的确认程序用以剔除假情报，可能总部管理情报的官员
逮着过草见，于是“争论”
开始了。
也许东京站内从行动的负责官员一直往上，没人认真考查过草见报告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或者是没有称职的“中国通”来严格检查草见提供的情报。
即使想到要和这个假专家一起度过那么长的时间我就觉得厌恶，但我确实按照
指示邀请了草见及其家人到温泉疗养地去轻松几天。
奇怪的是，草见拒绝了如此诱人的邀请，没有任何可信的理由。对一个普通日
本家庭来讲，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邀请。我只能猜想草见同样不喜欢我。
在我耐心地劝说下，草见最终同意去住一晚上。
他带着他约3 岁大的小儿子去的，他的妻子和长子没有同行。同样没有任何解
释。
草见不愿介绍他还在学步的儿子的名字时，我不得不压下自己的不快。他在担
心什么？如果他是害怕我会暴露他的家庭，那我真不知他愚蠢到何种程度。
这次出游从头到尾完全是一场灾难。
因为草见没有带全家一起去，所以，我为我们三个找了一大间日式房子，希望
这能使我们“更接近”。这是日本人常见的习惯，但在这儿又是一个错误，就像日
本谚语里讲的那样，将一只猴子和一条狗放在了同一个笼子里。
草见甚至拒绝和我一起洗温泉浴——这在日本是很平常的活动。到了温泉却不
洗洗？这和应邀赴宴却不吃东西有什么区别？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虽然我没说什么，但我恼怒得决定放弃“建立和谐关系”
的想法。（或许我应该告诉他这温泉以能“治白痴”而著称。）
我和他们在同一间屋里吃喝。睡觉时，我习惯性地将刀放在枕边。草见能清楚
地看见刀。如果他被引诱，这会激得他过来抓刀。
无声出现的刀表明了我的“慎重”。也许我是半真半假地引诱草见做某种傻事，
真正的傻事，那样他就可能会有终生难忘的教训。
我还猜想他可能趁我睡觉时对我拍照。后来我考虑到他没有勇气在黑暗的屋子
里使用闪光灯，所以打消了那个念头。
我认为自己处于最佳的无所畏惧的状态。
第二天早上，草见面颊浮肿、两眼充血，看上去很。瞧淬。我热情地问他睡得
好不好，他叹息着抱怨我轰隆的鼾声使他不能人睡。
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可怕的鼾声可能只有妻子和儿子才能忍受。
我向他表示了“最深切的”歉意，而心底却在哈哈大笑。（你自找的！如果你
妻子同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但草见也可能报复了。
我告诉他不要拍照我的相。中情局官员在照相机面前都特别害羞。一名间谍不
喜欢自己的照片被四处传播，因为它们有可能落人不恰当的人手中。与可疑的特工
一起拍照是不可想象的。
在一些景点，我自告奋勇为草见和他的儿子拍照，但他拒绝了。偶然的机会，
由于草见说漏了嘴，我意识到他的相机装有特殊的鱼眼似的广角镜头，能够拍摄160
度的视野。因为通过相机我会发现装在上面的特殊镜头，所以他不愿意我为他拍照。
可以想见他拍了我的照片。虽然可以猜，但我不能肯定他在何地结束了对我的
拍照。
在报告中，我详细叙述了这次“观光”的过程。然而在东京站的眼中，草见仍
然是一名“信得过”的特工。
我们的关系在旅行之后变得更加冷淡，仅仅是用典型的日本式表面热情来代替
相互之间的敌意。
一天，草见又一次掏出一本中文出版物用他那可笑的假中文发音“读”给我听，
以显示他的“学者风范”。我平静地从他手中拿过材料开始用清晰流利和地道的发
音阅读那段文章。他的脸变成死灰一般，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脸苍白得那样快。
草见第一次认识到我可能是中国人，至少在他听起来我读中文文章时的发音很
纯正、流利和地道。草见和我无言地盯着对方。真痛快，让草见知道其实很早以前
我就撕开了他的假面具。此时的情景就像是日本传统歌舞剧里最高超的表现形式—
—厚重的带着刺绣的幕布无声地降落到舞台上……
然而，我的上级不顾如此冷漠的对抗，仍然将我与草见放在一起。他们仍然想
用某种方式证明草见是有价值的特工。也许没有其它极密情报官了解中国并能控制
革见。梅旦尼做不到，因为他不能与草见说日语。另外，他可能很机灵，无论如何
也要避开这个特工。
如果更刻薄地看，也许他们正希望看我和草见之间不可避免的决裂。
