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读不尽的人生-欧美小说史话(下)- 第11部分

　　《诉讼》是“卡夫卡式”小说形成的标志，被公认为卡夫卡最优秀的作品。

　　小说主人公是约瑟夫·K，是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他在三十岁生日的早晨，突然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K的被捕仅仅限于法院看守给他一声通知，后来法院曾传讯过一回，但没告诉他为什么被逮捕。而K依然行动自由，同过去一样，照常上下班，过自己的生活。K开始对被捕非常愤慨，第一次开庭时，他在法庭上大声谴责司法制度的腐败，揭露官吏的贪赃枉法，并决定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事实上他总忘不掉这件事，内心压力越来越重，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罪感。他自动上法庭去探听，参观设在顶楼上的法院。K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他开始放开银行的业务，只为自己的案件奔忙。但聘请的律师除了用空话敷衍他以外，几个月都写不出一份申辩书。最后K在教堂见到一位神父，他告诉K说，要找到法律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不久，K的案件结束，法院要对他执行死刑。一天夜里，两个穿着大礼服的人把他架到效外采石场，用屠刀把他戳死。K最后的理法是：“象狗一样死去。”

　　从表面上看，《诉讼》是一部荒诞的、非理性的小说，但它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卡夫卡没有正面去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而且这用象征的、夸张的艺术手法，通过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发展变化，别具匠心地达到揭露社会现实的目的。一个人无辜被捕，在诉讼过程中，处处碰壁，一筹莫展，精神上受到压力，心灵上受到摧残。任何一个公民一旦被这个法律机器网罗进去。就终身无法摆脱。正如K所说的：“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控诉，它就坚信这个被告有罪，如果要消除这种信念，那真是困难万分。”

　　《诉讼》通过K的命运，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趋严重的异化现象，并且最早在长篇小说中表现了异化的人。小说中描述的那个法院就是异化力量的象征，约瑟夫·K本人就是异化的人物，卡夫步正是通过K的艺术形象，探索人的本质。

　　《城堡》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K为了进入城堡而作出种种努力最终徒然无效的故事。在某一寒夜，K孤独一身，踏着雪向城堡走去，城堡就矗立在前面的小山丘上，可是道路迂回曲折，怎么也走不到，只得就地投宿。次日清晨，K走出客栈，城堡轮廓清晰可见，于是又向城堡走去，就是无法靠近它。夜幕降临，只得返回客栈。K设法打电话与城堡联系，得到的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城堡为他派来了助手，送来嘉奖信，K被弄得莫名其妙。这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小说写到二十章上。据说，作者计划的结局是：K在弥留之际，终于接到城堡的通知：可以住在村里，但不许进城堡。

　　小说中的城堡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既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又不是具体的国家，它象征着一个虚幻的混乱的世界，象征着给人带来灾难，不可捉摸的现实，象征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目标。作者描述的重点不在这象征物的本身，而是主人公对争取到达城堡的种种精神体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迈一步就困难重重，连一个最简单的目标都不可能达到，一切显得无能为力，身不由己。

　　小说采用开放性结构，由内向外的表达方式，故事性不强，人物来历不明，行为也没有线索可寻，一切都突如其来，捉摸不定，作者以一种奇特的漫画式风格，切实地表达出自己置身于西方世界的内心感受。

　　卡夫卡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带有作者本人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作品有着某种自传色彩。当然，这不是在事件的经历上，而是在精神上。K的弱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卡夫卡本人也明确意识到的自己的弱点。他十分坦率地说过：“我知道，生活要求于我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来，我随身带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的弱点，我把这种弱点当作我的时代的消极面紧紧地握在手中。”

　　世界的荒谬与人的选择——存在主义小说

　　存在主义文学是二十世纪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流派，它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文学上的反映。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表现在战后的法国文学中，从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达到了高潮。

　　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是丹麦人克尔凯戈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开始流行。主要代表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重要地位，一些作家通过文艺作品进行宣传，扩大了存在主义的影响。法国的存在主义基本上分成两大流派：一是以西蒙娜·魏尔和加布里埃尔·马赛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二是以让·保罗·萨特、阿尔培·加缪、德·博尔瓦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文学的社会影响上说，萨特和加缪最为重要，他们都是法国的文学家。

