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两年前袁世凯出山时，曾向朝廷提出六项条件，其中有解除党禁一条，似乎视政党政治为救国良方，但现在就职还不及一月，便解散了国民党，兴兵讨伐“暴民专制，土匪横行”的南方。凡是国民党籍的议员要离开北京，必须有五人以上结保，担保离京后不再从事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1914年1月10日，袁氏复下令解散国会。历史的倒车，一下子开回到黑暗的专制年代。
宋教仁自民国成立后，对建立民主体制所作的一切努力，至此化为乌有。同盟会肇创民国，一向备受绅商士民的拥戴，然“二次革命”之后，形象严重受损，信誉跌至谷底，几被一般人视为“暴徒”、“乱党”。
不少国民党人亡命日本，他们讨论起失败的原因时，难免互相指责，意见纷纭。孙文和黄兴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也许两位伟人也不想从此分手。黄兴把东京的党人召集在一起，提出四个问题让他们研究：一、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二、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什么会处于被动地位？三、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究竟如何？四、今后的革命纲领和倒袁策略是什么？
这次会议没有演变成公开的对骂。大家坐而论道，第一个问题是由于国民党组织不纯，鱼龙混杂，意志薄弱。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没有掌握军队。第三个问题，袁世凯手里有北洋陆军和一大批丧心病狂的贪官污吏。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同盟会成立时有三民主义作纲领，改组后宋教仁为了迎合温和派，把政纲降低至与进步党相差无几，今后必须恢复三民主义政纲。但他们没有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以武力代替法律，到底是对还是错。
孙文对那个由宋教仁搞出来的国民党失去信心，他要重组一个政党，一个对他绝对忠诚的政党。黄兴和很多党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孙文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了。而且自从民国成立以后，他们对帮会那一套已经深感厌恶。
1913年秋，孙文在东京发起中华革命党，每个入党的人都要在一份誓约上按上指模。誓约要求人们“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看上去完全是秘密帮会帮规的翻版。
一场风波平地而起。党人们对此交口指责，他们互相询问，为什么要对孙文个人效忠？为什么要采取按指模这种帮会式的入党仪式？黄鬍子断然表示，对个人效忠是不平等，盖指模是形同侮辱，两者都不能接受。“加入中华革命党要打指姆印，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总40 号。
孙文解释说：“革命必须有唯一的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的团体人格。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的人，如果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北辙。忠心革命的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的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
孙文愤然指出：“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也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的路上走去！我是要以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的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的宏基！”
孙文继而告诫大家：“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的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的，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孙文态度极为坚决，认为打指模是昭信誓、验诚实、重牺牲、明团结的必要之举。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在中华革命党的总章中规定，革命分为三时期进行：军事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又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大家对军事与宪政，分歧不大，但对训政一条，则认为那是皇帝时代的把戏，以皇帝来训小百姓，革命党既不做皇帝，何来训政？
孙文批评党人：“你们太不读书了，《尚书·伊训》说太甲是皇帝，伊尹是臣子，太甲年幼无知，伊尹训之不听，还政于桐宫。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者幼稚，二者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无知可怜的皇帝于水火之中，就是要行伊尹之志，以‘阿衡’自任，保卫而训育之，使一些皇帝如太甲之‘克终允德’，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庥。”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61号。
显而易见，宋教仁的去世，标志着以一个政党——而不是以某个杰出人物——来治理国家，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尝试，已告失败。孙文成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现在，尽管他和南方秘密帮会的关系日渐疏远，但那些秘密组织对他的影响，肯定还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和东部（上海）秘密帮会的关系仍然相当密切，上海青帮大头子陈其美一直伴随在他左右。孙文并没有打算和帮会一刀两断。这就是说，在孙文的领导下，中国将不会走代议政制的道路，很可能是实行以领袖人物通过执政党来控制政权，安排国家的民主进程这一政治方式。
孙文在写给南洋党人的信中，明确表明，他要建立一个帮会组织，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本党系为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各处创立支部当秘密从事，毋庸大张旗鼓，介绍党员，尤宜审慎。”孙文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时光仿佛倒流到了兴中会时代。
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黄鬍子公开表示不屑为伍，他宁可远赴欧洲，也不肯入党。李烈钧、陈炯明等人亦纷纷大加反对。他们一致拒绝入党。当时陈炯明在南洋，孙文几次写信叫他去东京，他都不去。甚至连朱执信这样忠心耿耿的党人，也迟迟没有履行入党手续。
为了搞一个折衷方案，胡汉民曾经约了一批党人，在青山町七丁目一番地举行会议，历时七小时反复讨论，终于达成协议，将誓约中“附从孙先生”字样，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之总理”。
本来这是最有希望为众人接受的，但由于陈其美的坚决反对而告搁浅。鉴于他在帮会的历史和地位，也许他觉得还是秘密帮会那一套更为可靠，对人的控制更为严密，甚至可能连按指模这类主意都是他给孙文出的——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但他的大半生就是在帮会中度过的。
在经过将近一年漫长的争吵、辩论之后，当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党员人数不过600多人，和九年前同盟会成立的头一年人数差不多。在6月底的选举大会上，孙文当选为党的总理。
