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她也必将是轰动性的。
我试图与休斯顿小姐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
不过，日本女士马上给了我和我妻子两张去米兰的头等舱机票，让我们先去处
理一些在米兰、苏黎世和布达佩斯的杂务；然后我和我妻子将飞往北京，为那项计
划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最后经由东京返回华盛顿。每张机票都超过55美元，可见
她对这项计划非常的认真。
日本女士最初的工作是经营一家旅行社，不过后来这成了她的副业。
我从未到过中国，更别说伟大的古都北京。我妻子出生在北京，我们对未来的
展望就像是在做梦，我多么希望能与邓小平先生一起照一张相。
但这又是无法实现的。
我和妻子于1989年3 月前往米兰。
我还独自前往当时还处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布达佩斯。布达佩斯使我想起20年
前与老同事山姆·斯威夫特所进行的那次极为成功的行动。号称“出生并成长于布
达佩斯”的山姆在目标人物用匈牙利语与他说话时那张令人厌恶的脸依然清晰可见。
多么滑稽的一幕。
后来我们改换机票中未用的部分去旧金山度假，不过只是二等舱。
我高薪聘请的、由我的前罗马站站长推荐给我用来处理公共关系的人背着我盗
用经费，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开始收集证据。我准备当面与他对质，然后
炒掉他。
可是在对质之前，他先通过电话辞了职，迅速地赔偿了经费，然后，背着我直
接向那位佛教领袖发去传真，谎称他无法工作，因为“内部有人搞破坏”。
令人憎恶的害人虫无处不在。
上当的佛教领袖怒气冲冲地连同那封诽谤信发给我一份传真，并立刻解雇了我
们所有的人。
当时，那位佛教领袖正在前往挪威奥斯陆的途中，去参加他的好友达赖喇嘛荣
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典礼，在局面恶化前，我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并向他解释，时机几
乎是预先注定的。
我对盗用行为进行的已有具体证据和证人的调查永无见光之日。
我不仅失去了收人颇丰的工作，还不得不继续再工作两个月去完成那些还未完
成的慈善及公共活动，以及佛教领袖的广告活动，并且一切花费都要自己掏腰包。
我的第二份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诱人。
我在朋友的引介下会见了一位总部设在日本的非常富有的亚洲企业家。我不知
道那位企业家看中我哪一点，不过他告诉我他已从他在美国的律师那里得到了我在
中情局的背景材料。
这不太可能。没人能在没有特别原因的情况下看到中情局雇员的档案。那位美
国律师一定是汇报了那些有关我名声的碰巧令人欣赏的道听途说的东西。
这位未来的雇主和我断断续续地从中午一直聊过午夜，他不断地谈到他新买到
的171 英尺长、829 吨重的世界厂最大的、船龄只4 年的玻璃钢豪华游艇。这艘船
以前属于澳大利亚的阿兰·邦德先生，他1983年成为第一个从美国赢走美洲杯的外
国人。（注：世界最有声誉的帆船竞赛。）
即使是对一个像我一样的门外汉来说，这艘船听起来也是极为出色的。它可以
开到 30 节的速度，有5 个可供10个人使用的豪华房间，有14个船员为客人服务。
经过这次长谈，企业家打算雇我作他的豪华游艇的经理去巡游世界！薪水在头
一年是最少的6 位数，但他许诺会从第二年开始加薪并有津贴。
老板想用那艘豪华游艇作为招待生意上的客人和投资银行家的漂浮办公室。这
艘船运行一年要花费300 －500 万美元，但他告诉我，维护费以及船自身的花费只
需一次生意就可以补偿回来。这怎么可能呢？他还告诉我说，我很快就可以学到足
够多的东西。
大部分时间里老板都不会在船上，一切由我负责。我有权处理自己的工作，如
果有什么问题，他会通过卫星电话或传真给我指示，无论我身处何地。
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银行家们在对豪华游艇的主人进行信誉风险评估时是那
样的精明，仅仅是随处地瞟上几眼就能得到足够的信息。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船员必
须每天把船擦洗得洁净无瑕，以使这艘船保持理想的完美形象。
老板钟意于我的背景，除了我会说多种语言外，还因为我被认为是一个忠心的、
诚实的、值得信赖的、谨慎的、有朝气的人，并且还有在中情局工作时养成的精明
老练。我不知道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的，但我要说它们基本属实。
他问我要不要看看那艘船。
