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的环状围廊的大理石地面，被几个世纪以未无数双脚磨损，形成一条伸向
塔边的危险的斜面，引诱着不留心的双脚滑出边沿。最令我惊恐的是一些小孩子大
笑着追逐着，仿佛围廊就如平坦的地面一样。
我在巴黎结识过一位姑娘，她曾亲眼看见一个男人从凯旋门顶上跳下来。她向
我描述着那个男人的头如何像个西瓜一样地撞破在石头路面上（她为此两天吃不下
东西）。我脑海中一直保留着那悲惨的一幕。
我开始颤抖，流汗。但儿子的存在提醒我我的责任，我必须坚强，我握着他的
手继续向前。
我们稀里糊涂地就穿过了最令人惊恐的中段，安全地到达塔顶。
我觉得我的成就和伽利略在这个塔上所做的关于重力的实验一样伟大。
这个极端的办法治好了我的恐高症，在两张放大了的相片上，我和儿子正站在
斜塔的顶上挥手。
现在，斜塔变得更加危险，已经不再对游客开放，当局正着手研究加固修复的
计划。
因为汽车都没使用无铅汽油，罗马的空气严重污染。在波士顿的时候，寒冷的
空气使我的早期气喘病常常复发。然而罗马市区污浊的空气却更加致命，令我的双
眼刺痛，呼吸不畅。
数月之后，我的气喘病恶化了，而我却不知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件事。
当我的气喘更加恶化的时候，我独自睡在书房里，因为我太太和儿子抱怨说我
晚上太吵人了。
噩梦终于降临。一天清早，我噎住了，我觉得呼吸越来越弱，马上就要停止了。
也许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停止。我面向书桌坐在椅子里，我身体很虚弱，无法去叫醒
隔壁的妻子。我准备给妻子和儿子写几句话，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超过一切，随后我
又觉得这没什么必要，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一生中有许多遗憾，但我不惧怕死亡。抛下妻儿使我很沮丧，但我元能为力。
哭喊无济于事。我还不了解上帝，所以我没有祈祷。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
呼吸停止的那一刻，没有一丝恐慌。
忽然，我注意到桌面上有一瓶以前吃过但没有疗效的气喘药。我想在这种时候
试一试也没有害处。我把六。七片药扔进嘴里，尝试着把它于吞下去，因为我无法
站起来去弄些水来。
大约10分钟后，我的呼吸变得稍微容易了一些。我蹒跚着未到妻子床边，让她
打电话请那位现在替“日常家庭医务”值班的我们从未见过面的医生来急诊。
急诊医生及时赶来，一边为我注射可的松，一边严厉责备我的愚蠢。常规剂量
的注射不够用，又不得不再来一次。我的状况很糟，必须转到大医院的特护病房去。
这是1977年和1979年的急性胰腺炎之后又一次意料之外的疾病，我住了一周医
院。我开始了解到气喘是最疏于治疗的疾病，如果不认真治疗将会危及生命。
很久很久以后，我从父亲那知道我的祖父就在我父亲出生前两个月死于气喘，
从发病到去世仅仅一个半小时。
难以置信的是，1977年至1994年间，我一共有过7 次急诊，其中5 次因有生命
危险而住进特护病房。
在我的谍报职业生涯中，我数次幸免于难。除了刚人行时在东京的警觉，我从
来没感到过任何生命危险。
我生了病，但工作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这定会使我的部长焦躁不安。
他用最自然的理由来攻击我：“你的英文书面报告真令人恐怖！”
用英文来攻击华人，这真是低级的方法。
我知道我的书面英语不值得称赞，特别是我习惯于提交初稿。这个习惯来源于
我的记者生涯，那时写电讯必须匆匆而就，并且这也为我的办公室编辑所接受。我
相信我的英文报告绝不至于像部长描述的那么糟。
也许这位上司多少和莎士比亚或海明威有些血缘关系，或许在他肉乎乎的脑袋
里隐藏着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天赋，正等待着机会去发展。然而我还是认为他
对我英文的苛刻批评是不合理的。
但是，部长继续以我英文的书面报告羞辱我，说什么站长“非常不高兴”。这
种斥责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很了解站长，比他了解得多。我知道站长对英文书面报告很挑剔。的确如此。
但我还知道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不会如此粗鲁地批评一个像我这样英语不是
母语的人。肯定不会恶劣到像部长斥责我的那种程度。
这里还有极秘情报官的不利的一面，我无法确定我为什么受到责备。如果那是
合理的批评，我有勇气接受它，就像我一生中一直所做的那样。
仿佛个极秘情报官必须接受抛向他的一切，盲目地、平静地、顺从地，不能有
