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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面前摆着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两种抉择，那么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星光书店，1985年版。
这种言论，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他一意孤行，把高额军费继续花在江西。宋子文所创造的收支平衡像一个梦幻，转眼间烟消云散。1932年财政重新出现赤字。1933年，蒋介石狮子大开口，要求把军费开支再提高几百万元；另外，军队已经欠饷两个月，要补发得筹几千万元；各军的冬装费又是几百万；军队每月的军饷再加1000万，目前至少得筹到2800万元。
由于对国内政治的看法、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都和蒋介石发生重大分歧，走投无路的宋子文被迫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并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等本兼各职。据说导致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在一次争论中，蒋介石按捺不住暴躁的情绪，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子文愤怒地对继任者孔祥熙说：“从前做财政部长是狗，不是人，现在的财政部长想做人，不想做狗。”
宋子文的下台是国民政府的重大损失。不仅失去了一位出色的理财专家，影响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关系，而且更严重的是挫伤了政府和东部财团的感情。
孔祥熙
孔祥熙是宋子文的姐夫、孔子的第75代孙子，出生在山西一个钱庄票号老板的家庭。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曾担任阎锡山的经济顾问。1928年2月，国府特派孔祥熙为工商部部长。在以后两年之中，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制定工商法规，凡100多种。1930年2月，工商部和农矿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奉派为部长。1933年4月，孔祥熙接替宋子文担任中央银行总裁。
当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部长职时，摆在孔祥熙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每月国库收入1500万元，支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即达1800万元。库存仅有现金300余万元和还没发行的公债库券2700万元，黄金外汇等于零。就算公债能全部顺利发行，也只能维持三个月而已。
孔祥熙并不像传说中那么昏庸无能。接篆之初，他大刀阔斧地对东部财团进行改组。首先改组了中国、交通银行，把东部财团的核心——中国银行——夺了过来，增强了交通银行的官股。两次改组，蒋介石倾力支持。
孔祥熙的理财方针，概言之为“开源节流”四字。他一再强调，开源不因征敛而伤民为要，举办税项，必须注意轻微而普遍，公平负担，方能培养税源。
他一上台，就大幅提高了卷烟、火柴、水泥三项统税的税率，从而使每月的统税额，由以前700余万元，一下子猛增到977万元。银行家们都担心，如此征税，只能摧毁民族工业的前途。
1934年，纸币发行量首次突破五亿大关，通货膨胀率比14年前翻了六番。徐州一带，甚至有把纸币撕成四块，每块以2。5分价值流通的怪事发生。升斗小民，叫苦连天。
为了抢救财政危局，5月政府召开第二次财政会议，集中讨论废除苛捐杂税、改良税制、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问题。会后，由财政部明令各省：一、永远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二、永远不准再增加不合法税捐。以此来树立中央威信，争取民心。
1934年6月，美国参众议院通过的《购白银案》，国际市场银价飞涨。中国是以白银为通货，因此，白银价格和国际汇率一有风吹草动，中国马上会头痛脑热。8月9日，美国宣布白银国有，银价直线飙升。投机大军排山倒海，在内地狂购白银，输出美国。上海的存银，从两年前的1531亿，猛跌到只有 298亿。1934年的白银净出口量，不计走私，达到2。57亿元。
财政当局大起恐慌，紧急颁令，标金交易以关金结价。外汇行市，以中央银行挂牌是瞻，又开征白银出口税，加课平衡税。市面银根变得十分吃紧，银行放款几乎停顿，关税也受到严重威胁。金融界一片水深火热。投机家抛出的资金无法补进，以致哀鸿满地。
天津的义生银行因投机失败首告停业，四聚、泰丰、裕聚、宏达四家银号也步其后尘，宣布破产。紧接着，恩庆永、恩庆厚两银号停业，华义银行也同时搁浅。倒闭之风愈刮愈烈，因挤兑、周转不灵和受市面不景气影响而关门大吉的银行，多达26家，另外还有132家钱庄垮台。
财政部限制白银出口，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公众信心更加动摇。如果差价持续下去，白银势必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继续外流或贮藏起来，从而引发恐慌；但如果政府提高汇价，使之与国外价平衡，又会使通货更趋紧缩，从而刺激白银出口，造成和限制出口以前相同的局面。
