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例子）。
动机、性情、品格及其他一些因素是造成某些情报人员不适合干直接、残酷、
艰苦的情报工作的重要原因。
我相信我们分部的新副部长就是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情报官。
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有时缺乏气度与正直，而这又常被认为是一种最基本
的必备条件。这些缺陷抹杀了他的优点。
他的这种性格表现随处可见，他曾经向我抱怨过他“借给”一个特工的钢琴现
在却没办法要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把钢琴借给特工呢？他难道不知道一个情报官是不能和特工过度亲
近的吗？我劝他最好把钢琴忘掉吧。
当然，这位特工对这位软柿子情报官毫不尊敬。在这名特工转到我手下那一天
的午餐中，他当着我的面骂他的前任上司“愚蠢”，“小气”。
一名情报官控制不了他的手下，他就不应该干这一行。
在罗马，我用太太的中国菜手艺招待过不少目标人物。客人都很喜欢。有一位
客人（目标）来过我家五次，我们每次都用不同的菜招待他，也就是说至少25道菜
和甜点（我太太对所有客人的就餐情况及钟意的菜肴都做了记录）。那些客人（目
标）们都被我太太的手艺折服以致于诚心诚意地建议我们在罗马开一家中餐馆。
我的副部长的全部评价却是：我们一定通过这些招待餐赚了不少钱。
我被极大地伤害了。站里给每个人的食物津贴是15美元，这仅够用来购买食物
和饮料，我太太付出的劳动完全是为我和我的工作做贡献。那些不时打坏的精美的
瓷器和水晶器皿我也从未要求过补偿，其他的花费都是我自己掏腰包。
一个不容易对付的目标人选一个人两顿饭就喝光了我珍藏的有23年历史的Chivas
Regal 威士忌！我把陶瓷酒瓶做成了台灯作为永久的纪念。
有一天，副部长告诉我他准备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来款待外交官们。我问他想
邀请多少人，他自豪地说：“超过100 人。”于是我问他在这样大的宴会上打算用
什么来招待客人，他告诉我说“热狗和啤酒”。
在美国陆军合作社购买热狗和啤酒可以使他轻易地从宴会津贴中赚到超过1000
美元的合法收入，他就是用这种心理来判断我的。
他曾经在那场令人伤心的越南战争中担当通译。就我所知，他关于国际政治和
情报工作的知识非常有限。
在我看来，他关心的是经济收人。这不是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工作态度！
而我恰恰不喜欢那些把金钱看成生命中头等大事的人。
我也认为金钱很重要，但生命中还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事。金钱只是人生中用
来达到目标的一种工具，金钱本身不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那些过于看重金钱的人
往往看不到许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两个人间有明显的人格差异。我不可能喜欢他，他可能更加讨厌我。但他
是个“好家伙”。因此，他表面上对我颇能容忍。
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要我去搜查一些高度机密的东西。我问他什么时候要，
他告诉我越快越好，最好一两天搞定。我问他已花了多长时间来找这些东西，他说
大约两个月。既然如此，突然打电话找我来干什么呢？
那时我明白，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我工作做得好坏。因此我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
的愤怒与轻蔑。
当时是上午9 点。11点45分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了。他
大叫起来：“你怎么找到的，这么快……”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努力弥补了他们两个月徒劳的工作而得到感谢，他只是想知
道我是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它，而他和别的人花了两个月时间却一无所获。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秘密。我用自己的钱（因为我已得到了一辆汽车作为交通工
具）六次乘出租车来往于不同地点（这样可以省去泊车的时间）询问我能找到的专
家们。这就是我可以在不到1 小时45分钟这么少的时间内就完成任务的原因。我花
了20美金出租车费而无法报帐，但我得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结果。
在我退休前，我惊悉他被提升担任一项重要工作的领导。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死与生
到达罗马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很偶然地被我的日本朋友们介绍给许
多耶稣会的罗马天主教士们认识。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身世，只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
