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天我对上司说出了我所碰到的问题。我压住心头的怒火，要求上司平
复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我告诉上司我有证据证明如此情形是谁造成的，我从没有做
错过什么能引起同事们对我冷眼相待的事情。
我又平静地表示，如果形势得不到平复，我就会打断那个最喜欢刁难我的家伙
的胳膊。我知道是那个“狗屎”（事实上，这也是同事们给那家伙起的浑名）。
那位上司已上了年纪，有350 磅重，心平气和地要我示范将怎样实施我的“恐
吓”。我告诉他这不是“恐吓”，而是以牙还牙，求个公道。
我让上司起身，向他示范一种简单的日本柔道技巧，这足以使他信服就算对他
这样的大个可能没什么用，但却能轻而易举地卡住那个体型中等的家伙的胳膊。上
司要求我暂时克制自己的激烈行为，让他谋划出一个更易于接受的解决办法。我接
受了他的建议。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第一次外派任务
在我对上司说要折断那家伙的胳膊之后两个礼拜，我突然获指派去执行一项两
个多月的临时任务（TDY ），去的国家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国度，我的第一外语和最
早接受教育的地方——日本。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
同事排挤和想象中折断那家伙胳膊的快意，顿时都统统地被抛到了脑后。我很
兴奋。去日本，去那个我熟知其文学和语言的国家，去那个我过去呆得最久的国家。
梦想成真，这正是我到中情局最想做的工作。
这还不是007 式的冒险游戏，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从原
先不满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揭开一片新天地，重新开始。我将面对什么呢？在日本
我可以再次见到我的父母。
我已有12年没见过他们了。我想我是不能回台湾了，因为我已经被作为共产党
同情分子或台独活动分子，列入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其实我两者都不是，中情局
对我的安全清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我不能对任何人提及安全清查这回事）。
台湾设在华盛顿和巴黎的大使馆以前曾多次对我进行暗示威胁和警告。政府官
员对我父亲也施加压力，要他让我完成巴黎的学业后回台湾，并严厉警告说我父亲
“在巴黎所受的教育太解放了”。（就好像他们知道我在巴黎的学习内容似的！）
在台湾之外，我最容易与父母见面的地方就只有日本了。12年的分离，我终于
又可以见到慈爱的双亲了。我内心的激动难以用言语表达。
我还没有执行海外任务必需的绿卡。现在好了，局里需要我去。只要是局里需
要的事，哪怕是再严的规则都可以变通，从速办理。
中情局是少有的几个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之一。不过并不是所有的
目的均可不择手段，也不是所有手段都可使用，而是在某种限度范围内。
1967年9 月我的东京之行，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离奇。
这一临时任务并不是我想做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
但我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动机：在这两个月内，力争今后能调到东京情报站工作，
要抓住这两个月的时间，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可能很难有其它机会再外派到日本。
我的动机还不止如此，我还要抓住这次机会，完成从含糊的“语言专家”到真
正的“情报官”的质的转变，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都努力做到最好。我不顾现有工作条件的
艰苦，全身心投入到新的任务中去，成绩显著。
我的上司是一个自负的白人。年轻，单身，长相英俊，带点奶油味儿。他能讲
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手下有一个中国人非常善良，曾私下偷偷告诉我如何避
免冒犯这位白人老板。
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是要离老板的桌子远些，就像是这位小组负责人身边有一
条看不见的界线一样，离他的“氛围”远些。我的中国同胞告诫我，除非老板明确
指示，千万不要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界线。
