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技术与分析，但是他们看起来比“普通”人更难以在这个社会里工作和牛存。
也许妨碍他们寻找一份稳定工作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
在一个极度警戒、封闭、秘密的圈子里，他们对事情的观点与看法很可能与“外面
的人”不同，他们一直在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了几十年，几乎只与同事
交往，转变因此而变得非常困难。
当我在中情局的时候，我知道几个擅长写作和编辑的人，他们的能力足以使他
们成为任何主要新闻机构的编辑，我很想知道他们现在去了哪里，我认识一些头脑
敏锐、具有大公司总裁的才能、可以很好地进行管理工作的人。他们退休之后在做
些什么呢？
我与情报局的精英人士们交往较少，但我认识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语言学
家和人事经理，可一旦我离开情报局总部，我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即使我还在为
情报局工作，也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当我还是极秘情报官的时候，我没有几
个亲密的朋友，因为这是极秘情报官必需的生活方式。
最初，我成为一个“国际商业咨询顾问”的打算看上去是值得一试的，但是我
必须为我将挂靠的公司或为我自己拉一些新客户。
如果在日本，这根本没有问题，毕竞我有中情局最高层人物们的推荐。而且，
我还可以通过朋友与熟人与日本社会高层取得联系。
我不可能通过书信或电话去与那些我认识的日本人联系，重要的事情最好是面
对面地交谈。但是我不能冒险无限期地去日本找工作，我的积蓄有限。
在美国，我几乎不认识什么人，因为我是深潜的情报人员，这使我不能向任何
人吐露任何事，不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对那些不知我底细的熟人泄露我过去的
真相会使他们惊恐不安。
因为大多数人都通过媒体或其他一些歪曲的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认为中情局
是一个“罪恶的”、“邪恶的”组织。一个前中情局的秘密情报官在一个声誉良好、
无不良记录的公司眼中几乎就是一个贱民。
在公众眼里，中情局情报官们大多数是道德败坏的人，至少不如军官“干净”
和爱国。我到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找工作，却常常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我
的能力有时显得对经理们是个“威胁”。
很明显，我的英文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好（现在有相当多的日本经理能讲地道
的英语了）。除日语外，我还能讲普通话、台湾话、法语以及意大利语。我很快注
意到，只有傲慢、自信的经理才不会受此困扰。
另外，还有一个我以前曾提到的重要因素——我的年纪和在美国的大部分日本
经理差不多，甚至比他们还要大些，这显得不太合适。
我日文的书面表达是很地道的，但是，我常常用一些在今天的日语日常用法中
不再常用的生僻、古老的表达方式。今天的日语只使用有限的大约1850个汉字（在
中文电报本里有10000 个汉字，尽管实际使用的不超过3000字，但是在中文里，使
用成语以及引用谚语和古文是很平常的），超过这个范围可能会使年轻的日本经理
不快。
日文里许多古文用法和艰涩表达都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及历史，因为我从初中就
开始学习中国和日本的古典文学，所以那些生僻的表达在我看来非常得心应手。
在中情局时，我在四项日文测试中都得了5 分，这后面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我早些时候曾经批评中情局的写作测试题错误满篇，语言学校的人也同意这一
点，并决定重新设计一份新的测试题。他们首先让我重做那份我批评过的试题，以
确证我知道所谈及的那些错误，然后请我检查那份新设计出的试题。我指出其中有
一处意义含混不清，有一处肯定错了，日语部的主任争辩说：“有4 位教员和7 个
以日语为母语的人检查过这份试题，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错误。”
我说：“那肯定是你们错了，我不是以日语为母语的人，因此我比那些受过教
育的普通的日本人更清楚那些细微的差别。
那位主任，一位女士爬上梯子从书架的顶部取下一部巨大的、有一台13寸电视
机那么大的字典。但是，这本大字典里没有提到我们谈论的那一点。
正当我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主任把梯子搬到书架的另一边，摇摇晃