美国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并且因为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很多年，所以都能说一口
流利的日语。在此之前，我也知道耶稣会的会长阿路启神到罗马领导耶稣会前曾在
日本呆了差不多20年。现在，他因为中风而瘫痪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是耶稣会在东京建立的上智大学的教授。对我来说，
耶稣会使我想起以前在耶稣会的大学中不幸的经历，我把它讲给他们听。
一位意大利神父用毫无责备的语气提醒我要谦逊。他的话使我心中若有所触，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从这位友善的神父那里听到更多的东西，他成了众多将改变我的
生活的神父中的第一人。
这是值得一提的惊人的改变。
我们毫不知晓那位意大利神父就是耶稣会的代理会长，他是教皇约翰·保罗二
世的顾问之一。
这些神父将成为我们的导师、忏悔神父和我们一家人生活中亲密的朋友。
27年前我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但我始终对他人的宗教信仰（任何信仰）深怀
敬意。
我和我太太是按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举行婚礼的。我们的儿子上的是天主教会学
校，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长大的。结识这些耶稣会教士们之后，我又开始偶尔在为
日本信徒提供的私人祈祷间参加礼拜日的弥撒。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余，在罗马这个存有大量基督教遗址的城市里，我们开始
在生活中增加一些有意义的宗教活动。
尽管是非常有限的，但不时和他们一块出去野餐、郊游使我们有机会去学习，
思考，询问，提高。
有几位年青的日本教士和修女是格里高利教皇大学的学生。那是一间可以学习
宗教和其他学科知识的著名学府，不仅有罗马天主教徒在那里学习，还有许多不同
宗教派别的学生，如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有趣的是，这所大学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
物品的收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之一）。我见过的耶稣会的神父中有几位是那儿
的教授。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他们也使我回想起在日本的许多往事。
一天晚上，一位神父提议说，既然我收藏和设计手工艺制作的刀具，不如为教
皇设计一把小刀。据说教皇除奶酪和意大利香肠之外有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习惯，有
把刀削苹果是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不呢？况且，这把刀极有可能被编入目录登记在册。那样的话，我的名
字就会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里，也许会永远保留下去。我多少有点自私的想法。
我必须得通过我们的耶稣会导师问清楚，教皇是否会接受这把刀做为礼物。许
多人都对刀子或锋利的刀片存有莫名的恐惧，我太太以前就是这样。但是教皇年青
时常常爬山和滑雪。我得到的答复是，教皇非常乐意收下这把刀。
我立刻联络我在美国的朋友雷·比尔，问他有没有空做这件事。我的想法是随
十二圣徒制造12把相同的刀子，把第一把献给圣彼得的继承者教皇，把其他的送给
朋友们。
比尔先生恰巧也是个天主教徒，他对此事极为热衷，抛开了其他所有的事情。
他还问我能否向教皇为他79岁的虔诚的老母亲要一件纪念品。我请我的导师尽可能
地向教皇索要这件礼物。结果我拿到了由教皇亲自祝福的5 枚可以挂在项链上的小
小的银质徽章和5 颗印有教皇约翰·保罗M 世印章的念珠。
请再一次记住：有祈求必得回报。
对我来说设计一把刀于不是什么难事，而是一个施展想象力的机会。但我还是
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教皇的不同照片以估计他手掌和手指的尺寸以便刀柄可以和他
的手很好地吻合。
这把以教皇在问候中常用的“GMTIAS”（感谢上帝）而命名的刀是用440 －C
不锈钢制成的，在银制的刀护手上刻有一个十字架，刀柄是用名为“粉色象牙”的
一种罕有的非洲天然红木制成的。
在十二月的美丽的一天，我、我太太和于。我儿子彼得和雷·比尔及他的母亲
露茜·比尔一道前往梵蒂冈城罗马教皇的宫殿进行私人谒见，向教皇献刀。
由于梵蒂冈人严格的安全措施，甚至我们的耶稣会导师——教皇的特别顾问也
被禁正直接向教皇进献刀具。但是那天我们的导师临时需要前往南朝鲜而留给我们
一个极好的机会。
我们将由一位日本主教引见给教皇，因为我们的导师出面担保，我被允许亲自
向教皇进献那把刀。
献刀的过程、教皇疲惫而愉快的面容、亲切的话语及他同我们和比尔母子的合
影留念，连同官方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一起成为我脑海中永不消失的记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还没人向教皇献过刀具。
