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的情报官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
令我惊讶的是，他回答道：“今天是星期六，我休息。”
难道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吗？
他对我特地被告知要向他报告这件工作的辩解不为所动。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部长的密友。我不知道是否他事先就对我有敌意。
我无法理解一个中情局情报官会因为是星期六而拒绝工作，我不会在电话上和
他争论。
然而，后来我通过到大使馆的电话与副部长谈及此事时，他告诉我那位拒绝在
星期六工作的情报官觉得被我质疑的腔调和态度侮辱了，想痛打我一顿。
我只能说他旺盛的精力用错了地方。
这是一条通大使馆的公开电话线，但我故意反击道：“让他来吧，我会砍掉他
的头！”
我有一把传统工艺制作的大廓俐喀刀，只需猛劈一刀就可斩下他的头颅，用于
自卫绰绰有余。
后来副部长告诉我，罗马站长恰好站在电话务并听到我的话。据说他警告道：
“下次保罗再说这种话就让他滚出罗马。”
我毫不在乎，如果那位“情报官”真的跑来给我一些肉体的伤害，我有多得超
出他想象的办法来报复他。
并且他应该考虑考虑他的家人，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把家人看成一体。他活该！
他应该多了解我一些，而不要发出这种不恰当的威胁。也许他该去研究一下中
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犯下欺君之罪的人会被株连九族。
株连九族大概有1000人左右，包括妇女和儿童。如果你有哪位表亲与重犯之于
联姻，那你倒大霉了！无论你是否认识你的表亲，你都跑不掉，并且你的妻子儿女
也会被株连进去。
医生，警察，消防队员，记者或情报官必须对紧急电话做出反应，即使在休息
日也应如此。这本是一个常识。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位医生休假时必须有另一位值班
医生来处理所有的急诊电话的理由。
一位正在执行任务的情报官声称要在星期六休息，这不仅仅对我来说是前所未
闻的，恐怕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情报官们都是第一次听到。
当我在东京开始情报官生涯时，我每天24小时，每周7 大努力工作，难道这种
想法现在过时了吗？
坏事一桩接一桩。
新的罗马站长一直不明确答复我是否我可以延长在罗马的居留时间。三次他都
拖延了事，每次都耗上几个月时间，只是说“这需要时间来估计形势”。
我的家人和我只能“在风中盘旋”。
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上司故意和下属玩“权力游戏”，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
显示“老板的权力”。
当1985年4 月我感到“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新的站长给我发来一条迟到的消
息，告诉我可以延期住在罗马，并希望他的延误没有加重我的病情。
不会的，先生，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迟来的怜悯！我能活下来是个
奇迹。如果我死了，你也许已为自己在地狱中的职位写好推荐信了。
在下一章里我会写到我遭遇“死亡”的故事。
新的站长试图振奋一下情报站的士气，所有的情报官都被要求写下他的日程表
：工作、会客、闲逛或晚上呆在家里看电视。我被告知“很幸运”是一位极秘情报
官而不必理会这些无用的新规定。这是极秘情报官被妒忌的又一个新奇的原因。
我调换了工作部门。工作基本差不多，只是我不必再和痛恨我英文的部长打交
道了。
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对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我试图去研究他
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思想，但我仍不能在几个月内做到别人几年才能做到的事。
我的新经历仅仅证实了我在新英格兰学到的教训：与阿拉伯人打交道常常是令人沮
丧的。
我曾为某阿拉伯国家的一位前任高官在家中安排了一次晚餐。那天晚上，在约
定的7 点钟，他打电话问是否可以带他的一位朋友一块来。我太太烧的是中国菜，
因此毫无问题。
客人9 点钟才到，一共5 个人。既没有道歉也没有任何解释，而且他们一直用
阿拉伯语交谈。几乎忘记了我们是主人，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奴仆一样。
即使在公共的餐馆作为顾客，他们也应做得更好一些。
曾经有一个阿拉伯青年难民严肃地以他母亲的名义发誓无论我要他做什么都行
