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看见我在生气，当时和后来山姆都没告诉我：多年以后我发现山姆曾经
和这名官员一起合作干过一些事。在一项由重要特工构成的工作中，山姆自称为安
东诺维克，而这名官员则扮演和我一样的通译者的角色。山姆和他的老朋友失和可
能是由于这人在行动中的态度问题。当时山姆很慎重地没有批评过他的“搭档”。
他也没告诉我他的老朋友在那次行动中就是他的搭档。
但是有一大山姆突然来叫我回去和他恢复以前的搭档关系，他说我是唯一能在
正进行的紧张行动中扮演好角色的人虽然，就像我前面写的那样，那名情报员已知
道山姆日语流利，不需要另一名官员做翻译。和以前一样，他没有讲现在了他不和
的搭档是谁。
中情局对于人性有很深刻的理解，它没有期望它的雇员有异常的表现，虽然有
时它有这种希望。
例如，虽然可能暗地里希望那样，但中情局不会命令他的官员在被敌人捉住时
自杀（就像在U…2 飞行员格雷·佛兰西斯·保尔事件中表现的那样）。
中情局也理解遭受拷问的官员早晚会崩溃和开日、没理由希望有相反的结果，
那就是为什么有时“‘自杀装备”会被用于提供“容易解脱的方式”。但是，中情
局并不要求情报人员被抓住时使用这种装备。
我自己对死广或伤害更少恐惧，这不是说我比别的普通人勇敢。我猜可能来自
于年青时开始的教育背景。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给我这种东方古老的行为准则。后来，我又生活在
战败一方的“神风”文化中。
无疑，我和其它人一样知道生命的可贵，我不会轻待生命。但就像大多数传统
的东方人所熟知的那样，有时维护自己的荣誉需要做出极大的牺牲。有些东西比牛
命史重要。
内心里我是一个传统的东方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准则。因为有这种可能性，所
以我一直使我的家庭——首先是我的妻子，其次是我儿子——对我不管与工作有关
与否的突然死亡或失踪有所准备。我还教他们如果我在某地被扣作人质，别等我回
来。我告诉他们像以前一样生活，虔诚地向神祈求帮助，并且接受任何的天意。我
告诉他们，上帝总是对的，所以他不会，永远不会，给我们真正糟糕的结局。
我不想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强加给妻子和儿子，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
我相信他们会的。
所以我和我的家庭脑子里都很平静。他们已对危机有所认识。他们也经历过危
机（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讲述）。我非常明白，如果我真失踪了，他们会悲伤的，正
如我对他们一样。但我们现在会更容易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不认为这种想法更神圣，更高尚，但这无疑使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能更
轻易地保持平和的心境。
后来我听一名了解内情的官员讲，在我提出建议整整6 个月以后，草见接受了
测谎实验，结果是“不确定”
（我会说这是最佳的），这里不确定就意味着出局。
但我后来得知切断与草见的联系又花去了6 个月时间，并且给了他一大笔遣散
费。
间谍机关通常会试图策反敌对方间谍，以达到诽谤的目的或利用他传播错误消
息。
虽然掌握一名双重间谍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努力将敌对方间谍转变成双重间
谍是我们的日常事务。
在草见这件事中，他拒绝L 交护照来得很突然和出人意料，同时暴露出他可能
已经变节。这件事糟透了，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没有比草见将我们的秘密透露给敌对方更可怕的了。草见可能将他知道的我们
的一切告了密，还可能包括我的照片。
同时，几个不同类型“被招募”的特工和“发展对象”，即那些可望被培养成
间谍的人被分配给了我。
一个怪人差点儿进人了我的范围。那是一个反应迟钝，对人极其冷淡的特工。
他每天必步行通过我家前面那条窄窄的街道去办公室。（有一次我必须假装破行以
免被他认出来。）
让我生气的是，这名怪人被强加于我之前没有按惯例取得接收案官——我的同
意。梅旦尼说我没有任何选择，因为掌握这名特工的案官“明天”将要离开东京。
肯定是预先设计好的借口。