这是两难选择。如果通货进一步紧缩，必然导致利率上涨，商业利润减少，失业增加，政府收入下降。1935年1月，宋子文预言：“危机到来时，银行体系将崩溃，国家将被迫发行不兑现的纸币，政府财政将完全被破坏，将对中央政府当局造成灾难性后果。”国民政府的外国经济顾问杨格、洛克哈特和林奇也都警告说，汇价上升和通货紧缩所产生的危险，远比走私白银更为严重。［美］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币制改革的条件成熟了，经过相当秘密和紧张的筹划之后，财政部以闪电速度，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孔祥熙向全国表示他的决心，在18个月内使财政达到预算平衡，并决计避免通货膨胀。从宣言发表之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各省市停发钞票，把新旧券连同准备金查明报部，这意味着中央要接收各地银行的存银了。
为了取得上海帮会的支持，孔祥熙把杜月笙请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虽然国民政府的英国财政顾问对此提出异议，但孔祥熙解释说：“杜毫无疑义是一个大投机倒把分子，他也是个黑帮的大头目，但是在上海，杜的手下有十多万人，听从其命令，他随时可以给你制造出骚乱来的。”
孔祥熙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开始进行第二次债务清理。1936年2月，孔祥熙奉派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委员长。当时到期的债券高达1。26亿元，预计在今后五年之内，将有57％的本金到期，需要偿还。
根据美国财政顾问的建议，把38种债券（除去少数几种性质特殊的），按照到期日子的远近，分成五组，每种债券的偿还期均须延长，统一后的债券，利率一律六厘，不能改变。上海帮会再次表明支持态度。杜月笙甚至迫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会议接受政府发行的“统税库券”，年息为6％，偿还期比其他更长。
统一公债，使政府得以喘息机会，这对于稳定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财政，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孔祥熙通过改组中、交两行、实施法币政策和统一公债这三步棋，完成了对东部财团的全面改组。
东部财团对政府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蒋介石以牺牲东部财团的利益，换取了中央在迁都四川以后仍能生存下去的条件，不能不说是一种卓尔不凡的远见。但也埋下了危险的种籽，总有一天会结出累累恶果。
尽管宋子文、孔祥熙的努力，取得了蔚然可观的成绩，但对中国的经济颓势，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这是非常可悲的。
原因究竟何在？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在财政上的决策，“几乎完全是以非经济因素为基础的”。战争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整个统治时期，并没有获得过一天的和平日子，以从事经济建设。
这非某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历史的选择如此，天夺其魄，就算神仙也救不了。
19世纪中叶以降，几乎远东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日本、朝鲜、菲律宾、暹罗都曾受到文化问题的困扰，但是，它们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法，而中国就不行。
中国的面积相当辽阔，相当一个大洲了；中国的历史相当悠久，几乎可以说是远东文化的发源地。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中国的现代问题变得非常难解决。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儒学的奉行者。蒋介石也不例外，他崇拜王阳明的学问，把曾国藩视作最高的道德楷模，他深信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是民族的自尊心。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革命的完成，必须以传统道德的重建作为基础。
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中国国民之习性
尽管蒋介石在193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永远也无法摆脱“天下安危，定于一身”的帝王思想。
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发起一场新生活运动，反映出他的脑子里充
满了种种矛盾的、莫名其妙的观念。这场新生活运动的宗旨，是希望藉着恢复中国的传统道德，为“民族复兴”注入具体的内容，使之成为安内攘外的一种精神动员。
所谓传统道德，集中体现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蒋介石从南昌回到南京后，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发动童子军和学生到处宣传“礼义廉耻”的四项做人原则。号召人们“不要随地吐痰”、“消灭老鼠和苍蝇”，又组织了农村重建队，深入穷乡僻壤，检查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
