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学生也已经如此像模像样，我们确实都老了。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在这一过程中，张可老师的身影总会越来越鲜明地晃动在眼前。已经不再仅仅是学生对老师的感谢，而是她以那么长的时间给我设了一个谜，揭开谜底居然是王元化先生。其实，更大的谜底是她自己。一个女人背后的学者，一个学者背后的女人，这个结构已经很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第二结构，那就是：漫长灾难中的不懈护卫，灾难消解后的倦然退下。
好一个倦然退下，这又使我联想到她早年的一个结构：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出生入死，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悄然隐去。这几个结构涡旋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我觉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现在，每次看到在苍老、疲惫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张可老师，总觉得这是一门玄奥的人生课程。我不再后悔当年头脑一热错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这种错考让我有机会直接面对这门课程，非常值得。
中学毕业时的三个小夥伴约定各学一类专业等二十年后一起畅游世界，二十年早已过去，当年的约定也已经飘作云烟。各学一类专业就能懂得世界？这真是孩童之见。请看仅仅一个张可老师，就足够让我们终身去阅读。
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我觉得需要对张可老师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诉我的同学和我的读者。前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哈佛、耶鲁和中国大陆邀请了五位终评委，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内，在评判的空余时间，我开始向他询问。前不久，我特地列出一些模糊之处再进一步请教王元化先生，终于，我可以为张可老师写下一段话了。
这段话不长，大致如下───
张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较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恋人，王元化说：“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化。”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诃夫、罗曼。罗兰、狄更斯、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薪水，为补贴家用，替书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他手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线，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写完这段话我凝思良久。当年在长江边的小村庄里日夜与我谈话的张可老师，前前后后背负着多大的重担！粗略算来，那时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产党，十五年前脱离，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与丈夫一起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并翻译了大量西方典籍……，这，难道就是那位与我们同住在肮脏的泥屋里、经常在淤泥中摔跤、塞给我几粒巧克力又告诫我必须用功的可亲老师吗？十七岁男孩子眼中的一切都那么浅薄，不知道长者在关爱我们的同时是否心动一头，想吐露一点心中的苦涩？我相信，即使有过一闪念她也立即咽下去了，人生体验最深刻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词来传递的，只有让你自己去体验。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老师，我体验过了，因此才会回过头去捕捉三十多年前的瞬间，用一篇万字长文把它虔诚地写出来。
张可老师至今健在。见到客人来她还会开心地问候着，张罗出几碟点心。但在我看来，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时，在王元化先生的号啕大哭中，已举行了一个完成人生使命的隆重仪式。我请求我的同学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要再去打扰她，她已经太累，让她安静。想念她时可以读读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论，在那里，字字行行都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会代你们去看望她老人家——
作者附记：王元化先生对本文有关部份进行了精细校订，谨此感谢。
（《新华文摘》1998年第10期，原载《中华散文》199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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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友情
一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它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它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
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便成了“高山流水”。
没有恶意，只是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二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从类似于那本连环画的起点开始，心中总有几缕飘渺的乐曲在盘旋，但生性又看不惯孤傲，喜欢随遇而安，无所执持地面对日常往来。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于兼顾，时间一长，飘渺的乐曲已难以捕捉，身边的热闹又让人腻烦，寻访友情的孤舟在哪一边都无法靠岸。无所适从间，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你、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大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能够随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所幸流年，也给了我们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辩。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长辈们喜欢用大词，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岂能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深刻：“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们沉静了片刻，互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