晃地取下一本有小电冰箱那么大的厚重的字典！我从未见过这么厚的一本现代书籍，
恐怕只有日本人才能装订这么厚的一本书，显然这本字典从未用过。
使我极为满意的是，字典里有一条特别注解，说明试题里的用法是错的，我终
于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我向主任解释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知道那是个日文字而
不是中文字，并且我知道它在日文里的用法，但我不知道它在中文里怎么发音，因
为它根本不存在。
主任承认了那个错误。后来我被告知，“他们欠我一顿午餐”。当时我正准备
离开到意大利去，我没时间去吃那顿午餐，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是最后一个批准那
份现在被中情局和国务院使用的日语笔试试题的人。
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和自鸣得意的事，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日本人收到
一封手写的而不是打印的、满是生僻晦涩的词句的日文信会是怎样的心情，除非收
信人自己受过老式的战前教育（我有不少这样的朋友）
，否则他不可能给这个“古怪”的外国人写日文回信，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
还一直为“臭名昭著”的中情局工作。
后来，一位雇主曾问我在我写给他的一封商业便函里的一个字怎么读，他不认
识那个字。当我向他解释时，他显然非常不高兴。
另一方面，我说每种语言都略有一点口音，甚至我的台湾话也在经历了多年的
国外生活后染上了一点不易觉察的外国口音，因此教语言的工作不适合我，这是说
纯正本国语的人才适合去干的工作。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一次我被一个“职业介绍办公室”的主管激怒了。她从
未把我的简历转给任何可能会雇佣我的日本老板，当我对一再的拖延表示怀疑并提
出疑问时，她居然厚颜无耻地说，还有一些求职者的条件和我一样合乎标准，可能
其他人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不相信他说的话，这当然不是因为自负。那个职位的薪水是每年5 万美元，
很可能比职业介绍主管挣的还要多。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查出那位可能雇佣我的雇主的。不管怎么说，我
毕竟曾是一名优秀的情报官。我直接在那家日本公司查出他们从未收到过我的简历，
当我通过传真把我的有关材料传送过去之后，他们立刻通过电话接受了我的申请。
但是，在面试／签协议的那天，当我打电话去确证一下这次预约的见面时，我
被告知因为“预算上的原因”，东京的总部发电报来取消了我的职位。
也许是这样吧，也许是总部对前中情局的情报官更为猜忌。
我开始感受到日本人对中情局及其雇员的深深的警惕。我本应该知道会这样。
我妻子常常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争吵的话题。
因为各种关于中情局莫须有的诽谤，我想这个“组织”在日本人看来仅比黑手
党稍好一点。
那些问过我在我为中情局工作的秘密生涯中杀过多少人的人，毫无例外地难以
理解我的回答——“没有，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未听到过杀人。看在上帝的份上，
请相信我！”
我不得不向意大利和日本的耶稣会导师们寻求帮助。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并且
非常受日本高层人士的尊重。
其间，我曾作为中间人与一位前同事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笔“销售废钢铁”
的大买卖，我甚至还邀请了一位台湾的退休“废钢铁大王”参与此事。
极为遗憾的是，这笔生意被一个外国无赖搅黄了。我最近才知道，他因假冒美
国政府官员而在美国被宣判18条罪名成立并被判长期监禁。这个无赖不得不过上一
段不同寻常的漫长生涯以服完他的刑期。
我们的努力与金钱都付之东流，最重要的是，那位我个人从未谋面的“钢铁大
王”的辛劳与好意全都毫无回报。这笔失败的生意使我非常尴尬。
这种“丢面子的事”对东方绅士而言是很严重的事情。在我的一生中，我逐渐
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对东西方文化都不拘泥墨守，我不喜欢被归类到某一特定的
国家或种族。我说某种语言的时候，我的姿态。手势。
表达方式都相应而变，我的思维也相应地做出一定程度的变化。我妻子常常在
远处单凭我手和身体的运动就能猜出我在说何种语言。当然，我相信荣誉感在东西
方文化中都是共通的。
我开始认识到前中。清局的雇员们无论他们是否曾在中情局中身处高位，在私
人事务中都非常无能。
