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在里斯本自由自在地玩了一天。这是我们在葡萄牙度过的最
丰富的一天，尽管我们走得双腿疲惫不堪。
两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块无瑕的、淡黄的幻想钻石。那是另一个复杂而难以置
信的故事。在这我想说说我近年来开始接受的两条教训：有志者事竟成。
有祈求必得回报。
令我震惊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缓慢的逍遥自在的生活节奏，我们认为这两个拉
丁国家会与意大利颇为相似。
但在罗马的生活完全是一个始于混乱的新的经历。20年前我曾在西班牙度过了
两个漫长的暑假，当时我只懂一点西班牙语，那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并未使我对意大
利快速、难懂的语言和泰然处之的乐观生活态度做好准备。
如果偶尔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如意，意大利人会摊开双手耸耸肩，表示没
什么大不了的。这些意大利人，你是很难跟上他们的。
首先，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家具什物将被“拖延”几个月运到！由于我们误解了
这些“懒散、不诚实”的意大利人，我们陷人了无穷无尽的担忧之中。
我们在旅馆一共呆了四个月，迅速增加的花费让我们颇为焦虑（中情局后来补
偿了我这些花费）。家具的“拖延”后来证明是美国搬运工的错误。首先，他们弄
错了一些急需空运的物品，包括我们的时令用品如外套、毛衣和雨伞等，更重要的
是我儿子珍藏的体育明星卡和小型美式足球防护头盔，看得出我儿子对他人的信任
感极大地动摇了。
我不得不花上数月时间去找回我们需要的东西，最终以我直接致信给最上级总
公司总裁并收到总裁的道歉信而告终。
这是另一个我一直坚信的教训：直接与管事的最高层人士接触。
最令人担心的诸如家具运输中的破损、盗窃和财物损坏之类的事从未在意大利
方面发生过。
我订购的新奥迪80轿车也被延迟了，而这次又是“通常守时”的德国工厂的错
误，令人吃惊的却是意大利人为他们的德国伙伴们道歉。
我们幸运地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居民区找到了一间公寓，面对一家小小的公园。
房子本身令人印象颇深，有个绰号叫“（议会）议员之屋”，因为政客们拥有
这幢大楼中大部分单元的产权。其中有1957年共同签署了创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罗
马公约》的已故外交部长的遗孀，前财政部长的遗孀也住在该楼。房东太太过世的
父亲是前贸易部长。迷人的女房东和我用法语交谈，因为当年她父亲作为驻欧洲合
作与发展组织的公使时，她曾在巴黎住过许多年。
这里有从西西里来的杰出的议会领导者，也有在任的预算部长。我们搬进去的
时候，这幢房子已号称18年没有发生过盗窃案。这在罗马是难以置信的记录。
我坚信大部分意大利人都是善良的，但犯罪依然猖撅。数周之后，我从新闻中
读到，一些乘公共汽车的英国游客在他们从达文西国际机场到罗马的路上被人用冲
锋枪劫持并洗劫一空的消息，幸好无人受伤（通常意大利的犯罪看上去不太血腥）。
到意大利之后，我听说精锐的宪兵部队的首领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将军和
他的新娘及五个卫兵一起被黑手党刺杀了。在司令部，我有个同事喜欢模仿贵族气
的达拉·基耶萨将军请我们粗暴的罗马支局的局长喝咖啡的场景。那是非常滑稽的
一幕，因此这条悲惨的消息就令人感受更为深刻。
我们被罗马的不可思议的罪恶所迷惑。
有一次，一伙胆大妄为的歹徒在罗马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抢劫了运送警察薪金的
警车。
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坐在车内，其中一个警察用一把机关枪向车顶漫无目的地
扫射。钱还是被拿走了。
也不知警察们的耳膜是否被震破了！
那时候，我们学会了如何避免成为常见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男人的钱包放在
胸前的口袋里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可以用扣子扣上或有兜盖遮住的那种。
我们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彼得于1991年在罗马亲眼看到他的钱包被拖出胸前的口
袋，而当时扒手正向他微笑！彼得及时制止了这窃案，他唯一的遗憾是当时忘了展