　　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个人与社会是永远对立的。人是被扔到世界上来的，客观世界和社会总是在与人作对。时时威胁着“自我”。存在主义者把恐惧、孤独、失望、厌恶、被遗弃感等，看成是人在世界上的基本感受。在他们看来，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不知道自己死亡的来临，无所谓对死亡的恐惧；而人能知道自己终究不免一死。因此，他们认为，存在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从而得出了“存在”的等于“不存在”的悲观主义的结论。

　　萨特强调人有选择的绝对自由，包括个人反抗一切的自由。而且这种选择，不需要什么道德标准，不必考虑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只要凭借个人的意愿行事。

　　存在主义文学主张哲理探索和文学创作相结合，以表现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为己任。这些作品大多数处理的是重大的哲理、道德和政治题材，重思想，轻形式，强调逻辑和哲学思辩。存在主义作家反对按照人物类型和性格去描写人和人的命运。他们认为，人并无先天本质，只有生活在具体环境中，依靠个人的行为来造就自我，选择自己的本质。小说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新鲜多样的环境，让人物去超越自己生存的环境，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因此，人物的典型化退居次要的地位。

　　在文学创作中，存在主义作家提倡作者、人物和读者的三位一体观。认为作家不能撇开读者来写小说，作者的观点不应该是先验的，还必须通过读者去检验；只有当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时，在小说人物的活动过程中，作者和读者才共同发现人物的真面貌。这种三位一体的观点，对欧美青年一代作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选择的自由——萨特的小说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在文学方面，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方使人们褒贬不一的存在主义文学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他反对为文学而文学。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主张文学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发挥了很多深刻的见解。

　　《恶心》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描写了与社会生活隔绝的洛根丁有一天突然感到周围存在的一切都令人恶心。存在之毫无意义，连他自己对这个世界也是多余的。小说显示了主人公对荒诞世界的“深深厌倦”，对现实的恶心感，不可知感、恐惧感、迷惘感，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孤独感，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随时随地都对客观事物产生怀疑与恐惧。他在公园里看见树根深深陷入泥土里，盘根错节，感到害怕，因为事物存在的偶然性产生了荒诞感。他觉得这个世界污秽丑恶，人人都萎靡不振，浑浑噩噩，彷徨苦闷，感到生活毫无意义。一面又感到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认为人的存在是多余的，无聊透顶。小说结束时，洛根丁感到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过去已经消逝，未来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创造，人能自由地选择。

　　加缪在评《恶心》时说：“看到生活的荒诞，这还不能成为目的，而仅仅是个起点。这是一个真理，几乎所有的伟大思想都由此进步。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发现（荒诞），而是人从其中引出的结论和行动准则。在结束这次在不安的世界内的遨游之时，萨特先生似乎允许人们有所希望：一个在写作中获得解放的创造者的希望。”

　　《墙》这篇短篇小说以西班牙战争为历史背景，描述主人公、革命战士巴布洛·伊比埃塔和他的战友们被法西斯分子逮捕后待决临刑的情景和内心活动，既写了伊比埃塔的理智上的无畏，也写出了他心理上的恐惧。这里的恐惧也属于存在主义的概念。敌人有一次审讯伊比埃塔，要他说出他的战友雷蒙·格里的藏身之所。伊比埃塔认为对西班牙的革命事业来说，雷蒙·格里比他更重要，他始终守口如瓶，后来为了嘲弄敌人，他编造说雷蒙·格里藏在墓地里，但敌人却果真在墓地里发现了他，把他打死了。原来，藏身在堂兄弟家的西蒙·格里和堂兄弟吵了架，他又不愿意麻烦别人，鬼使神差地躲到墓地去了。本来想嘲笑敌人结果却帮助了敌人，本来想牺牲自己，保全同志，结果却等于出卖同志、保全自己，想到这一点，“周围一切都旋转起来，我发觉自己坐在地上：我笑的那么历害，以致眼泪涌上我的眼睛。”

