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线扯断把电话机拿走了。”我又问：“警卫局是什么态度？”“我们请示
了警卫局，但没有人管这个事。”“怎么没有撤我们的电活？”“造反派说，
你们的电话暂时还可以用，要把你们和刘少奇区别开来。”我无可奈何地说：
“撤电话可不是造反派敢干的事，连警卫局也管不了，看来问题越来越严重
了。”那位卫士也忧心忡忡地说：“我们都很害怕，都想早日离开这里。”
卫士走后，我前思后想，越来越感到紧张，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
到的事情，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态度呢？第二天，我
来到中办机要室找到当时的负责人赖奎同志，我想以调动工作为幌子，试探
一下他们的口气。“作为机要秘书，我在少奇同志那里早就没事可干了，把
我调走吧，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我说。
赖奎回答：“你的行政关系和组织关系都在警卫局，这里只是一点业务
关系。刘少奇的问题，中央还没定性，谁敢调动你的工作？”
我说：“把他的电话都撤了，还不是敌我矛盾？”
“什么，把电话都撤了？我还不知道。”他很惊讶，又说：“造反派早
就喊打倒他了，不能以造反派的行为来定性，中央没有讨论，毛主席还没有
表态。你先回去，关于调动的事，我们跟汪东兴同志商量一下再说吧。”
虽然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但我心里总算踏实点了。
那段时间，局势相对缓和了一些。有一次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前面看大字
报。突然有人喊了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时许多人都向喊口号的人看
去，原来这位中南海里造反精神最强的女青年，想通过自己的呼喊，达到一
呼百应的效果，在这里开辟一个批斗刘少奇的战场，但她万万没想到，那么
多的人竟然没有一人响应，自己反而成了灰溜溜的孤家寡人。她更没想到，
一会儿从怀仁堂东面来了几位警卫战士，他们看到少奇同志后，都拥到他的
身边，争先恐后地向他敬礼。少奇和光美同志热情地同这些可爱的战士亲切
握手。这激动的场面感染了周围的许多同志，他们也纷纷走过来同少奇和光
美同志握手。
这非常时期不平凡的握手，表达了人们对身陷逆境的少奇同志的极大同
情和理解，也表达了人们对林彪、江青之流陷害少奇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愤慨和强烈不满。
“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少奇同志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随
着对他批斗的不断升级，送给他的文件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直到停止。先
是停送中央领导人之间传阅的文件。这种文件过去每天少则几份，多则十几
份；后是停送一切上报中央和中央发出的文件电报以及外交方面的文件电
报；再后来除了只有几份公开张贴的布告、报纸和参考消息外，任何文件都
停送了。
电话撤了，文件停送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了。我想，剥夺少奇同
志工作权利和政治待遇的决定绝非一般人所作。没有工作可做，没有文件可
看，不吃安眠药又睡不着觉。这对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少奇
同志来说，更是痛苦之极、不堪忍受的。他只能在办公室里、院子里、走廊
里这个狭小的天地里默默地踱步或坐在藤椅上沉思。这些对我们一般人来
说，简直是难得的休闲机会，而对于过去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每时每刻都
在忘我工作的少奇同志来说这简直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
后来，我看到他把多年来审阅过的一柜子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资料拿出
来，一页一页地翻着看，似乎想借此而不让时光虚度，似乎想从中间找到许
多不解问题的答案。
林彪、江青一伙并不想让少奇同志有丝毫的喘气机会。1967 年3 月，中
共中央印发了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 人的自首叛变材
料》，而林彪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
又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
不久，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陷攻
击。
从此，社会上又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这些对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迫于无奈，有人提议：“现在我们以
造反派的名义就戚本禹文章中的问题去问少奇同志，然后写个简报，表示我
们也起来造反了。”
于是，我们拿着《红旗》杂志第五期进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这时少奇
同志在躺椅上坐着没有动，光美同志看到人多座位少，就说：“你们坐，我
们站着。”这样，除了少奇同志，其他人都站着。
“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一同志说。
“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
把我当成敌人，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少奇同志说。
那个拿着《红旗》杂志的同志说：“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条
罪状。”刚一说到这里，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动起来。他气愤地说：“戚本禹
的文章是栽赃！”说着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
过《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
卖国主义的？我又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买办？他们要是光明正大，可以来
和我辩论嘛。不是讲大辩论吗？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同我辩论？谁罢了我的国
家主席职务？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宪法成了废纸，党内斗争从来没有
这么不严肃过。”如同火山爆发，他将心中的疑虑和愤慨都倒了出来，我看
见他那双手的指头都有些颤抖。
光美同志也气愤地说：“用造谣、中伤、污蔑、栽赃的手段定人的罪，
谁能接受呢？”
一位同志向：“有人说八大报告中有些话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比如关于
阶级斗争和国内矛盾问题的提法等。报告不是大会通过的吗，怎么毛主席不
同意就通过啦？”
少奇同志顺手从茶几上拿起正在看的八大报告，语气比较平静地说：
“1956 年的八大，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讲了国内阶级斗争
的，如：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了我国
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三反’
‘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
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在报告的另一处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
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决议中也说：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
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
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
盾。。。决议通过后，第二天见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对我讲那些提法不
