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特工来到城里奥古斯特皇帝陵墓边的一家安静的餐馆长谈（这种境况是
在罗马生活的幸事之一）。
我开始教他如何精确聚焦并拍摄某个敌对国家的雷达塔。
他很有礼貌地听着，但当我按照指示向他解释照相技术时，他眼中掠过一丝轻
蔑，这使我对上司没给我时间阅读特工的背景材料感到怒火中烧。
看着他以前去那个敌对国家拍摄的照片，我觉得并不存在照相技术问题，而是
他不能或不愿冒险去拍摄一张精确聚焦的目标照片。这可以理解，我的立场无法要
求一名特工冒着生命危险去花时间调焦距。
我曾经有一个特工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在敌对国家用被禁止的方式拍摄照片。但
我知道我无权要求这些，我也没有要求过，我确实欣赏他勇敢的行为和因为他的勇
敢而得到的几份有价值的报告。
我的愤怒和尴尬是对的，我后来知道那个特工是个职业摄影师，难怪他给我如
此可恶的一瞥。这就是我从情报站上司那里得到的“支持”。
我后来发现分部的主管和副主管关系不和。在分部，很多事情都是“乱七八糟
的”，但肯定绝非偶然。这些糟糕的事情碰到一起绝非偶然。
在罗马，我常被告知事情需要花费时间来做，我常被微笑着告知“别太卖力了，
小心心脏病”。
我的确喜欢很快地做事，但更重要的是事情并不必进行得像他们做的那么慢。
在情报工作中，一点尤为正确的是时间往往是关键因素。我很早以前就被灌输了新
闻业紧张忙碌的节奏与本能。
我和这位特工相处得非常好，直到他预定的“退休”时刻。我们一起诚心诚意
地尝试过许多事，但没有什么成就。
与他共事之余，我在情报报告中试过了所有的小花招c 在不同方向都有很多创
意，诚实地说做了非常好的努力，但仿佛被噩运诅咒了一样，一无所获。
我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事件时间表，但我在罗马和许多敌对的情报头目们会面、
进餐、交友。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外交身份掩护。
在罗马，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外交使团，而这些使团甚至在华盛顿、纽约的联
合国总部也见不到。我要么事先就从情报站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要么像情报官那
样在和他们初次见面后就猜出他们是谁。通常他们的眼睛和身体的移动都会告诉我
他们是谁，我则会在我的接触报告中要求情报站进行核实以便确证。
罗马真是一个让我觉得情报工作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职业的地方。甚至当你并
非被攻击的目标时，流弹也一样会把你打死。这在那些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为某个原
因而聚集的地方是经常发生的。
后来，在我儿子就读的国际学校，校方公开警告学生和家长们“尽可能远离美
国大使馆和罗马市中心西班牙广场附近的新的麦当劳快餐店”。
大概这些地方是恐怖分子对付美国人的主要地方，而且是针对所有的美国人。
恐怖分于的袭击遍及欧洲。贝鲁特的美国使馆炸弹爆炸，劫持环球航空公司的
班机，劫持快乐旅行游乐船 Achille oro等等，还有罗马达·文西国际机场的恐怖
分子的冲锋枪扫射，16个无辜的旅客被夺去了生命。
甚至意大利人也承认意大利的官僚主义让人难以忍受。而我有幸认识一个可以
通过朋友和贿赂避开拖拉的公务程序的意籍美国人。
他使我的家具什物顺利迅速地通过海关；他只用一个月就帮我安装了一条电话
线——我工作中必需的东西，而不是像常常被忙死的电话公司所说的那样，让我等
上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他指点我顺利地出人于罗马警察署和币政机构，这些都是
不可思议的功劳。
在罗马过了一年之后，我被改换签证的申请难住了，我们的申请不得不来往于
包括内务部在内的官僚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关卡。最后，我被告知我必须向路易丝安
那州新奥尔良的意大利领事馆申请意大利签证（那是离我那家虚构的公司最近的意
大利领事馆）。
咨询过我的声名卓著的意大利津师之后，我想我别无选择，只能回到新奥尔良
去申请意大利商业居留签证。我不愿意这样，我的部长出于别的原因也不愿意。唯
一理解我的困境的人，我的一个极秘情报官同事兼分部长的好友断定我根本不可能