草见被安排“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参观中国的城市。这将是他第二次中国之
行，我们为这次旅行付给他津贴。作为我们的特工，他将会向我汇报最新情况。
草见的任务不止一项。从中国回来以后，他还必须将护照交给我们几天。（我
们将确认他的行程，检查最近移民局、海关、公共安全部门和其它部门在护照上留
下的印章，而且我们极有可能会将这些印章复制下来备用。）
这是对所有被外派到有关国家旅行的特工适用的程序。
当我提醒他旅行结束后上交他的护照时，草见马上同意了，因为以前已经历了
这程序。草见还给了我他在中国的计划行程表。
两周中国之行结束后．草见照例同我会面并提供了一些书写和印刷的材料，还
有一些包括拍自上海的照片。
草见不知道需要时我会有很强的记忆力，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行程表中不包括上
海。
我没说什么．像事前说好的那样向他索要护照。
草见犹豫了一下，然后愤怒地拒绝了，这只是照旧的例行公事，我问他为什么
生气。
草见说这样做如同让他供出自己的妻子。
简直是一派胡言！他进退两难，只是因为有什么事要隐瞒，因此他必须找到脱
身的理由。
我冷静地指出这种比较是很荒谬的，草见却坚持这种不合逻辑的前提。他不是
想争论，而是试图隐瞒护照上的一些东西。他不愿将护照示人是因为知道上面有不
能见人的东西，没有与他纠缠于争论这个粗俗比喻有什么用处，我告诉他，他没有
理由拒绝已经历过一次的例行程序，这次拒绝会替他招致严重的后果。
草见看上去有些动摇了，可能他害怕中情局会做出某些对他不利的事情。（这
是那些对中情局不友善的人通常的反应：神经紧张导致的恐慌。）
我问他为什么访问事先没有计划的城市——上海。看上去就像再一次被重锤击
中了头部一样，草见甚至无法作任何解释。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需要他的护照，拒
绝服从对他会很不利c 我知道草见每月从东京站领取的津贴很高，相比之下，其它
来源的收人则较少。也许草见意识到有可能完全失去中情局秘密发给他的免税收入。
我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对草见进行测谎实验。我知道草见不可能通过
这个实验。
结果我蒙受了在东京碰到的最大打击之一，没有考查草见报告的价值，相反，
部长却站出来让我将草见移交给前任案官，即曾经认为草见的报告“听起来像北京
周报”的那个。
我恶心得无言以对，站里居然宁愿忽视草见是一名双重间谍的严重可能性。
我和那名官员谈过一次，一名如此装腔作势的男人，骨子里却没有多少东西。
他说他目前不做什么事。因为已经“了解”了草见，所以他“不介意接管这个行动”。
他“不介意”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让一名懒散的官员去做一此杂务，去消磨时
光，这关系到草见可能是双重间谍的问题。
这名做过特工的官员说他能够控制革见，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牛一样。难道他要
对关十护照卜的反抗和测谎实验不加理睬？
很明显，如果草见被当作双重间谋抓起来，这名“我了解他”的案官、部长或
者东京站内与草见有关的人都会不仅仅是严重的丢脸，他们将不得不为高度培养草
见和为他传递有问题的情报而负责任。
我感觉到沉默的敌意像堵墙一样包围着我。我从未想要卷人这场即使总部也不
能占上风的争论中。
同时带着不情愿和解脱的心情，我同意让那名官员接手草见行动。
我以书面形式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和我的疑虑。我已经尽我所能，将由上级对
草见行动下结论。将这案子留给那名官员后，我感觉自己好像从一次严重的便秘中
解脱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东京站可能根本没将我的报告交给总部。
我听说那位案官像一台传送机一样疯狂而机械地制造由草见那里传来的“报告”。
几周后，我忙于努力招募一个目标，据我所知他是草见的密友。这一次我以中
国人的身份出现，用的是中国化名。
有可能草见会听说他的朋友与一个“日语流利的中国商人”出去喝酒，但对此
我没有办法。我决定不去担心这个，风险必须要承担，那是这种游戏的要素。