　　人是越过“墙”而死，还是被挡在“墙”内生还，纯系偶然。格里本来可以留在“墙”内活下去，却因为偶然而越“墙”死去；伊比埃塔却因为同一偶然而生还。这就是作品所阐述的存在主义观点，把人生看作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总和。这偶然，即荒诞。死是所有荒诞中的最后一幕，它可以使荒诞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自由之路》这是多卷集长篇小说，分为《理智之年》、《延缓》、《心灵之死》三部。第一部主要写两对没有爱情的情人，通过他们的私生活表现人生的荒诞和不幸。在第二部里，前一部的主人公们不再在狭窄的圈子里唠叨个人的自由，战争迫使他们中有的人走上前线，迫使他们介入生活。小说把战争看成是世界的荒诞的一个有力证据，因为战争是强加于人的，个人无能为力。主人公们不满现状，但又没有投入改造现实的斗争。第三部写法国投降德国后，主人公之一的马第厄加入了敢死队，坚持抵抗运动。有一次战斗中他勇敢地在钟楼上射击，伙伴们都牺牲了，他仍不停止战斗。按照存在主义的概念，这是一种选择，他在英雄与懦夫之间选择了英雄。

　　小说中主人公马第厄的一生，是“自由选择”的图解和范例。当战争的风暴真的向他扑来时，当他真的看到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时，他慢慢地觉醒了，从狭隘的、消极的“自由选择”的小天地走了出来，“选择”到为民族而战的广阔天地里。在这时候，他开始感到自己原来所追求的个人自由是那么空虚、无意义。他毅然投身枪林弹雨之中，在抵抗德国侵略者的阻击战中，作出了自己的“自由选择”，积极的“自由选择”。

　　从“局外人”到局内人——加缪的小说

　　阿尔贝·加缪（1912—1960）法国存在主义戏剧家、小说家。他的著作主要涉及人在异化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问题和死亡的不可避免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战后西方知识分子思想的迷乱与幻想的破灭。

　　《局外人》作品的主人公莫尔索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莫名其妙地被这个世界所吞没。他好象一个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人，一个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人。世界上的一切对他都无所谓。母亲死了，他无所谓；情人爱不爱他，他无所谓；公司让他去巴黎，给他优厚的待遇，他无所谓，觉得在哪里都是一样；甚至，他开枪打死了人，被投入监狱，被判了死刑，就要上刑场了，他也无所谓。无所谓谓，对一切漠然处之，就是全文的脉络，全文的主题。“存在是荒谬的”。这是加缪存在主义的核心点。主人公荒诞地来到世界上，荒诞地生活着，又荒诞地死去，莫尔索这种荒诞的经历，正是他的存在主义观点的图解。他所着力表明的，是世界或存在的“荒诞性”。他通过这部文学作品，刻画出一种所谓“意识到一切都是荒诞的人”。这种人物认为世界毫无意义，有着一种极端冷漠的人生哲学。“局外人”是有代表性的，他代表了西方三四十年代的一部分青年对混乱的世界秩序所感到的精神不安和绝望心理。“局外人”是这个冷漠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物。

　　《鼠疫》描写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突然发生了鼠疫，市政当局动用了各种手段仍不能制止鼠疫的蔓延，每天都有成批的人死去。当局不得不封锁城市。在这场灾祸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由选择”，有的人尽可能地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有人宣扬这种鼠疫是上帝的惩罚，不可抗拒；有的人乘机大开走私的勾当；有的人想买通卫兵逃出城去，后来却认识到只考虑个人幸福是可耻的，留下来和鼠疫斗争。居于小说中心地位的是医生里厄。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疗养，现在和他音讯断绝，但他把个人的事放在一边，用整个身心去和鼠疫斗争，和死神争夺生命。鼠疫不知从何而来，在夺去了成百上千的人的生命之后，又不知为什么慢慢退去了。这时里厄的妻子已经病逝，接到电报后他外表平静，心里却怅然若失。因为他知道，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将遭受厄运。

　　小说所写的并非一个真实的故事，而是一个哲理寓言；小说的思想既不是单纯的乐观，也不是单纯的悲观。“恶”是永恒的，人们不知道怎样产生了“恶”，在猖獗一时之后恶可以暂时退去，但随时又可能卷土重来，人们无法制服它，更无法避免下一次再次遭到它的蹂躏，目光短浅的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满足眼前的胜利，只有里厄医生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