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的，还没有理由确信会持续下去。我告诉他们我会让上帝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斗
士。仿佛上帝还不知道这些。
为了消磨时间，我从医院的“巡回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来读，Saul Bellow 的
《The Dean’s December》。
在这种时候我挑了多么艰涩的一本书来读，为什么SaulBellow不是用海明威那
种轻松的文体来赢得诺贝尔奖呢？我的脑筋没法像平时那样清楚来读懂这些话，但
话说回来，我读英文一直很慢。
我特意在床边放了一把锋利的小刀，一支多色圆珠笔，一本日记本，一本《英
日字典》和我得到的礼物念珠。我暂时还用不上这把小刀，但后来当我能在售货店
买东西时，它就很有用处了。
我很勤奋地在字典里查出那些难懂的词并试图记住它们。老习惯很难去掉。
好事情不断出现。
我已可以四处走动，我已能吃完每一顿饭，我开始做些轻柔的锻炼——面向墙
壁做直立的俯卧撑。那是我能做到的全部，我仍然十分虚弱，我还无法承受摔倒所
造成的伤害。
我获准自己淋浴，我感觉非常好，只是因此而筋疲力尽。
我慢慢地步行到售货店去，买了糖果和折价的书。在其他商品里，我试图记住
那些出售的军阶徽章。
我还理了发。尽管我一再提醒她，那个德国女人还是给我剃了一个下等兵士的
头。她说她对给我剃的这个头相当满意。对一个几乎死去并正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
来说，剃一个糟糕的发型没什么可抱怨的，尽管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很滑稽：一个50
岁的列兵。
尽管我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我有坚强的意志——是我坚强的力量源泉。这是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具有的品质，或许那仅仅是固执而已。但我确实具有这样的性格，
在如此关键的日日夜夜也没有改变。我时刻牢记对儿子的承诺，尽全力与疾病拼搏。
肾脏病理学家预计我的状况会逐渐变好但依然不稳定。他说如果能做一个组织
检查来查明肾脏的状况就好了。进行组织分析会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如果我的身体
状况不够好就不会进行组织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等我已脱离生命危险，并且尿蛋白
少于3000毫克每升——这是很不正常的水平，但仍是一个比我的肾脏的可能状况要
好得多的指标。他以充满职业自信的语气说：“就你的情况而言，我相信你的尿蛋
白检测至少是3500mg的水平，因此，我们很有可能进行肾组织分析。”
由于误会，我在两天里做了两次测试而不是预定的一次。让病理学家大惊失色
的是，测试结果分别显示340mgm和280mg 的尿蛋白，差不多是他预料中的十分之一。
由于两次结果相近，不可能是测试错误。
病理学家无奈地边笑边摇头，他说他现在简直搞不懂我是怎么回事，还告诉我
说安排妥当之后我就可以出院了。他说，关于我的肾病他什么也没做，现在他也无
需再对我做些什么了。我的病已经好了！
医生的医疗记录报告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治疗过程：病人人院治疗，基本
上卧床休息，低盐度饮食，施用 HCTh 50毫克……奇怪的是，病人排尿频繁，在 3、
4 天内体重减轻了30磅——病人在未接受任何其它治疗的情况下血浆肌氨酸酐在3
天内从1 ．9 降至1 ．3 。……”
这份谨慎言之的医疗报告详尽地表达出了病理学家的惊异。
在住院期间，我不得不向医院的随军神父学会了如何用念珠进行祈祷——这是
我从那时起每天都进行的仪式。
两天后我从美军医院出院了，这是在我人院19天之后，再过3 天，我见到巡诊
的中情局医生后，我就可以通知我的家人我要返回罗马了，我呆在旅馆里等候他的
到来。期间我大胆地到市中心买了些东西。
当我见到那位中情局医生并把医院开具的完整的医疗报告交给他时，他万分惊
讶。他静静地仔细读完那份报告，直盯盯地看着我的脸说：“我已经看完了这份报
告，你就站在我面前，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你应该呆在旅馆里再观察两三周或者
再长些。”
我不得不恳求他那天下午放我回罗马去，因为我妻子和儿子、我的导师和朋友
们正焦急地等着我回去，如果我当天不能回去会让他们极为失望的。
善良的医生终于大发慈悲，但有一个条件：一旦出现疾病征兆，必须立即返回
西德，并且我必须定期回来接受复查，医院的检查显示为“B 型肝炎肿瘤抗原抗体
阳性”，并且怀疑我的肾病会由温和的B 型肝炎引发。