示一下他已熟知的粗野的意大利语，而只是像美国人那样用英语向扒手怒喝。
裤子后面的口袋是最容易被偷的，也很容易被人用刀片或小刀割开。
如果惧怕意大利技巧高超的偷包贼，妇女们的手袋应该有一条肩带，最好斜挎
着，并用一只手护着放在身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全然破解那些骑着摩托车
的抢匪，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一个骑车，而后座的人动手抢劫。
我听说过一个脆弱的美国女人在街角与窃贼殊死搏斗的故事。她最终获得胜利，
保卫了手提袋，右臂和肩膀也完好无损。但这是一个代价惨重的胜利，以后心理治
疗的花费比手袋的损失要多得多。
在露天咖啡厅，尽量坐在里面的位子是明智之举。因为骑摩托的窃贼像马喊一
样抢走靠外的位子上任何抓得到的东西。
如果你要在意大利多呆些日子，那最好将你的身份证和护照影印一份，然后带
着影印件出门（除非你要兑换货币），而让旅馆把重要的物件妥善保管。
作为一名极秘情报官，我被分派过几乎所有我能干的工作，但我工作的主要目
标是潜在的恐怖主义国家的官员及传统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
在任务单的最上面，是我早已熟悉的工作：和那些来自可能大肆产生恐怖分子
的中东国家的情报官、外交官和记者们会面、交朋友、培养感情，然后尽可能地拉
拢他们。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前几年在中情局的工作经历，这种任务也许会让我恐惧，
特别是在恐怖分子猖撅的罗马。
带着自信与愚勇，我狂热地开始了工作。
派遣一位深藏不露的极秘情报官从事秘密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不大可能被
敌对国家的政府或其他敌对势力逮捕。
并且一旦不幸或因出错而被逮捕，极秘情报官也可利用机智和经验去编造一个
“合理的抗议”，如用中情局乐于使用的那一类方法。我有充分的自信自己可以很
好地处理这些事情。
我的掩护身份是一位商业咨询者／财务分析人员／投资顾问等，任何与钱或咨
询有关的事情都被他们含混地写在我的业务名片上。令人惊奇的是，数年后，因为
这个身份我学会了足够多的东西来令人满意地开展与掩护身份相符的工作，或与学
者、专家以及专栏记者们以职业水准讨论有关的问题。最妙的是我并不需要做有关
这些身份的实际工作，尽管我必须随时了解新闻。我是读新闻成瘾的人，这项工作
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仅仅在使用这个身份数年后，我才唯一有一次由于掩护身份而使自己处于尴尬
的境地。
我的一个远房婶婶和他的儿子（在他的业务名片的显著位置印着博士的头衔）
专程来向我寻求购买黄金一金条的交易（而不是关于小赌注的游戏）的专家意见。
当然，我了解这类问题，我取出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考虑到南非的各种
生产因素，苏联出售黄金的可能性或者某处突然爆发的军事冲突等等因素，我断定
当时对美元每盎司的金价最多可能达到95美元每盎司。
因此，我诚恳地告诉他们在瑞士借钱买黄金是冒险的投资。
我的忠告是免费的，就像我们请的晚餐一样。我冒了自己的险提出这项劝告给
这远亲。
然而，历史记载了一切。很快，大约6 周以后，金价上涨到每盎超过800 美元
的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高价。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现象使所有的专家和经济学
家们困惑不已，包括那些开心傻笑的南非人。20年后的今天，金价也仅仅为380 美
元每盎司。
从业务上讲，我没有受到任何不良影响，因为它与我的本职工作无关。何况，
我只是无以计数傻瓜们中的一个而已。
我丢尽了脸面，更失去了婶娘和表弟。
罗马支局除了给我一些指令外对我没什么帮助。我的一个极秘情报官同僚和我
会过一次面，一年后又在电话里用嘲弄的腔调和我交谈过一次。这就是他对我的
“协助”。
我后来从他以前的上司那里了解到这位极秘情报官同僚并不是什么好情报官，
我非常理解这件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一个极秘情报官只会把自己看成朋友。
接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指示后，我开始试探着与那些目标中的外国外交官们交往。
我好像在浓雾中摸索向前，就像一句东方谚语所说的：我不知身处何方，也不知要
去往何处，更不知会遭遇何事。
当我成功地和一位阿拉伯大使馆的情报首领共进午餐后，我想我已取得了一些
实质性的进展。或许我该再安排一次宴会。
然而那个人并非没有理由成为使馆的情报长官，在罗马这个充斥着间谍的城市，