直到草见通过他“无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案官要求和我“谈谈”。
那个案官完全了解事情进展，他能够驳回草见的要求。我知道草见可能怀疑那
个接近他朋友的中国人就是我，但我仍没有过度担心。如果我回绝他会面的要求就
会显得更可疑。我必须去见草见并澄清这件事，我希望草见的案官能够意识到在需
要时给予我最起码的支持。毕竟他和我一样是美国公民，是强大的中情局的情报官
员，不是吗？
几乎完全像我预期的那样，草见带着狡黠的笑容开始了他的谈话：“有一名讲
地道日语的中国人接近了我的朋友，你知道东京站是否派人在我朋友身上下功夫吗？”
他讲话一点儿都不客气。
草见的案官紧挨我们坐着，突然表现出对天文学的强烈兴趣。他透过窗户盯着
天空，假装什么也没有听，显然试图避免卷人这件事。
我回答草见：“即使我知道站里进行的任何事情，我也可以不告诉你。但就我
所知，没有这样的计划在进行中，因为对此我一无所知。”
然后为引起那临时业余天文爱好者的注意，我说：“听着，你知道有人接近草
见先生的朋友吗？一个讲日语的人。我没有听说过。”
这个时候我才极其痛苦地真正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注：中情局官员并不免怯懦，但是，我仍然希望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能够
占上风。）
对我的引导性问题，那个白痴不仅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不这么想”，而是
结结巴巴地道：“我想……呢……嗯，我想是这样，完全有可能。”
什……什……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站在哪一边？！
压制住自己的怒气，我不得不采取常用的姿态：像一个有经验的玩扑克者那样
面带微笑而不显露任何东西。我紧盯着草见，就像要求他来个摊牌：看看谁先眨眼。
但是，哎！草见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盟友”已经宣布我的弱牌是什么。
这位“天文学家兼情报官员”再次无声地盯着星星。
我不知道当时他低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可能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想。或
许他那软弱的大脑因为害怕而在发抖，并且停止了运作。
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面对敌人时的抛弃。出卖战友的行为”，除此之外我
还能怎样评价他呢？
这真令人震惊，难以置信。下流！
我不愿意讲粗俗和侮辱性的语言，但对他来说，这种攻击还远远不够。他是卑
鄙下流的化身。
和战场上的军官一样，这名官员应该因擅离职守而被处决。
我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以前的同事，年仅24岁就成为了中国国民党军队中的上
校，他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是一名异常勇敢和正直的军官。他因为成就非凡而超
越了年长的同学升到了高位。他打了几次胜仗，包括包围并消灭了一整队1500人的
敌人。
他自己就亲自处决了两名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的下属。
我遇卜他时，他已经转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很痛苦地向我讲述了些往
事。
（我相信自己能够带着较少的痛苦枪毙了这名“案官”。）
我去找我的老朋友山姆·斯维夫特。正是山姆邀请了那位“案官”、他的好朋
友加入中情局做一名情报官而不仅仅是做翻译特工。
山姆很悲伤，他说他与那位老朋友不再亲近了，听了我的故事以后，他慢慢地
摇着头说：“那是他的问题，过十骄傲而没有勇气。你有这样的经历，我很难过。”
可能是看见我在生气，当时和后来山姆都没告诉我：多年以后我发现山姆曾经
和这名官员一起合作干过一些事。在一项由重要特工构成的工作中，山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