更可气的是梅巴尼完全知道这名特工在我家对面的办公楼里上班。他有时开玩
笑说今后我可以使用我那幢楼的后几关系到其他情报官员的安全问题时，他可以轻
率行事。
与这名特工的第一次行动结束时，我知道即使他有一个日本名字，事实上他是
一名台湾人，虽然他从来都不承认。我可以很轻易地听出我熟悉的乡音。
这名特工不知道我是谁。我建议站里剔除这名无能的特工（我很担心有一天他
会偶然发现我的住所和身份），站里同意了。
去除这名特工以后，我仍然在我家附近碰到过他几次，因为他还在同一地点上
班。但他从来没认出过我。
我离开华盛顿去东京之前，做指示的官员中有一名苏联专家。在漫长地介绍完
苏联的各个方面以后，他强调：“我们对格鲁乌（苏联军事情报局）最感兴趣。与
克格勃不同，他们纪律性更强，隐藏得更深，我们更害怕和尊重他们。很少听说他
们在哪儿。如果你有机会发现他们，请立刻通知我们，我们会尽快赶到东京，我们
会找到些事情干的。”
格鲁乌的成员是由职业军官转变而来的情报官员总是很秘密的。我从未想过会
有碰到他们的机遇。
我的豪华公寓所在的大楼的45个单元中，所有单元都由日本主人自己所用。只
有4 个被外国人占据，包括我家。即使那时东京房价低，每个单元也价值35——60
万美元，15年以后，即1990年，东京房地产最景气的时候、那幢公寓的每个单元值
100 万美元以上）。另三套住着一群白人，看上去他们一起工作。
开始我以为他们是西德人，虽然我能听出德语，但从未听他们人员交谈过。从
邮箱上的姓氏我不能确定他们的国籍。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将我的住址报到站里进
行安全检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对他们没考虑过什么。
这班人的头儿和我住同一层，与我的住处隔走廊相对。因为这些都是两层的复
式公寓，另两个单元的入口在五楼和八楼。
那位头儿引起了我的好奇。他穿着考究，像名商人，但又带着一丝军人的于练。
他失去了右前臂，装有戴着黑皮手套的假肢，手中常拿着英文和日文报纸。有一次
在电梯里相遇，我情他是用法语跟我打了招呼。因为听得不真切，所以我不能确定。
当时应该没人知道我会讲法语。我想那人可能猜测我是越南人，但又不像。后
来，我想他们能够轻易从老的外国记者的记录中查到我的名字。第一次到日本时，
我认识了几个苏联记者，其中一名后来被公开驱逐出了日本，因为他“从事了与记
者身份不符的活动”。
一天早上，我看见这群白人中的一名从公园跑步回来——他穿了一件宾州大学
的上衣和一条加大洛杉矶分校的裤子，一种奇怪的搭配。我估计他讲英语，向他打
招呼，他只是含混不清地回答了一下。
我抄下了邮箱上的姓名，让总部调查。
几乎同时，在与豪华公寓相配的通常整洁的垃圾房里，我发现了一本日文妇女
杂志。杂志附带的特别封装部分含有《提高做爱技巧》的说明书，封口被粗野地扯
开了，可能用的是手指，很明显阅读者怀有强烈的渴望。有人用铅笔和希利尔文
（译者注：俄文的本源）在杂志的边上做了注释。
有几点很明确：阅读妇女杂志的人会讲俄语（？），而且此人日语很棒，能理
解艳情文章。另外，这种粗野的开启方式更可能属于男性。
我常有的奇妙的运气又来了，而且是大大地！如果有人没公正的理由能流利地
讲三到四门无关联的语言，间谍是被怀疑的第一职业。
大东京地区数以十万计的住宅里住着1500万人。我在这些人中以难以置信地运
气地搬进了一栋住着一群苏联间谍的房子里，而且这是在东京站做过调查以后。
就像闪电以后一定有雷鸣一样，总部的答复确认了我提交的所有名字是格鲁乌
官员，还有他们过去的活动，甚至还清楚地列出了他们的一些不受欢迎的记录。
（注：中情局不轻易地给谁加上“肯定是间谍官员”的标签，这种荣誉只能未自于
有记录的确凿证据。）
这群人中的一名“妻于”看上去像传说中的“美女蛇”。她皮肤白皙，眼睛深
蓝，美丽端庄而性感，极为整洁、那种慵倦的样子，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立即想到她
在床上充满诱惑力的肉体，那他一定是性无能。我会说这是令人可怜的无能（不用
说，我的能力很强）。无论她拥有其它任何能力，似乎都是完全不重要的。
一天早上，我看见她在公寓附近的大百货公司空荡荡的顶层闲逛。此刻10点刚
过，她穿着一件高贵而暴露的衣服，还穿着一双高跟拖鞋。
我有些困惑了。我有在奇怪的时间到奇怪的地点去的习惯，但她早晨的这个时
候身着性感的晚礼服在这儿做什么呢？她要与某人会面？或者是在等鱼上钩，她的
目标会是我吗？不，不，不可能，（我不会那么幸运！）她可能以前从未仔细看过
我。我想我应该离开以免互相见面，可能她还有朋友或同伙埋伏在她周围。