我曾听到过～些前高级官员失败的例子。
我们的意大利导师不露身份地从罗马来会见当时正在康涅狄格进行康复治疗的
上海伊格那修·龚主教。我和我的家人驱车去会见这位我们极为想念、并且在我生
活的关键时刻急需他的高明建议的亲爱的导帅。我有许多事要向他说，但首先，我
要请他帮我找个工作。
当我们见到86岁高龄的龚主教时，我开玩笑说我的微薄的保险年金只能使我的
生活比贫困线梢高而已。
我曾经心神不宁，神情抑郁，有时也有些绝望，虽然我知道丧失希望是错误的。
最终，当我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些许宁静却几乎一文不名时，我接到一位朋友，
一位日本女士从罗马打来的电话。在我们的意大利导师的指示下，她为我找到了一
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为一个日本佛教教派的领袖工作。我们的导师因那领袖仁慈的捐献
而认识他。多么奇怪的命运？我也曾碰巧在梵蒂冈教皇宫殿的走廊上见过他。
我和妻子立即应邀飞赴日本，我未来的工作大纲也已制订好了。
我必须从耶稣会导师那里得到明确的许可，允许我为佛教领袖做事。因为我只
是被聘为该领袖的慈善和公开活动服务的工作人员的负责人（该领袖还是许多畅销
宗教书籍的作者），我不传法。
薪水是最低的六位数，但是有许多我几乎没听说过的额外福利：住最好的宾馆，
去最好的餐馆，坐加长的高级轿车，坐飞机的头等舱等等。
我知道这份工作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但我相信我在做一份好工作。只是，我
感到不太舒服，因为为我介绍工作的那位女士把我和有关的事情形容得过于好了。
接着，从这位女土那里传来一个惊人的计划。
她自称同中国总理赵紫阳一块打过高尔夫球，并且和中国领袖邓小平的一个女
儿是好朋友。
据她所言，她获准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上举办超级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个人
演唱会，并且将与迈克尔·杰克逊的经纪人谈判协商关于电视转播的事项和其他一
些特权。
她让我负责谈判的主要工作，因为我能用中英两种语言与中国政府和迈克尔·
杰克逊的代表接触（这位女士只会说日语和意大利语，她在北京有一位说日语的代
表）。
这件事即使是发生在她——一个具有高超的处理商业事务手段的人身上也是不
可思议的。我想在这件事上我要非常慎重，不可轻信中国的最高领导会把如此重大
的事情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日本女人。
迈克尔·杰克逊是当时世界上最红的明星，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他就会成为第
一个在北京举行个人演出的美国人。
并且，天安门广场是一个从未被用作娱乐表演舞台的巨大的场地，我听说它可
以容纳150 到200 万人。
多么宏大的一次演出！我自豪自己有足够强壮的心脏去承受展望这次表演而带
来的震憾。即使不算门票收入和巨额节余，各种版权所得的收入，包括唱片、全球
的卫星转播、广告、照片、海报、纪念衫、帽子、杯子、纽扣等等，都是让人想都
不敢想的。
这位女士间我她能否从中获得50万美元的利润。
我坦率地告诉她，我不相信她的故事。
我们收到一份传真——一封发自中国文化部一位高官的公函式信件，然后是这
封信的一份更清晰的施乐复印件。信上说：“……受‘最高当局’指示，将会尽力
为杰克逊先生提供一切方便。”
“请告知有关的行程、随行人员名单，以及所需设备”等等。这封信措辞柔和
而礼貌，但商业味十足。
千真万确！并且信上盖有表示权威的公章。
这封信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这位女士在北京的代表也同时发来一封信确证此事。
没时间对这件事表示惊讶了。
我告诉她这个异想天开式的计划非常可行，并且如果成功，我们可望获利数百
万美元。
我打电话给迈克尔·杰克逊的律师助理。事后证明我的这个举动是个错误，并
有违我的准则：直接与管事的高层人士接触。
也许我该与杰克逊的经纪人而不是律师讨论此事。
律师助理不相信我，她直接了当地告诉我说，迈克尔·杰克逊此前从未做过直
播，并巨补充说“杰克逊先生刚刚完成了一次全球巡回演出（这我知道），而且已
经解散了他的巡回演出剧团（这我不知道）”。
她完全是在应付我，我不能责怪她。真的。但是她甚至连听下去的兴趣都没有。
我最后告诉她我会和邓小平照张相，然后从北京发传真给她来证明这件事。
她的回应听起来像是在喷鼻息。没有想象力的母猪。
如果无法邀请到迈克尔·杰克逊，那么惠特尼·休斯顿怎么样？对中国人民来
说，她也必将是轰动性的。
我试图与休斯顿小姐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
不过，日本女士马上给了我和我妻子两张去米兰的头等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