留在意大利八谢谢！至少他并没说我们即将被逮捕。）又一位无所不知的先生！
我飞回总部，然后去新奥尔良。整个旅程自始至终都不愉快，新奥尔良也正值
它一年最枯燥乏味的季节。
意大利领事馆的官员是个女人，她恰好在前夜弄伤了脚骨，我真幸运！
她厚颜无耻地谎称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罗马办理而不是在美国，而意大利外交
部却告诉我的意大利律师我必须在新奥尔良办理签证。
我当然不相信她，一个前天晚上刚弄伤脚骨的脾气乖戾的小领事官是根本不值
得信任并与之打交道的。
我请我的一位意大利津师通过国际长途和她谈。
不可思议的是，三言两语之后，她居然使我的意大利律师相信我可很容易地在
罗马得到签证！
那当然不是真的。
我的意大利律师不得不重新开始申请，于是我们三个（我自己、我妻于和我们
的儿子）的美国护照在意大利外交部与内政部之间穿梭了四个月后很自然地、非常
自然地遗失了。事情变得如此令人尴尬，以至于一位意大利外交部的官员、一位女
士后来通过我们的律师来向我们致歉。
请允许我结束这个可作为他人前车之鉴的关于我们的护照和我们的处境的稀奇
古怪的故事。
在罗马住了一年半以后，我们没有了护照、签证，没有了居留证，我们成了非
法住在罗马的外国人。
我决定去美国领事馆申领三份新护照，并向他们解释申请签证的真实故事（当
然不包括我的中情局背景）
，以及与新奥尔良那位脚与心神都不正常的女人的纠缠和护照消失的奇术。
令我吃惊的是，这样的事情显然相当普遍。美国驻罗马领事很快就发给了我们
崭新的美国护照。
巧合的是，当我去警察署更新旅游居留许可证时，我发现装我们的文件的袋子
出奇的鼓胀。我要求看看是怎么回事。取出的文件是一个大约10人份的外国家庭的
档案、护照和所有的东西。他们的名字和我们的名字毫不相似，如果不是我注意到
它，他们将在黑暗中无尽地等待，而他们的文件资料也将一辈子与世隔绝。
新的护照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合法地呆在意大利，这仅仅说明在罗马我们拥有了
合法的新的美国护照而已，我们必须想办法去解释我们怎样会“碰巧”在罗马。
我们肯定不会再试着去申请意大利签证，因为在等待签证的同时，我们必须交
出我们的护照，那样我们就那儿也不能去，甚至去意大利国内其他地方也不行。并
且如果有急事发生，我们也无法离开意大利。
我们的意大利律师建议我们应该不要签证而呆在意大利，如果被安全部门的人
拦住，我们只需回答我们几天前才由陆路从瑞士过来。
（然而这无法解释护照的签发日期和地点。但这儿是意大利，不一致的事情到
处都是。）
我询问我们的律师如果我儿子背着书包被拦住怎么办？这是难以解释过去的事，
不是吗？
“不！他们绝对不会拦住一个像他那样的干干净净的小孩子！另外，你如何想
象有如此之多的外国人非法留在意大利？”
后来我们改进了策略。我知道意大利的男人即使在罗马拥挤的交通状况下驾驶
时，也会向女人骑士般地大献殷勤，尤其是面对一个东方女性的时候，因此我大部
份时间里都放心我的妻子在罗马驾驶。
尽管和子开车时如同罗马的司机一样的粗野，却从没遇上一起事故或惹上麻烦。
只有一次她被意国宪兵（准军事的警察挂领部队）设置的路障拦住，她机敏地向他
们致敬之后就被放行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这么轻易走掉的。
非法居留的故事并不止于此。
非法居留大约两年以后，有一天我妻子惊恐地发现两个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
端着冲锋枪的意国宪兵站在我们大楼的人口处。因为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日益加剧，
武装宪兵被派来保护我们这幢住着现任预算部长的房子。
卫兵们每天24小时值班，一有汽车进入他们就会检查地下室的停车场。我们一
家人随时都可能被叫去询问身份，我急坏了，而且也知道了意大利的监狱是极端不
舒适的。
两天后我立即在自己家里为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们安排了一次午餐会。
当这些教士朋友穿着神父的衣裳和修女的衣饰通过武装宪兵把守的人口时，我故意
大声用意大利语和我的朋友们交谈，让那些宪兵知道我有非常尊贵的朋友。
我最终还是被逮着了，当我不得不出售我的汽车时，我和买主去汽车登记事务
所，在那儿我被严厉地告知我的驾驶执照（美国维吉尼亚州）是无效的，我的汽车
登记也是无效的，我拥有这辆车是非法的，并且事实上我存在于罗马本身就是非法
的。