我对此一窍不通，但我接受医生的指导。
难以描述我们再次团聚时的感情。当和子在机场见到我时，脸上带着半哭半笑
的表情，彼得一句话也不说，眼中隐隐有些泪痕。我们都有一种我死而复生的感觉。
我想对于这次神秘的康复也许会有一个合理的医学解释，事实上几个听说过我
的故事的医生也找出或给出了一些解释。不管怎么说，一定有某种无法解释的因素
／力量／原因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我变得异常虔诚——但并不是说我已变得非常的圣洁——并开始有了某种“信
仰之心”。
我想大多数人在经过这样一种生死历程并神秘康复之后都会去寻找某种答案。
就我而言，答案显而易见是“信仰之心”，“上帝”。
我非常幸运有那些修为深厚的宗教导师们在那段危急的日子里教导我，支持我。
我理解LOURDES 的话：对不信教的人来说，没有一个解释是能令人满意的；而
对于信徒来说，却无需解释。
（我的记忆也许不太准确。）
至少，我认为这是个奇迹，我的许多朋友也这么认为。信仰的神秘就像病理学
家所表述的那样，“是超越了医学范畴的”。
当我们的导师之一，一位西班牙籍的耶稣会教授来看望我并听到我“奇迹般地”
复原的故事时，他用带口音的日语说道：“当然，当然。”我们放声大笑。
我们认为，要么是我们的导师的信仰非常强大，要么是他得到了许多神的恩赐
——或者两者都有。
我又一次在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情况下目睹了神的威力。数年过去了，我已经坚
信是那位西班牙神父的信仰与希望使他说出那样的话。
我从此之后在我的生活中见到了太多的“奇迹”，有大有小，使我“理所当然
地认为”那是上帝的帮助和祈祷的力量所致。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顺服上帝之意”。
我从那些事情中知道了上帝无处不在，尽管我们还根本不能理解这一点。
这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对人们“自由意志”的否定。这只是意味着在我们
人力能及的范围内尽到最大努力之后，应该谦卑地接受所被赐予的一切。如果有些
事我们无法应付，那么就该做更多的祈祷，希望上帝给予我们帮助。
我必须说上帝的帮助常常是以意想不到的令人吃惊的方式进行，以这种或那种
形式而来。对我而言，还是那句话：有祈求必得回报。
拥有这样的信念生活就会变得不同，这最终成为了我信仰的一部分。
在许多朋友和教友们认为我的康复是某种奇迹时，只有那位“借给”我念珠的
耶稣会神父不使用“奇迹”
这个词。
也许对于这件事他有自己的解释，他从未向我们解释过，他总是极为忙碌。
我终于有机会去回复他的请求——不是我的诺言，我的信仰还没有达到让我做
出那个誓言的程度——关于那串念珠。
我儿子彼得在教会学校的圣信礼因为我的病而耽搁了。
在位于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后的行政长官小礼堂为彼得举行完延迟的圣信礼仪
式后，我万分感谢地把念珠还给了作为我儿子的圣信礼神父的我们的耶稣会导师。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无法磨灭的关于“希望”的一课。
我无法想象能从导师的描述中学到更精彩更真实的一课，关于信仰、慈善以及
更重要的：希望。
经历这些之后，我渐渐地不再用诸如“绝望”、“丧失信心”或是“无望”这
样的词语。我开始相信希望总是有的，因为它确实存在。
大病之后，我在家休养了三周。用妻子的话说，我睡觉的时候非常安静，一点
鼾声也没有，以至于她得不时听听我的呼吸声以确信我还活着。
正如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在恢复正常。也就是说我与妻子
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的争吵又开始了，关于死的宝贵教训看上去并没有延缓我们之间
的争斗。
两三个熟知我们的日本朋友却恭喜我们说：“这说明你已经完全复原了，太好
了。”在这之后，我又至少得过三次重病。
有一次特别严重，我服用了以前用来减轻脚伤疼痛的Tolectin却产生了过敏反
应。这药以前吃很有效，这次就吃了剩下的药想缓解一下关节炎的痛苦。
第一次过敏没进行什么治疗就消失了。
我不相信我身体里的化学作用会变化得如此完全，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我又吃
了同样的药。恰恰是在我头一天，太太刚刚知道一条比我们以前所知的通往一家较
大医院急诊室更快的通往附近一家医院的路线。
我太太把车停在急诊室门口的时候，我从车子里摔了出来。我几乎已经崩溃了，
我无法呼吸，血压在30分钟内下降了差不多一半。据急诊室主治医生说，我当时的
情况非常危刍如果不是我太太昨天刚刚知道这条更快的路线，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