当然。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两天后，我飞抵位于法国里维埃拉（地中海地区法国和意大利的旅游风景区—
—译者注）的尼斯附近的AntibeS ，那艘“南十字座3 号”就泊在众多的游艇之中。
当我看见这艘华丽的全白的游艇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能是世
界上同等大小和类型的船中最漂亮的一艘。它装备了就目前工艺而言和高技术的航
海机械设备，一艘灵巧的小船和一艘快艇使甲板增色不少，只差没有直升机停在上
面。
整齐着装的船员工作很有效率。有趣的是，船长竟然是亚洲人，而且是这一行
中的佼佼者之一。两名瑞典女服务员专门为我服务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其中一人负
责检查我的舱房是否用花装点得整洁大方，以及是否常备糖果（我谢绝了酒类饮料）。
肥皂和毛巾使用之后，会很快被换成新的。
两天后，老板第一次上船。我们开始沿着里维埃拉的沿岸城市——特洛佩、戈
纳和蒙特卡洛航行。
岸边的无上美景暗示我未来的生活将会如何的美好。用法语讲话使我回想起30
年前在巴黎的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
游览过里维埃拉之后，我离开几天，去罗马拜访我的耶稣会导师。导师看着照
片上的游艇及其华丽的内部装饰微笑着说道：“诱惑太多！诱惑太多！”
老板花钱如流水。他估计自己的资产有7 －8 亿美元，并渴望着尽快成为十亿
富翁，而我被指望着助他实现他的野心。
老板极为聪敏，思维清晰。他向我简要叙述的许多宏伟的计划使我相信他将不
难实现它们。他以前赚了不少也亏过不少。他不爱讲话，但却一如既往地信任我。
我们停泊在蒙特卡洛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我意料之外的事情。阿兰·邦德先生，
这艘船的前主人上船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并和老板谈起了生意。
老板的英文够棒，但他还是让我确证他们的思想交流准确无误。我成了他的顾
问／翻译／行政秘书，尽管我的正式雇佣还没开始。
使我吃惊和紧张的是老板与阿兰·邦德所讨论的这笔生意的规模。阿兰·邦德
先生曾是澳大利亚最富有的商人，但是他的商业帝国很快衰落了。
他们讨论着上亿美元的钱，完全省略了“百万”这个词，只说前面的数字，并
且他们都不屑于讨论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
当我正琢磨着我的任何无意的疏忽都可能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误会的时候，我
突然有些不适。但这并不是蒙特卡洛港内出名的汹涌波涛起的作用。在场的其他人
都打趣我，说是不是还未出海我就已经晕船了。
在离开意大利圣列摩海岸的那一天，两位商人暂时达成了两项总计6 亿5000万
美元的生意。
我曾经认为在经历了中情局的生活之后，我可以对付任何事情。我从未轻易震
惊和手足无措过。但是，那天我曾直接参与的外表上蛮不在乎的谈话及其结果却是
我想都不敢想的事。
在这次商业谈话结束的时候，老板真诚地对我所做的所有帮助和努力表示感谢。
我感到自己正在取得他的信任。
我和老板一起去澳大利亚视察一家工厂，后来我又代表老板和一名日本律师一
起去美国到处视察。
那个律师很年青，显得毫无经验，并且不会说英语。他得不到与我们打交道的
美国人的尊重，我感到很失望。
在芝加哥的一家高级饭店，我的价值不菲的眼镜又被偷走了。
这些都不是好兆头。
我的第六感觉再一次得到证实。
我们的老板是一个守口如瓶且多疑的人。他也像中情局那样设立几个部门，各
干各的事。
他狡猾而勇敢，我相信我已成了他的二号心腹——在那位年青律师之前，但在
首席律师之后。我们虽然常在老板的办公室碰面，却从未被引介过。
我大概是唯一在老板打电话时可以呆在其办公室的人。在这种时候，我通常都
在读文件或报纸，我对他的企业规模依然知之甚少。
当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的高峰，日本政府已出台了一些新措施来使泡沫破
裂并制止随意从银行贷款。
老板无法提供他曾满怀信心承诺的3 亿美元的资金。
衰败由此开始。
我返回美国，等待着代表老板去实现另一项秘密的宏伟计划。
年青的日本律师零星地告诉我一些关于老板和他的企业的坏消息。
接着他通知我，老板“完蛋了”。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环球旅行，我认真购买了不少东西：新的船靴，一架高倍
数的双筒望远镜，一支火力很猛的带瞄准镜的、一次装弹30发的半自动不锈钢来福
枪，一把带激光瞄准器的半自动不锈钢手枪以及弹药等等。