妥当，但已经来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当问到“七大报告提出毛泽东
思想，八大报告为什么没有提”时，少奇同志说：“八大报告中写不写毛主
席思想，在议论时意见也不统一。不主张写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毛主席曾
多次从宣传文章中删去这个提法，看来毛主席并不主张到处使用。另外，七
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全国人民对毛
泽东思想还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早已
深入人心，不写进报告也不会影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们不是都在宣传嘛，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样宣传就是了。”当问到所谓“61
人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时，少奇同志的声音虽然稍大了点但还是比较平静
的，他说：“1931 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
徒的出卖，被捕人狱，一直失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 1936 年我到北方局主
持工作时，有人说，这些同志在被国民党逮捕前，工作很出色，被捕后在监
狱里表现也很坚强，他们在狱中还成立了党支部，同国民党进行着英勇的斗
争，并一直和我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他们的刑期大多数已坐满，但要履行个
手续才能被释放。我想：要设法营救他们，如果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就不好办
了，很有可能会把这批人给杀掉。9·18 事变以后，在沈阳狱中的共产党员
不是就被全部杀害了吗。因此，我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请中央决
定。很快就得到中央的答复：同意这样办。”说到这里，他又激动起来了，
并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去拉他办公桌的抽屉，嘴里说着：“这个事我已向毛主
席写了申诉。”这时，光美同志急忙去拉住少奇同志的胳膊，说：“你是写
给毛主席的，在这里拿出来也没有用。”他才扭过身子，靠在抽屉那里，但
怒气未消，“这批人出狱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论，几十年来也没有人
提起这件事，现在说成是叛徒集团，简直岂有此理！”
“人家说毛主席不知道此事。当时是以中央名义答复的，还是以个人名
义答复的？”有人又问。
少奇同志很不耐烦地大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去间文革小
组的人，去问戚本禹！”
光美同志忙解释：“当时毛主席不是总书记，可能不知道。”
后来，少奇同志在书面答复中，说是张闻天同志签的字，还提到当时的
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
少奇同志稳定了一下情绪说：“这批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有的
有城市工作经验，有的有自区工作经验，有的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后来
几十年的实践中也证明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绝大部分是我
们党的骨干。王明路线时，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许多好同志
都牺牲了，难道这61 位同志让国民党反动派都杀了我们就舒服了？现在把他
们说成是叛徒集团，将来，我们党的历史怎么写？”这简直是血与泪的控诉
啊！
大家觉得不能再问下去了，就把事先写在一张纸上的八个问题留下让他
用书面形式予以答复。
第二天，我们就向中央办公厅写了个质问刘少奇的情况汇报。我们学着
造反派的口气说：我们勒令刘少奇必须在几天之内答复我们的问题。但没有
讲少奇同志答辩的情况。很快中南海造反派就在简报上登出了我们的举动，
说我们也开始造反了。
过了几天，少奇同志写出书面答复，我们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但很快
就被人撕了，并骂我们“这样做是为刘少奇开脱罪责”。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迫于形势，演戏给别
人看的。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心中都感到非常愧疚，我常常责备自己，为什
么还要在那样的场合下给少奇同志心灵的伤口上再撤一把盐？几十年来，我
常常在心里乞求着少奇同志的原谅。
“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
在中央派出工作组期间，少奇同志曾派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参加了一段
时间的运动。所以撤出工作组后，清华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就扬言要揪斗王
光美，说她在清华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消息被少奇同志的
一个孩子听到后回来就讲了。少奇同志听后，气愤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
工作组是中央派的，为什么要让人家代我受过？要批要斗要检查我可以去。”
在砌大富等人的煽动下，要求王光美到清华作检查的压力越来越大。起
初，周总理是不同意王光美去作检查的，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
是个执行者，不必去检查。”后来，康生、江青伙同清华的造反派一起向周
总理施加压力，声称：“王光美不去作检查，学生就要来揪。”
1967 年4 月的一天，我们收到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说中央常委同意王
光美同志到清华作一次检查。在此情况下，少奇同志没有再说什么。
在去清华作检查的前几个小时，光美同志在少奇同志的会议室里同来揪
她去清华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造反派要她去作检查时必须穿上她随少奇
同志出访印尼等国时穿过的衣服，而光美同志坚持不穿。她气愤地说：“要
我去作检查，为什么要我穿出访的衣服？”“你出访时穿戴的东西，就是资
产阶级的东西，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次去作检查也必须包括这些内容。
康老（康生——作者注）说，你不听江青的指示，搞两面三刀，江青不同意
你出访穿这些衣服。”造反派振振有词。
光美同志听到这里更气愤了：“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向你们说明，我出
国前到上海专门看望过江青，还真问过她出访时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的
问题。我告诉她说：少奇同志跟外交部的同志说过，自己有能穿的衣服，就
不要再做新的了。江青说，我们是大国，你又是国家主席的夫人，穿戴得不
能那么寒酸、吝啬，要多做几套好衣服。她可没有说过不同意我穿什么。我
去作检查也只能穿我在那里参加运动穿的衣服。”
这次要光美同志去作检查，也是砌大富等人制造的一个骗局，他们骗了
周总理，也骗了党中央。
光美同志到清华后，在十几万人面前，蒯大富等人强迫她穿上旗袍、高
跟鞋，给她戴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并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拳打脚
踢，用卑鄙无耻下流的语言污辱她，谩骂她。
光美同志回来后，向少奇同志倾诉了满腔的愤恨和冤屈：“他们打人骂
人、侮辱人都干了。他们批斗我，为什么还要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
翔等老同志去陪斗，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分明是在侮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
家啊！”她终于决定给毛主席写封信。
少奇同志一直没有做声，他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