1915年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年头。1月18日，日本政府委派他们的驻华公使直接向袁世凯提出了著名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二十一条”密约摘要
文件共分五号，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把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及其沿线采矿等权利让给日本，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山东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他国等；第二号关于东北问题，延展旅顺、大连湾和南满、奉安两铁路租借权99年，日本在南满、东蒙享有土地所有权或租借权、采矿权，延长吉长铁路管理经营权；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的矿山概归日本独占开采和经营；第四号关于日本独占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在中国享有土地所有权，合办中国警察，合办兵工厂，取得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铁路建筑权，划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等。
多年以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里，对“二十一条”有这样的评论：“举凡中国政治、法律、军事、警察、赋税、交通、矿产、盐务、宗教、教育，一切立国所需文化、国防、经济的要素，在精神与事实上，早已在各国累次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出卖、断送、分割无遗了。‘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版。
消息很快传遍民间。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日本灭亡中国的第一步。在亡国危机下，革命党再次面临着抉择关头。
一批重要的革命领袖公开表明了态度。黄兴与陈炯明、李烈钧等人联名发表通电，主张“暂停革命”，立即放弃讨袁工作，一致对外。
直到袁世凯正式承认了“二十一条”之后，为了挽救国家危局，孙文、黄兴、陈炯明等革命党人摒弃前嫌，求同存异，重新站到了同一阵线上。人们不再犹豫，一些在美国的党人，也开始动身东归。一场改变历史的暴风骤雨，正在无声酝酿。
9月1日，北京参议院开会时，来自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所谓“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求变更国体、废民主而立君主的请愿书。
袁世凯称帝时身穿洪宪皇帝装
10月10日，袁世凯下令取消国庆日的所有庆祝活动。
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了国体问题的投票，全体赞成君主立宪制。
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改民国为洪宪元年。
一幕称帝闹剧，上演得如此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但一切又都在预料之中。第二年的2月5日——刚好是农历的正月初三，一个沉闷而黯淡的春节—— 胡汉民从菲律宾回到东京，发现大部分党人都已经回国了，他也匆匆赶到了上海。讨袁护国战争最先从云南燃烧起来，有如狂风烈火，从南向北席卷全国。湖南、贵州、浙江、陕西、四川相继独立。国民党要重返政治舞台了。
陈炯明由香港潜回粤东，1916年1月6日，在惠州召集旧部，成立共和军，高揭起反袁讨龙（济光）的义旗。在上海指挥反袁战争的是青帮大亨陈其美。他在黑道中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在上海跺一脚，黄浦滩都得抖三天。他一到上海，就组织了一个帮会式的“十三兄弟”，专门从事暗杀工作。但他的暗杀工作还未奏效，自己却被袁世凯派来的密探先下手暗杀掉了。
1916年6月6日，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讨伐声中，带着他的帝王梦，“龙驭上宾”，一死百了。护国战争结束。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约法，召开国会，议员们联翩入京。9月8日，胡汉民和廖仲恺联袂北上，代表孙文和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商谈国是。但双方显然都缺乏诚意，会谈了无结果。胡汉民回到上海后，孙文便对他说：“我将要造反了！”
他的目标如终如一，就是重掌国家政权，不管北洋政府怎么做，是恢复约法，还是恢复帝制，来自南方的革命家都是要“造反”的。
陈其美死后，孙文和上海帮会的主要联系纽带就此中断；而作为南方最重要的军事领袖的黄兴，也不可能再出什么力了。他回国以后，积劳成疾，10月10日胃血管突然破裂，延至10月31日去世。
【叁】由于发生约法问题，南北关系迅速恶化，孙文发誓一定要推翻北方政府，重掌国家政权。
1917年，由于发生参战问题，在北方引起了一连串政治并发症：国会解散，张勋复辟，黎元洪下台，军人横行无忌。民主社会的理想，再一次受到无情嘲弄。
孙文对北方不抱期望，他断言“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今日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拨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南方。” 孙文《答广州某报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他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但北方固然是君主专政的老巢，而南方也未必有真正的共和立宪。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南北一丘之貉”。中国的悲剧，殆在于此焉。
孙文和海军总长程璧光在上海会面，他们是广东香山（今中山）的同乡。海军在北洋军队里是庶子，与嫡子陆军没法相比，多年受克扣军费、军饷之苦也受够了，于是，程璧光在7月22日宣布海军自主，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和惩办复辟祸首的三大主张。率领十几艘军舰，启碇南下，远赴广东。孙文、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等人也一同前往广州。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于焉开始。广东人再次显示了他们的反叛精神。
任陆海军大元帅时的孙文
8月25日，南下护法的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广东省议会成立非常国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文为陆海军大元帅，广西军阀陆荣廷、云南军阀唐继尧为元帅。但陆、唐二人都不肯就职。军政府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先天不足的病征。
最迫切的问题是军队。如果堂堂陆海军大元帅，连一支可供驱使的陆军都没有，那真是笑掉人家的下巴。但现在确实没有。
然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朱庆澜省长恰好受到广西人——所谓“桂系集团”——的压迫，他们借口他是北方委派的官员，不宜在护法旗帜下任省长，要赶他下台。朱省长的警卫军原来是陈炯明的旧部，被桂系收归督军署直辖，朱在离任之前，把最后的20营亲军拨给了陈炯明接收，名义上是海军陆战队。这支军队日后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10月27日，北京政府下令陆荣廷出任广东督军，由莫荣新代理。这两人都是绿林出身的草莽英雄。广西的十万大山一向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土匪窝。
胡汉民在向桂系争取那20营省长亲军时，曾拍胸口保证，决不留在广东，一定向外发展。事实上，这支军队如果不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