他也是有经验和一些所谓的“第六感”。
但尽管我在电话里竭力邀请，接下来的会面却再也没有实现。
我奉命去某个重要场合的例子可以说明我的处境是多么无助。
我被命令去参加一个回教国家大使馆的宴会。宴会是凭请柬进场的，而我当然
没有请柬，事情如果那么容易的话就根本不需要间谍了，不是吗？当然是这样。
为了为晚上的活动做好心理准备，我去了著名的林荫大道Via Veneto，那儿有
几家著名的咖啡厅，一度是国际影星时常光顾的地方，如今因为冲锋枪扫射和炸弹
爆炸而再度名声大噪。
我找了一家有许多大声交谈的阿拉伯人的咖啡馆坐下。我通常习惯于背靠墙坐
着以便我可以很好地看到眼前的“舞台”，如果附近有一根粗大的大理石柱子来挡
住可能突然飞来的子弹或炸弹就更好了。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就此而言，在这种危
急情况下，即使是一个非常胖的男人或女人也不如一根石头柱子管用。
看着眼前的阿拉伯人，想着也许他们晚上也要参加同一个宴会，我感到心情有
些沉重，“我该从哪里下手？怎样开始呢？从眼前这些人身上开始吗？”
这时，一个阿拉伯人站起来，他翘起的夹克露出了随意插在他背后腰带里的一
把不锈钢的“·45”口径的半自动手枪。我的心情比那把枪还要沉重，这个人甚至
没有为手枪配一个枪套（这便于快速拔枪）。那魁梧的阿拉伯绅士漫不经心地整了
整衣服，盖住了露出的手枪。我心里默默地记着这帮人的面孔。
我准时来到了大使馆的人口，已经有许多客人在那里了。大部分人手里都拿着
请柬。当然，那个背后插着把枪的大个子阿拉伯人也在客人中间等着进去。美国人
并不是恐怖分子的唯一目标，在罗马，回教徒枪击回教徒是很平常的事。伊朗和伊
拉克人正在打仗，两个国家都在罗马派驻了使馆。
我别无选择地加入到面向欢迎者的行列里。大使和夫人站在欢迎的行列中，夫
人站在前头，紧靠着人口。
我前面的客人看上去像是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和他的年轻助手。
我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和他们交谈，我最终选择了英语，因为觉得最可靠。就
在我面前的年轻人准备把他们的请柬递向将去叫出客人的姓名、头衔和国籍的接待
员时，我用英语向那年轻人轻声道：“英国大使今晚也会来，是吗？”这是一个不
论怎样都会得到回答的问题。
年轻人递请柬的同时疑惑地点点头。
我大约50岁上下，穿着得体，看上去平静而高贵，像一个亚洲国家使馆的公使
或参赞——至少我希望是这样。我向年轻人庄重地点点头，微笑着说：“对，对。”
我的耳朵其实什么也没听到。
接下来，我已走过接待员来到大使夫人面前。
很早以前在巴黎学会的做作的妄动差点毁了我。
我完全忘了主人是回教徒，我试图拿起夫人的右手轻巧地躬身吻一下。
哎呀！美丽女士的手在我的拉动下仅移动了一英寸，这优雅的手拒绝移动！我
几乎可以感觉到她黑亮的眼睛在我躬下去的头顶上刺了个洞，她嘴唇轻启：“你这
个傻瓜！”
我当时一定是满脸通红，我被太阳晒成暗色的皮肤掩盖了一切。我迅速左行面
向大使，孤注一掷地露齿一笑咕哝道：“阁下……”我避免和大使夫妇两侧全副武
装的卫兵做任何的视线接触。
直到我离开大使至少十步，十大步之后，我才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
如果是在喜剧表演里，我当时就会像一根木头直直地倒下去。我异常紧张，感
到血压猛裂冲击着我的头和脸。
在日本或其他地方我从未感到如此紧张过。和已知的敌对情报官握手与如此可
怕失礼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我真的很想念日本，在那里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使
局面在我的控制之下。而这里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共存在这个占老、辉
煌、美丽、复杂的首都。
晚会主人很多，但我毫无收获。我遇到一个难以对付的国家的大使，并试图与
这位年长的外交官用法语多谈。令我反感的是他向后退让着，奋力把手从我的手中
抽出来，仿佛被凶狗咬厂一样，我不理解为什么他如此坚决地要回避我，他应该不
知道我是谁。
我在晚会上遇见我的副部长，他当然有请柬。
他带着惊讶的表情问道：“你怎么在这？”
是你叫我来的，还记得吗？你只是忘了这有多困难而已！
我被介绍给一个值得信赖的长期特工，我可以同他一起做许多工作。这样一个
重要的特工我却仅仅在会面前10分钟才听到他的名字，并且我只被告知今天应该向
他说什么，再没有更多的信息。没文件可读，没有背景材料可查。
我带着特工来到城里奥古斯特皇帝陵墓边的一家安静的餐馆长谈（这种境况是
在罗马生活的幸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