显然这座大楼是格鲁乌情报人员主要的活动场所，可能是他们秘密的东京住宅
（苏联人对情报站的称呼）
，那个失去半截手臂、威严而有权威的人是“长住民”（站长）。他们可能拥
有这几套公寓。建立他们这些住处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克格勃大都居住在苏联人住所周围，而格鲁乌则不像那样，他们人数更少，更
远离公众的视线。我也注意到在被年青人占据的两套公寓之一中常有生面孔迸出，
他们一般只呆两周左右。
我几次看见一名可爱的白人小姑娘进人对面那头目住的公寓。她看上去太小了，
只有5 岁或6 岁大，不像是他的女儿，可能是他的孙女。我5 岁大的儿子彼得迷上
了她（彼得，这可能是遗传）。彼得一直让我邀请那小姑娘，这意味着也要邀请他
的父母。
这可能是中情局和格鲁乌秘密情报人员在同一间屋内难得的聚会。
我要求东京站通知总部苏联局。
据我所知，站里没有根据我的要求采取过行动。我也没收到答复（通常，总应
该有某种形式的答复）。
唯一一次有机会见到东京站站长时，我着重强调已经确认格鲁乌成员与我同楼，
问他怎么办。
站长回答：“保罗，他们的人比你多。”
这又不是拔河比赛，我不信格鲁乌们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的伪装身份很牢靠，
记录很于净，从未暴露过。
而且，像前面讲的那样，即使他们知道也不会杀了我。这不是007 厂小说。我
没什么可怕的。难道我的上级真的很关心我的安全？
从以前他们对我的方式来看，不像。站长肯定对我有不好的感觉。
（后来我回到美国与高级官员交谈以后，对此更加肯定。）
另外，可能苏联司的专家想找某种理由来东京，所以不要我的积极参与。
我清楚记得接受指示时那名想了解格鲁乌的官员的严肃表情。他没希望我将格
鲁乌包成圣诞礼物。轻视了他的要求，真不好意思。我想这可能是中情局失去的一
个绝好的机会。
至少，我们必须做我们这部分的工作，并让苏联局决定怎么做。如此接近格鲁
鸟巢穴的机会我们能有几次？
请让我再重复一遍：间谍活动是一场游戏，一场极为严肃的游戏，但仍然是游
戏。
我们住东京的时候，这种奇怪的共存现象持续了整整3 年。我儿子对那名小姑
娘的迷恋很快就褪去了。在我们想不起的某个时候，小姑娘不见了。
那些年青的情报官员和他们的头儿很不相同。头儿过很长的暑假，他的车，一
辆沃尔沃，留在了车库中。
车停在那里时没人碰它。我和那些年青人偶尔以微笑致意，但从没说过话。
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即使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也
没有管我，因为我从来未有被监视的感觉。如果他们真的察觉了我的真实身份，虽
然我不相信，那么这是一场“生存和让其生存”的游戏。
当走出所住的楼时，我变得加倍小心。必须出去到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成了要
走过几个街区的烦人工作。
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对这些格鲁乌情报官员采取一些行动。
不是吗？生命的意义就是尝试，而不是在最安全的路上迈出最确定的步伐。不
幸的是，中情局这个使人立刻联想起冒险的组织正在失去它最初的特点，而世俗的
官僚主义习气却在漫延，每个人都热衷于能够自保的任务。
我从未期望生命从诞生到死亡是一条平静、安全、舒适和好运、能轻易走过的
路。相反，我所见到的生命充满了冲突、危险和迷惑这些我们憎恶但又必须承受和
试图克服的东西。
我们有时胜利，有时又失败。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奋斗和抗争都被避开了，生命
一定会失去意义，不够精彩。
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在东京站里的工作环境正在恶化，我的行动和进取心一
直被我唯一的消息来源——梅日．尼打断和拒绝。我觉得自己被迫做一些平庸的工
作。如果给我更大的活动余地，我应该做得更好。
这不是我自夸，我过去的记录可以证明：我对语言、国家、人民及其心理的了
解程度使我比别的情报官员有特殊的优势。
后援工作也不是很好。在第二个年头，我不得不到日本的所得税务机关申报上
一年的所得税．但我没有任何有帮助的证明。
这已不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