这真是一条愚蠢可笑的规矩。他把他的座位当作是什么宝座，当作是他手中小
小的权力的象征。不过我遵守了这条规矩，我没有时间将心思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
情上。
回首往事，我对这位老板没有什么可怀念的。几年后我又第二次去日本，他已
获迁为部长，有些地方他确实曾伤害过我。他很聪明，几近于狡猾。不过，与我后
来所遇到的许多难忘的人物相比，他还算是比较温和宽容的。
他有两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女下属，有谣言说他和其中一位有染，并差点使她的
婚姻破裂。作为上司，有如此行为显然令人吃惊。如果此事通过正当渠道被反映上
去，他可能就要接受和军事法庭对等的中情局总监察办的调查和裁决。
中情局无需像联邦调查局（FBI ）一样，采用和军队相仿的统一规章制度，职
务甚或语言，而是一个在人事关系上极为松弛的机构。除非级别相差很大，在中情
局极少使用“是的，长官”或“不是的，长官”之类的套话。同事间大多以名相称。
甚至，在和中层上司交谈的时候，还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脚跷在桌面上。这在联邦调
查局是不可想象的举动。
在礼节问题上我比较独特，是极少数固执对上级遵守正规礼节的人之一。不但
是对我的上司，甚至对同事，在谈话中我都使用“长官”和“先生”一类字眼。我
过去是这样，现在还如此。
这可能是由于我讲日语所形成的习惯。
我认为日语是世界上最礼貌、微妙和精细的语言。例如，日语日常所用的第二
人称单数就有4 、5 或6 种之多，差错一级对对方的称呼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假如
差错两级的称呼则完全不可以接受。就我所知，日语中男女使用的语气截然不同，
即有明显的阳性与阴性之分。在现代日语中，还有第三种中性化的语气，男女均可
用，主要见于媒介报道、学术报告、法律和专业演讲之中。
这是过去男权时代的产物和遗风。如果是在小说中，读者很容易知道一句诸如
“今天天睛”是出自男人口中还是女子口中，在法语和意大利语中，阳性与阴性的
区别，仅见诸于形容词的词尾；而在日语言谈中，阳性与阴性，男女之别随处有之
：主语、动词、形容词、副词、人称、感叹等均有不同，尤其见于讲述古代故事的
小说当中。
不过，近年来有一个明显趋势，日本妇女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在口语中使用中
性语气，甚至是使用男子语气，毫无疑问，这是妇女解放的一种表现。
我也觉得女人不必用奴侍式的语言同男人说话，这种情况应当让它成为过去。
妇女在追求平等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女人味，这使我每觉遗憾。在我想来，
女人味对于妇女来说其实是一种力量和优势，而不是弱点。
在日语中，最脏的骂人字眼就是“愚蠢”、“懦夫”、“禽兽”和“白痴”之
类的话了，都不带任何性的涵义。也只有日语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一下其它语言中
那些粗俗滥用的语气词，真是不堪入耳。
人们都在谈论日本精神、日本的教育体制、日本效率和生产力，以及日本伦理
等等。但却极少深人分析日本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特点——礼的产生过程和基础。
日本的礼已为世人所皆知。但是，礼是如何深植于日本社会人心之中，并成为日本
语言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如果人们都停止相互使用暴力和辱骂，我想犯罪率肯定会大大下降。
日本人常被人指责为“狡诈，具侵犯性，不守信用”，甚至指责为“说谎”、
“不诚实”和“欺骗”。有时这些指责可能是对的。
考察一下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会发现，日本人有一个由来已久的习惯，
在谈话中喜欢委婉、理解和圆滑的语气。在日本，直截了当地说话被视为“粗鲁”
（正因为如此，我的日本妻子说我有时是“极其粗鲁，令人无法忍受”，这当然是
缘于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个人性格了）。
这种文化的差异在其它领域也存在。比如，日本人喜欢看美国电影，但是很难
理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带武器并求诸于枪击解决问题。
在1995年1 月门日发生在神户—大坂地区的地震灾难中，受难者的平静、克制
和守纪律充分彰显了日本民族气质，没有争抢和敲诈勒索的事发生，有的只是相互
理解，相互接受和相互合作。
当然近现代日本也有用暴力野蛮侵略他国的历史污迹。在1995年8 月15日的