和子一直抓着教皇的手，说：“请多保重。”而教皇做个脸，似乎是回答到：
“哦，主啊，我得听这个女人的训诫吗？”
事后我们对着清晰地记录下这一幕的照片大笑不止。
后来我们得到了教皇亲吻彼得额头的照片。彼得得意地说教皇称赞他是个“好
孩子”，我告诫彼得：“‘那就做个真正的好孩子吧．别让教皇做出错误的预言。”
因为刀子很锋利，我一直担心教皇会不会用它，或者他的助手们是否会让他使
用那把刀。
我本可以请一位修女去证实一下是否教皇像所说的他希望的那样在使用那把刀，
或者那把刀连放在教皇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我妻子和于以她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认为问这样一个“粗鲁”的问题太过
“唐突”了。
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们数次为此事而争吵：这个问题怎么会是粗鲁的呢？
难道你不想知道答案吗？
这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会。说不定教皇现在已有一两个手指被削掉了，也或
许我因为那把刀而倍受称赞。
总而言之，这件事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以忘却的。
我不想使自己听起来像个宗教狂热分于。我不是。我是一个正常人。一个从宗
教的观点来看（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个有罪的人。
然而，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
那年8 月，我扭伤了右脚，伤得很严重。12月份献刀的照片上清楚地显示出我
还无法用双脚支撑站直身体。
当时，我注意到那位日本主教也有些破，并且惊异于他以前也受过类似的伤。
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3 个月的整骨治疗，可是一点起色也没有。
稍后，我完全忘了脚伤的事。然而在我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伤痛居然
消失了。我注意到伤痛完全消失是8 到10天后在我想起去做已疏于进行的整骨治疗
时。
这也许可以很好地解释过去，但随后发生的事就更为重要了。
有一次我邀请一位耶稣会的日本神父到家里吃饭。他是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
家，曾经在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过。我们谈论科学，谈论我的宗教问题
和我已脱离教会30年的事。
这位善良的神父静静地听我讲完我的烦恼和疑虑后，又在我的请求下不顾事务
繁忙而于两天后在格里高利大学为我进行了一次告解。他当时的答复至今索绕我的
耳边：“对这样的问题，我会挤出很多时间去解决。”
就是那一天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声泪俱下地告解仿佛从我胸口卸下了沉重的包
袱。
尽管这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却给我一个新的信念——仍不是信仰
——和我将努力依此去生活的行为准则。
3 月31日，在梵蒂冈举行了“全球青年祈祷和平”的活动，我参加了这个大弥
撒。
第二天，也就是愚人节，因为过度疲劳，我在早晨醒来后又重人梦乡。当我起
床后，我几乎无法认出自己在镜中的那张脸，浮肿、扭曲、又红又紫。出于记者和
间谍的本能，我大叫着让妻子给我拍了一张拍立得照片以做记录。
我立刻意识到可能是肾出了些问题。这是很严重的事。我吩咐和子准备好基本
的生活必需品就匆匆赶往一家大医院。
医院无法确诊。住院之后，我一天比一天肿得厉害。检查显示，由于一些未查
明的原因，我的肾脏已经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功能。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尽管事务繁忙仍前往医院探视我。
这期间，一个小插曲令我感动万分。
和子问我是否可以用她的肾来替换我的已经坏死的肾脏，我满怀感激地告诉她
不。我要她为了我们的儿子彼得好好地活着。当时肾脏移植还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
事。并且，移植必须是在近亲之间，譬如孪生子或者是生理相容的人之间进行。
这时我们13岁半的儿子彼得怯怯地说：“爸爸，你愿意——愿意用我的肾吗？”
我心中一痛，泪流满面地感谢和子和彼得对我的深爱。我被彼得的勇气所感动。
他连打针都觉得太痛，更别说进行手术了。我知道他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这样
的话，我只能安慰他说他的肾脏对我来说太小了。
我爱怜地回想起在东京我第二次患胰腺炎不得不转院时在救护车中的情景。当
时，我望着小彼得充满希冀的双眼，我明白他想要什么。我让彼得和我一起坐在救
护车里——耳听着警笛长鸣，在颠簸的救护车里我感到剧烈的疼痛。随即我看到了
彼得的笑靥，他徒劳地试图克制自己的笑意，他知道在他爸爸忍受巨大疼痛的时候
欢笑是很不应该的。享受乘坐飞奔中的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