（看上去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发誓方式。不论是母亲还是姐妹，活着的或死去的，我
已经听到好多次了），但他并没有信守诺言，哪怕是些琐碎的小事。起初我以为他
需要更多的时间。
那个阿拉伯难民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常和他闲谈，这使我可以更好地了解
他。其间我偶然提到我的国际咨询公司需要一个双语秘书。
下次会面的时候，他带来了一位大约30岁的肥胖的阿拉伯女人。这女人怎么看
都像个下流妓女。
我问年青人这个女人到这儿来干嘛。令我惊愕的是，他居然推荐她作我的“秘
书”，现在就是“面试”。
她只会说蹩脚的意大利语，英语基本上就不懂。
我实在想不出这个年青人到底在想什么。
有一次我奉命以商人的身份接近一个极端的敌对国家使馆的情报头子。我只拿
到崭新的印有我的化名的假身份证，我必须捏造一个故事，还有我的“总公司”的
假地址和电话。
听上去很容易吗？那不妨试试看，要知道你完全孤立无援。
我之所以同意走进这家“敌对”大使馆去接近那位忙碌的情报头子，只因为我
有足够的类似经验去“通过交谈而摆脱困境”，并且我能很好地接近任何敌人。
为了小小的一点原因而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接近”这个强硬的目标，这对我是
个“挑战”。目标很大，计划却少得可怜，而且是危险重重。进入大使馆意味着进
入他们的主权领土范围，他们可以杀了你，囚禁你，折磨你，或者打人囚笼运往他
们的祖国而不会被所在国干涉。就像几年前一位以色列情报官在罗马所遭受的那样。
除非他们的行动太过于嚣张了。（必须设计一个应急计划以应付此类事件。而我的
上司们一点都没有盘算过。）
我不认为我进入大使馆对他们当中最强硬的目标——他们的情报头子做些察颜
观色的工作就能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他的话语中到处都有可乘之机，那他就不会是这样一个国家驻罗马大使馆
的情报头子了。因此在我看来，潜在的危险超过可能的收获。除非有细致人微的计
划才值得去冒险试一下。然而，在第一次，也许是仅有的一次会见中去接近一个强
硬的陌生人，我能期望些什么呢？
我不认为站里已准备了任何实质性的后续计划使这次不可能成功的活动变得有
什么价值，至少我，独自进行整个计划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整个计划的明智的
实质性的想法。
我猜想我的上司们仅仅是想在记录上表明他们做了一些事情。
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我从不在任何情况下退缩。现在，合算与否的考虑也被
弃之一边。我继续向前，并非没有恐惧。老山姆·斯威夫特曾说过：“只有傻瓜和
说谎者才不会感到恐惧。”
我细心准备了一些细节，回忆一下我的“背景材料”，再演练一下我要说的话。
我祈祷着他不会当场打国际长途去我的假总公司进行核实。我会提醒他公司在地球
的另一面，电话费会很贵的。
和往常一样，我交给我妻子一个封好的以备万一的信封，她感受到一些不同寻
常的东西，但像往常一样什么也没问。在任何危急关头，她都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这是第三个大使馆——我第四次独自走进一座四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戒备
森严的外国机构。在这种行动中，我和常人一样紧张不安。
大使馆的卫兵让我等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我和情报头子单独会谈了半个
多小时。事情进展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并且非常的平稳而安全。
我的书面报告详细记载了会面的场景、我们的谈话及我的观察结果。我的报告
如下：“他是个强硬，睿智，机敏，直率，忙碌的人，没暴露出任何弱点”。
我的上司还能希望我报告些什么呢？
他们也许会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是我领了薪水而应该去做的事。尽管我怀疑他
们是否敢把不充分的计划书呈交总部的上司以请求批准。
没错，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事：进入一个微妙的环境去接近目标。非常困难，但
肯定是极秘情报官才执行的任务。
也许我的上司们期待着在这样一次浅尝辄止的尝试中出现奇迹。
也许他们希望敌方的情报头于会抓住我的西装领子，抽泣着请求经济援助，或
要求在什么地方政治避难，譬如夏威夷或大溪地岛。
尽管我因为“招募工作上的不足”而不被考虑提升，我的上司一定认为我还是
胜任这份秘密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的。
（让我们碰碰运气，让他去做，看看会发生什么。）
如果事情搞糟了，也就是说，如果我静静地死去，他们会说我“勇敢地”投身
于这项任务。（他们永不会知道我交给妻子的信中令人震惊的内容，除非我遭遇不