我特地向一位以前曾是“海上难民”并两次受到海盗袭击的女士询问和讨论有
关的情况。我得知那些海盗的装备很差，但我觉得至少应为这类突发事件做点防备。
我可能必须战斗，甚至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不在乎这些。
但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泡影。我不得不相信我曾亲身经历过的传说般的现实将会
无法挽回地消失。
在日本的时候，我作为老板家人以外的第一客人住在老板建在天皇行宫附近的、
还未装修的大理石别墅里。据媒体报道，这座别墅作为“斗阔”的典范，连同那块
面向大海的土地，在1989年房地产价格暴涨时价值7000万美元，是日本最昂贵的私
人住宅。
因此我毫不费力地就可以了解他这个人，并猜出他有多少财富。
很不幸一切确实已经结束了。我没有收到最后两个月的工资及活动经费，我再
也没听到关于老板的任何消息。但是这次短暂的雇佣给我留下了奇妙的回忆。而有
关那艘船和法国里维埃拉风光的照片也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梦。
我妻于一直说，不进行这次要远离家人、面临“众多诱惑”而且可能遇上海盗
的环球旅行也许是件好事。
我同意她的说法。但是，我仍然……
如果说第二次雇佣是“奇妙的”，那么第三次就几近“荒谬”了。
把我介绍给我的第二位雇主——那艘豪华游艇的主人的那位朋友又引介我认识
了我的第三位雇主，当时他有15亿美元的资产。
我那位令人尊敬的朋友对于我以前的职业突然结束的结局感到很难过，于是把
我介绍给了另一位东京的显赫人物。
这位雇主是一个自学成才、行为古怪的人。他的财富来源于他对其他公司奇妙
地兼并重组。他对我的一项主要资历感兴趣：我在中情局的经历。
作为一个在这个大学教育非常普遍的国家自学成才的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自信又自卑。有些是顺理成章的很自然的东西，有些则毫无来由。
1991年日本经济大变动时期，尽管他多方经营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基于房地产的
银行贷款，但他仍然走势强劲。他公开宣称他光是付纳的银行利息每年就有7000万
美元之多。
他邀请我去东京。第二天，可憎的四月一号，我们签署了一份“秘密协议”。
在我遵从这份他草拟的协议以表示对他的信任之后——我现已不再受到这份协
议的约束，我从未想过他会单方面无条件地撕毁协议，并在我的报酬上违约。我的
报酬又是很低的每年6 位数及可能的津贴，不错。
听他讲完他计划要我去做的事情几天之后，我告诉他这份计划会遇上许多困难。
他正在处理的其他事情中，有一件是与另两家日本大公司进行兼并战。问题的
核心是一家他估计有15亿美元资产的公司。
他让我去搜集那两家大公司的丑闻，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恐吓它们的高层领导，
以使它们就范。
看上去这就是他对于我这位前中情局情报官的信任。
我马上告诉他，中情局不做勒索恐吓的事情。不仅仅因为这样有悖道德，而且
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恐吓很少生效。
我常在中情局听到“很多种剥猫皮的方法”，但恐吓不是其中之一。
我告诉他，我很了解日本社会，知道与这样的大公司斗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
即使他有合法取胜的理由，但法律并不总在正义这边。
很多人都知道，在日本常有大企业、大公司动摇和改变政客们的意见并影响政
府的政策。无论你接受与否，这都是你与日本打交道时必须认识到的事情。
我一开始确实喜欢我的老板，他是一个工作很努力的人，具有勇气和想象力，
还有一些平常人斥之为“疯狂”的狂想。
当我深人地了解他之后，我认识到，由于他只大量杂乱地读书，缺乏系统教育，
这使他常常脱离现实。有时他毫不顾忌道德的做法影响了他的判断。
他有时会显露出他想成为“世界总统”的狂想；而有时，尽管是半开玩笑性质
的，他甚至会把自己和上帝比较。这是有钱有势的人的一个典型特征，以自我为中
心且狂妄自大，总觉得自己的信念应该被大众接受。
他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却在招揽人才、雇佣职员方面非常吝啬。他就是自己
的顾问。他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也没有有能力的顾问来协助他。他偶尔也会雇请
一些“名人”作为顾问，但“名人”通常不会对重要的事情做认真细致的调查。
我不得不飞回华盛顿去对那两家日本公司进行秘密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