任何争辩或求助。纽约时发生在莫里·邓恩、梅丹尼身上，在日本发生在部长身上，
现在又发生在这位罗马的部长身上。
看上去对极秘情报官只有单向的攻击而没有现实可行的保护。
当新的副部长到任并成为我的新联络官时，他不解地问我：“你的英文到底是
怎么回事？我看不出有任何大问题。”
很明显，他在什么地方看过我的档案。
当我和前罗马站长都退休以后，前站长曾请求我代他写一篇记事是用英文写，
不是中文或日文，我欣然从命。
后来我质问他据说来自于他针对我书面英语的批评。
这位前站长带着吃惊的表情否认了曾经批评过我的英文，并补充说：“如果我
认为你的英文很差，我还会请你写这篇文章吗？别傻了！”
如果我不是一个极秘情报官，或是可以随意接近站长，我会立刻得到这个回答，
而不会一直忍受着屈辱的折磨。
诽谤者夸大。悦谎，并散播他的谎话来强调他的观点。
这位部长，在得知我戒酒之后竞告诉罗马的同事他“确定保罗又开始饮酒了”。
那些了解我的人甚至不去费神争辩这样的诽谤。
在我退休之后，我听说他对我的诬蔑升级了。他竟告诉梅丹尼：“我可以发誓，
保罗又开始饮酒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能想象出这两个难兄难弟的笨重、同
声骂我出气的样子。这段插曲是一个愿意在法庭上为我辩护当证人的朋友告诉我的
（他指的是监察办公室的调查。）
我无需人为的审判。
他们应该都是基督徒，难道真的不知道有一条“微不足道”的圣训吗？
“你不该对邻人作伪证。”
我深信上帝已表明他公正的处分。
像我前面所写的那样，我确实看到了那些对人不义的人的不幸与痛苦。他们有
做恶的习惯，他们不断重复他们的恶行。这些恶行很快会以各种方式得到恶报。
令人奇怪的是，做错事的人本身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受到的惩罚。
这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一个土耳其人企图暗杀教皇的事。据几位意大利检
查官声称，他和保加利亚秘密组织暗中勾结。
因为这些阴谋背后可能涉及苏联克格勃的人，这种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是
波兰人的教皇是波兰团结运动的支持者，这当然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大不安。
美国国会议员们及中情局总部命令中情局罗马站的站长尽可能彻底地调查此事。
罗马站长因无法确证或否认这种传言而在报纸上被人批评。
我那时还在罗马。我两次邀请他到家里共进午餐，因他是我的前老板和老朋友，
我向他问起这个话题。
（当时我没有问他据称来自于他的关于我的英文的批评，因为我不想让在场的
妻子也感到沮丧和羞辱。）
他告诉我罗马站调查了所有的线索，但无法提出任何可信的情报（我们知道中
情局对情报报告的可靠性苛求到什么程度），他报怨道：“我真希望我可以给他们
铁证并对他们说：‘这就是你要的该死的证据，去做你想做的吧！’但我不能，我
们提不出任何可靠的东西。”
东欧剧变之后，这些共产主义机构的秘密活动纷纷曝光，我没有仔细了解所有
的新闻，但我没有听到任何与保加利亚新暗杀教皇的秘密。
罗马站长本身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
我零星地接到一些部长给我的指令。
有一次，我被告知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卡洛斯”，据
“可靠”情报将在近期来到罗马。睁大你的双眼！
天哪！我该怎么办？
根据在总部时所得的简报，我已经知道“卡洛斯”曾如何乔装改扮。他常常带
两支枪，并有保镖伴随左右。就他的情况而言，“极度危险”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我想如果我遇到“卡洛斯”，我不大可能引起他的怀疑，因我只不过是一个身
处欧洲的中国“商人”而已。
我在心里仔细策划着：避免眼神接触。一边跟着他一边提防他可能隐藏着的保
镖。如果遭到攻击，就边跑边大声引起路人或警察的注意。估计他们会开枪射击。
那我就迅速闪避！子弹是不会转弯的。
但我始终没机会遇到这个安全部门悬赏的国际通缉犯。这可能是幸运，也可能
是不幸。
1994年8 月，“卡洛斯”在苏丹被法国政府拘捕，并被带回法国审判他所犯下
的谋杀罪行。他刚一被捕，权威人士们就开始把他归类为只向容易得手的目标射击
的蝶谋不休的懦夫，“他的大部分吹嘘的业绩都是虚构的”（《时代周刊》1994年
8 月29日）。
我希望以前就有人告诉我这一切。尽管事后看来，他像一个愚蠢的恶棍。但真
正有可能面对他时，却没人敢这样说他。
另有一次，部长通过电话让我准备像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去日内瓦旅行。电