幸。）
我罗马的上司一定不了解我过去的工作和我因此而得到的称赞。但我却知道以
这样一个不充分的计划来获取成功的机会是如何的渺小。
人们常说从事谍报工作的人不能没有幽默感，我非常同意。
思考愚蠢的问题会使人发疯。
行动前，精明的上司问我“感觉还不错吧？”消逝无踪。
如果你被分派了一件愚蠢的任务，我建议你把它当成低劣的玩笑一笑了之。
你可以拒绝去做它，你完全有权这样，中情局不是逼人自杀的组织。当然如果
你真的想做，并且对自己又信心十足，那么就面带笑容去做任何你能做的事。
只需要记住，你无须至死不屈。
你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和你如何死去。
我无法把这次任务归为玩笑，但我要说这是一个欠缺考虑的不负责任的计划。
如果有人说我夸大了危险或毫无成果，我会请他亲自去试一试。
我还没听说过哪位情报官曾在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施展绝技的。中情局有的是英
勇无畏的情报官，却鲜有鲁莽地接受这种挑战的人。
而我英明的上司也绝不会想到有一天我可能会和我的家人在罗马市中心遇到那
位情报头子。
有一次我和一位年轻的女目标去某一城市旅行。这纯粹是为了对其进行评估和
增进交往。她对单独和我进行这次三天的旅行颇为踌躇，我妻子笑着安慰她：“没
事的，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这太对了，那些善于看人的饭店经理和侍者称我为“洪神父”。他们认为我是
一个天主教教士，我对此非常满意。
我们的谈话不便重复。她还是个处女，并且非常好奇，她和在她之前的许多人
一样，向我吐露了许多她个人的想法。
三天后我们回到罗马。应她的要求我给了她一些我为这种行动而大量储备的色
情物品。许多女人都像男人一样好奇，她的鼻翼因兴奋而不停地翕动。她拿了太多
的那种东西以致于我不得不对她做出警告。
我从来没想过要诱奸她（这也根本不会成功）。通常在我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或
是针对目标，我都不会考虑性这个东西。
最后，她很含混地对我说：“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而工作，也知道你在努力做
什么。但是我不想知道也不关心。很抱歉，我不能答应你。无论怎样，你是个真正
的绅士。”
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毫不沮丧。
我一直以来都自己花钱收藏了许多色情物品，书刊、杂志、电影等等都成为我
的行动工具。在那些禁止这些物品的国家它们可以帮我的忙。不仅是针对行动目标，
有时仅仅是为了使事情变得容易。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它们可立即融化冰雪，消除隔阂，而无须秘密行动。
有一次，一个银行职员一看到这样一本杂志，就立即大叫道：“没有男人不喜
欢这些东西！”
那之后，我再也不必经过那些繁杂的银行手续了。
只有一个软弱的目标拒绝了。他一看见我给他的杂志就惊叫道：“我太太见到
这个会杀了我的。”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我也猜不出为什么。
罗马的工作条件并不坏，尽管也有些不方便之处。
我一直无法使自己习惯于罗马长达4 个小时的午餐休息。
罗马没有像东京或巴黎那么多的咖啡店或咖啡厅。找一家合适的很不容易，它
们往往在午餐时间都改成饭馆了。
天气睛朗的时候，我常常坐在西班牙广场台阶的宽大的石栏上，非常惬意。正
值花期的杜鹃花开得很艳。
广场有许多游客，年青人、艺术家，也有举止无礼的人和兜售仿制的路易维顿
皮包的小贩。
在冬天不太冷的时候，我常常身着西装领带，甚至穿着雨衣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让阳光晒黑我的脸。我并非对西班牙广场或是晒太阳有一种狂热的嗜好，而是我就
有一间安全屋在附近，我常常得离开屋子以打发午餐时间。
午餐时间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我连去附近的康多提和其他人们常去的大街逛
逛，看看橱窗里的东西都不行。
当然，我不会浪费这段时光，我有许多事要思考。
1985年罗马下了一次罕见的大雪，14年来的第一次，几乎使整个城市瘫痪。第
二年的冬天又下过一次。
中情局中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最初是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后来因为懂
外语而转为情报官员。但是懂外语并不意味着合适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本书里已有
几个例子）。
动机、性情、品格及其他一些因素是造成某些情报人员不适合干直接、残酷、
艰苦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