但是，新生活运动并没有告诉人们怎么应付日益严重的外患，只是劝诫人们的生活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
新生活运动，首先在东部城市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童子军纷纷走上街头，严肃认真地执行起纠察任务，凡衣冠不整、口叼香烟、涂脂抹粉、随地吐痰的，一律被当众训斥，甚至用红墨水在他们身上盖上标记。
独具一格的“运动”方式，是中国人的特产。他们有办法让任何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闹剧。
新生活运动究竟取得了什么成绩？据说，“即使在走路的一个细节上，大家也懂得模仿英国人，靠着左边走了”。仿佛这是足以自豪的莫大胜利。
当然，在国民政府控制得最严的那些城市里，实际的成绩不止于此。城市的排水系统、自来水供应系统、道路系统的改造和修建，确实开始着手进行。批评迷信、简化丧礼，以及举行集体婚礼一类移风易俗的改革，也时时见诸报端。
不过，广土众民，鞭长莫及。出了东部数省，新生活运动，就成了市井乡愿茶余饭后的谈资。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对新生活运动毫无兴趣，但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却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的混乱、肮脏和腐败。他们能够理解这种把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儒学糅合一体的努力。
相反，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蒋介石为了转移人们对日本侵略的关注而玩弄的把戏。即使就新生活本身而言，也是过于道德化，根本无法把这些尽善尽美的礼教变成现实。因此，西方人无不嗤之以鼻，以“大而无当”作为对它的评价。
新生活运动是中国东部文化的标本，它是东西方结合诞生的怪胎。
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处处透露着矛盾彷徨的苦衷。它既没有大西北那种人和土地、部族之间根深蒂固的原始缔结，也没有南方那种“山高皇帝远”的反叛精神。它夹在北方帝王之家和西方的民主社会之间，既想要熊掌，又想要鱼翅，结果变得不中、不洋、不古、不今、不伦不类。
一度生气勃勃的国民党，为了坐天下，而付出了让自己烂掉的代价。“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诚为鞭辟入里，千古春秋之评！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还是整个东部财团，他们的悲剧在于始终动摇于理想和现实之间。既想民主，又丢不下君临天下的梦想；既想土地改革，又不敢消灭地主（或者说想不到一个消灭地主的好方法）；既想把列强统统逐出国门，又想得到列强的资助。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结果，在北方官僚制度的侵蚀下，在西、北、南方封建势力的三面包围下，在列强的环逼下，瞬将不敌，满盘皆输。
【叁】西安，历史的命定。蒋介石成了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俘虏。这次事变，除了打破原有的政治格局外，还显示出非常深刻的地域政治的象征意义。
对蒋介石来说，西北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他一生极少涉足西北，一个江浙商人的儿子，在长烟落日、孤城寒角的大西北，能有什么作为？
西北对于张学良来说，也同样是陌生的。自从北平扩大会议期间，张学良领兵入关，高喊出“拥护领袖”的口号之后，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蒋介石唯一的军事伙伴。蒋介石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蒋介石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九·一八”后，东北军没有杀回老家，而是听命于蒋介石的调遣，继续转战华北、华中，又开赴西北，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游魂野鬼”。
陕西是十七路军的地盘。西安绥靖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早在1933年就和四川的共产党有秘密联系，并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了。他的条件是共产党不向陕西方面发展；帮助他把蒋介石的中央军赶出西北地区。他同意在西北军和红军之间建立一条交通线，向红军提供必需的物资。
他对东北军开入西北，开始也是疑虑重重，但很快就和张学良打得火热了。在杨虎城的影响下，张学良对和红军打仗愈来愈感到厌倦和消极。
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不打红军，不进攻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张学良和杨虎城对此都表示出赞赏的态度。
1936年2月，中共的代表李克农、钱之光和东北军代表王以哲、赵镇藩在洛川举行秘密会谈。达成了一项口头协定，包括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