话里没做任何解释——难道这就是通常的安全防范吗？我被告知我会住在最高级的
旅馆里。去为这次2 －3 天的旅行做准备吧，然后等着进一步的电话指示。如果几
：小时之后电话还不来，就表明计划取消了。
在这个被叫做中情局的著名的神秘机构里，我已经不会为这种“神秘”的指令
而吃惊了。也许大多数情报官会认为这是个愉快的差事，而我却颇有疑虑。我常常
相信别人，但却不轻信。如果他认为我会兴高采烈地期待着这次奢华旅行，那么他
错了。我从前也曾和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夫特一起或独自一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
经历过许多次“奢华”的生活。正如化装成富人无需我专门假扮什么一样，这次旅
行对我也毫不新鲜。我日常的穿着打扮足以表明我在那种富人世界会有妥当的言行。
部长电话里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一直烦扰着我。“只有你能做这件事”。
为什么？我不相信部长了解我过去的活动细节。谢谢他的恭维，但是我有我自
己的想法。
我无法理解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何通过电话传达而不是惯常的面对面的交谈。如
果这次行动是真的，那它必是危险的，非常危险的。
我怎能相信这样一个突然而至的计划。如此随意地电话传达，没有事先的简报，
没有详细的支持计划，没有应急计划等等？我太了解这一类计划了，我绝对可以比
部长更快更好地捏造一个故事c 但是，我还是如实地为“旅行”做好了准备。
当我让一位“中情局志愿者”留在波士顿的普鲁登肖（PRUPEN－TIAL）咨询大
楼顶上等待，并告诫他“如果15分钟后我不回来，就认为……”时，我回想起这段
往事。
我预料不会有任何事发生。
电话通知没有来，部长也再没解释为什么。什么也没有，正如我预料的那样。
我已逾期很久没得到提升了，而我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我直接向经历管理部主
任询问为什么我未获提升。
我的经历表明我应该得到，并且我得到不少次的推荐。
我收到一封经历管理部主任亲笔签名的标有“亲启”字样的信函。信上说：
“你各方面都非常出色，只有一项例外：招募新手……”
我被惊呆了，只觉得怒气满胸。如此鬼鬼祟祟的回函竟是这样的谎言！包括签
发那封信的主任，没有人愿意打开我的档案瞧瞧。
我的经历完全建立在招募新手的功劳上！那是我的专长，我的谋生之道。我的
其他工作与招募新手相比毫不重要。并且尽管极秘情报官们通常被禁止做招募的工
作，但我还是完成了这艰难的任务。
招募新手，我不但做了，而且比中情局里大多数情报官做得出色，无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记录会说明一切。我是出名的“征募者”，好得只凭此，一经我要求就
成为受重视的“经历会贝难道经历管理部主任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吗？
如果他知道，他一定不会给我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理由，他定会给我另一个假的理
由。
如果他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那他就不曾打开过我的档案！他不懂
自己的业务！
我把这封信发还给我的站长，请他给我一个合适的回答。可能他什么也没做，
我再没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
难道我成了个被遗弃的人，成了一个麻疯病人？我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我觉得即使一度卓越的中情局真的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世俗的官僚机构，我也不
该受到这种对待。
我开始考虑一旦合乎条件就退休。在我所属的部门，我还需服务几年，我不得
不等等。
许多雇员把中情局看成是一个有机会在国外生活的轻松愉快的政府机构，他们
没有重视到这项工作的特殊性。
还有一个悲哀的故事。
有一次我接手一项任务，副部长特别命令我立即向他报告结果，但他周末可能
不在罗马。如果他不在，我就通过电话联络一位有官方掩护身份（大使馆官员）的
情报官并把书面报告交给他。
周六我得到结果并打印出来之后，发现副部长不在。因为我有那位官方身份掩
护的情报官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
令我惊讶的是，他回答道：“今天是星期六，我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