活着到医院去。那条较长的路线比这条路要多走至少10分钟。
后来，一个专攻“休克死亡”的日本专家说，我的情形是典型的休克病例，他
吃惊地问我：“你怎么会没死呢？”
我们同教会朋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只要他们一有空，我们就会见面。
如前所述，我替情报局工作的日程安排给我以充分的活动余地，因此不管我们
的意大利耶稣会导师们什么时候要去机场或是要用车，我们都会很乐意地开车送他
们去。这是我们可以向他们询问有关宗教、生活和其他所有问题的机会。对我们来
说，这是我们宝贵的学习机会。
当然我们不能向我们的告解神父做真正的告解，在我得到公开退休的许可之前
都会这样。如果我得不到公开退休许可，我会永远地如梗在喉。
在我们离开意大利回华盛顿的那天，尽管我们像往常一样一再婉拒他的盛情，
我们的意大利导师还是坚持要去机场为我们送行。
那天清早，这位善良的耶稣会神父在机场向我们祝福，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
那串已熟悉的念珠，把它送给我做为礼物，我感激地收下了它。
我在西德住院的时候，这串念珠就像我的生命线一样。现在它成了我们家的珍
宝。对我来说，它就是信仰，希望与仁爱的象征。
我们获得了心灵的了静，并不是说我不再愤怒了。我依然会，但却比以前少得
多了。
我妻子和我仍然会争吵，但已经很少了。
这仅仅意味着我的行为更加平和，更少做将来会后悔的事。并且更多地反省自
己，更多地为以前的事懊悔。我相信我也变得更坚强，更执着。我绝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我知道希望永远存在。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退休
得过那场肾病之后，我退休的打算比以前更加坚决。我看不出自己还会有晋升
的机会，也不可能从情报局的上司那里得到更好的对待。
况且，这一切根本毫不重要了。
在患上急性胰腺炎之后，我再一次怀疑自己是否可以活得更长一些。我并不怕
死。在以前，死亡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更加无所谓了。这和第二次看
同一部恐怖电影没什么不同。
有了新的信仰之后，我知道死亡无非是跨过一道门槛，死亡并不是万物的终结。
至于对伴随死亡而来的痛苦的恐惧——人们惧怕死亡的最通常的原因——我也
从未惧怕过，我对疼痛有着超强的忍耐力。病痛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什么值得在意的
东西。
我担心的是我将撇下的家人，和我活着还能动的时候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有过一次无法忘记的目睹希望的力量的经历并不意味着我应该希望自己会在情
报局里过上更好的日于，而意味着我应该希望在情报局之外去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除了精通四种世界上主要的语言——英语、日语、普通话和法语之外，我还在
国际政治、经济、商业。管理和谈判等方面都有颇高的造诣。
我向妻子保证说，能说这四种语言并且在许多商业领域都很博学，加之对日本
的经济也非常了解，我退休之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应该毫无问题。
这又将成为我一个完全错误的预言。
我实际上找到了一些更体面更好的工作，付给我两倍于我在情报局的薪水，并
给我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可是不知怎么的，它们全都“蒸发”到稀薄的大气中去
了，我只好在下一章再详述。
因为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尽管我的身体还很虚弱，我还是决定去过尽可能充实
的生活。
我还记得在我第二次患胰腺炎后仅仅三个月，我肩扛着7 岁的儿子在白金汉宫
前的人群里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观看卫兵的换班仪式。
按照医生的嘱咐休息了三周后，我又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两周后，我征募了一位经过批准的目标人物作自己的特工。这又一次让我的副
部长惊异于我完成征募工作的速度。我已不再和他争辩，我只是做好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尽管征募该特工得到了上司的批准，而且我认为也得到了总部的批准，
他却无法得到我们需要的情报。因为他没有我们期望的获取情报的途径，我们之间
的关系友好地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