由于我真诚地致歉，并且我们准备几天后离开意大利，那人展示出他的意大利
人的大度与宽容，允许我卖掉这辆车。
这就是我为什么爱意大利人的原因，他们有一副好心肠。
到罗马之后，我一直坚持学习意大利语。那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过程。
首先，我们的许多朋友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讲法语或英语的高尚的意大利人，
因此他们不会让我们痛苦地用意大利语表达，而是用我们最常用的语言交谈。
出于礼貌，意大利人通常不会纠正外国人说意大利语时犯的错误，对于只了解
意大利人粗鲁一面的人来说这可能听上去十分奇怪。此外，意大利人本身也根本不
在意改正语法错误，因此除了读报和看电视，我们很少有机会提高我们的意大利语
水平。
我试图进入外交、商贸和交际圈的努力使我结交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朋友，大都
是很有教养的社会高层。但是，他们仅仅是社交朋友，并没有职业来往，他们对打
击恐怖分子当然没有帮助。
翌年三月，我们冒险离开意大利去度春假。听说瑞士没有大多的下雪天，而且
因为钟意于可以把我们的奥迪80开到每小时160 公里（100 英里）的速度，我决定
去瑞士、列士敦士登、威尼斯和米兰玩玩。我们已去过几次佛罗伦萨，并且我们的
车可以轻易超过厂家保证的150 公里时速的事实极大地振奋了我。
高速公路上100 公里的限速几乎从未执行过，因此只要高速行驶是安全的时候，
我就会开到160 公里的时速，感受高速度的刺激。
我们到达辛普隆关隘的阿尔卑斯山麓时，天气看起来有种不祥的感觉，对于我
的询问，卫兵只是大笑着说道：“在这种天气你需要些勇气。”
我把这误解为一种挑战，我向妻儿保证我有足够的勇气，于是我们继续前进。
这是一次只有了解阿尔卑斯山之类的山脉的人才能理解的不寻常的恐怖经历。
小雪很快变成风暴，有时能见度低到仅仅车前一个车位。
幸运的是，阿尔卑斯山的路上有许多高大的标志桩告知人们哪里路沿到了尽头，
哪里有雪崩。路的另一边便是直耸人云的山峰。
我们只装着普通线型胎的、前轮驱动的汽车喀喀地碾压着大约20公分厚的大雪
向阿尔卑斯山上攀登。这时我才第一次理解汽车上安装高度计的目的。
我们的罗马机械工错误地在车后安装了一个异常大的适合于救火车的红雾灯。
尽管强烈的红光可以使我们放心不会有人从后面撞到我们而把我们推下悬崖，但明
摆着的事实是，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只有极少的几个白痴才会在阿尔卑斯山行驶。
幸运的是瑞士并不大。当我们接近目的地时，我们已经经历了几次短暂的暴风
雪。我们继续缓慢地向上攀登，沿着同一条路向下滑行的滑雪者们大叫着向我们问
候。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最终，接近顶峰时，我太太诉苦说胸口不适，我想我最好停下来。我步履蹒跚
地穿过雪地来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瑞士人看上去相当习惯于在这样糟糕的大气下见
到如此愚蠢的旅游者。我很惊讶！这家旅馆位于海拔1500米（4950英尺）的克兰蒙
塔奈——每年阿尔卑斯山世界滑雪锦标赛的一个赛场所在地。
当我停好车并准备锁上它时，旅店经理看着我车上的罗马车牌大笑道：“先生，
这里是瑞土，不是罗马”
我们在风雪中去到扎麦特，但除了大雪之外什么也没看到。马特峰应该就在那
儿的。我们努力使自己相信我们看见它了。它应该和明信片上的一模一样。
我们整夜凝视爱格山的北边峭壁，凭吊那些为挑战这山壁而死去的登山者们。
我儿于提醒我们，我和太太在小小的列支敦士登吵了整整一天。难怪我们一张
相片也没照！
那天是愚人节。我告诉儿子彼得，收音机中新闻报道说他在罗马的学校被恐怖
分子炸毁而关闭了。“愚人彼得”竟欣喜若狂。
我们是第一次去威尼斯，那儿太棒了。那是个如此独特而美丽的城市，我们都
被深深地打动了，玩得非常开心。
米兰的古奇商店正7 折优惠售货，一位销售小姐带我们去后面的房间，里面有
堆成山的5 折商品。
然后，我们去了比萨。
在那之前，我患有恐高症，攀爬比萨斜塔是难以想象的恐怖的事。但我决定以
登上比我想象中还要倾斜的斜塔来治愈我的恐高症。我和儿子向上攀登，我太太则
自告奋勇在安全的地面上当摄影师，为我们照相留作“证据”。
外围的环状围廊的大理石地面，被几个世纪以未无数双脚磨损，形成一条伸向
塔边的危险的斜面，引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