“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会”上，社会党的村山富一首相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
了“深切自责”和“道歉”，这是在排除了顽固的右翼反对意见后作出的表态（虽
然这一表态是经由内阁批准的，但是很快“解释”为村山首相的“个人”看法）。
这种表态对于受害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已经表态，大部
分日本人民也认识到他们应当回归过去的善仪做正确的事情，也认识到表态虽迟，
但迟甚于无。每个国家都不太愿意承认过去的过错和道歉。这个例子表明了日本的
保守传统和所谓的礼，我认为，这有助于理解其他国家和日本在对待问题上的不同
态度。
我自小浸淫在日本文化的氛围之中，很难以名称人而不以姓称人，讲法语时，
也不能自觉把“vons”说作“in”。如果未获指示，我也不会自觉地对前辈同事和
上级以直呼其名，这种转变对我而言跨度的确太大了。
再回头谈我那位自负的上司。八年后我再次在他手下工作，发现他还是一个孑
然一身的单身汉，那时我已很有信心，足能揣知他的所思所想。我从不怕任何人，
也没有怕过他。有一次我还故意以行动表示不怕他，尽管知道不应该这样说。
他曾带我和一个同事去中国餐馆，一直谈论餐厅里他想征服的那位漂亮女侍应
生。
她的确长得漂亮。我发现她竟是台湾人，和我是来自同一个省的同胞。我和她
用别人听不懂的台湾话交谈，很谈得来。在离开餐馆时，当着两位同事的面，我亲
切地拍了拍她那裹在紧绷绷的旗袍下性感的臀部，我笑了，她也极其情愿地笑了，
两位同事的眼却直了。
年轻时我常用这样的手段。
我所期望的幸运之神，不久就意外地降临了。
到东京后约两个星期，我见到了我的大老板，支部负责人。
那时，我已经被众人所接受，觉得很舒适。我可以使用美国军事福利社（PX）
和官员俱乐部，这是在我之前还没有临时任务员能够享受的特权。
一天，我突然见到一个矮胖的人，他向我亲切问好，脸上的笑容和那张令人肃
然起敬的饱经苍桑的脸很不协调，脖子短短的近乎没有，一头乱发像疯长的野草。
我立即意认到，他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成为中情局里最为
称职的情报站长（COS ）、被赞誉为能够“呼风唤雨的人”。他的事迹常常成为世
界各国报章的头条新闻，当然报章中不会指出是他所为，也不会说是中情局所为。
我在大场面上从不退却：“您是谁？”
他那双有力的大手交叉在胸前，很威严地说：“我就是——部长。”
想象一下军队里的少尉初次见到上校时的那种情景吧，因为我和他之间的级别
差异就像是少尉和上校的级别差异一样。我需要鼓足勇气。但如果我怕丑的话就不
会加入中情局了，我知道机会来了，我抓住机会说：“太好了，长官，您正是我要
见的人。”
他没有掩饰他的惊讶之情：“嗅？那你想说什么呢？”
我直截了当地说：“长官，我想调到东京情报站做一个情报官。”
我想没有一个临时任务员，在其两个月的任务期限中的头两个礼拜里就敢提出
如此的要求。
部长问我：“你能做些什么？”
我脑子里飞快地闪出一个念头，没有一丝停顿就回答说：“十次里有九次别人
会把我当日本人。”
作为一个文化和语言背景与日本相去甚远的中国人，敢说这样的话是十分令人
感到意外的。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一笔极有价值的本钱。部长也意识到这
一点。他双眼直视我的眼底，像是审视着我的灵魂，寻找着真实答案。而后，他抬
起头恢复了常态：“好，就这样，我同意。停下你手头的工作。你以前在东京生活
过吗？没有？那就把你这次临时任务剩下的时间用来逛逛东京，熟悉这个城市。哦，
有一组情报官可能会要你协助他们工作。去问问他们想让你做什么。祝你好运！”
就这样，我获得了我想要的一切。他真能“呼风唤雨”。
而且，部长还把我从我不喜欢的临时任务中解脱出来。我知道他们的确需要完
成这项临时任务，而且也知道，华盛顿中情局总部也没有其他人选可以派来东京，
顶替我的工作。而我事先没能拿到绿卡，还匆忙派我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他人无
法代替。
那正处在中情局的好时光。效率高，没有官僚作风的羁绊，当断则断。
我很快退出了临时任务，并避免和那位自负的上司说太多话，因为我能理解他
的不满和失意，他要找人填补我突然离开的岗位。但他又能怎样呢？这世界本是为
权力和能力所统驭，我知道至少我有能力，我要向大权在握的上级证明我的能力。
“熟悉这个城市。”
我由衷喜欢这句话。这表示我手头暂时没有专门的任务，可以在东京城里闲逛，
了解这个城市的街道、商店、酒吧、餐厅、酒店、公园、传布消息的地方和历史遗
迹，一句话，了解东京。
那时美元是强劲货币。我拿着GS－7 级别的工资，加上临时任务的津贴，可以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