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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文曾经说过，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现象久而久之也就给全社会带来一种心理后果：对小人只能防、只能躲、不能纠缠。于是小人如入无人之境，滋生他们的那块土壤总是那样肥沃丰美。
值得研究的是，有不少小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组合能力和敢死精神，为什么正常的社会群体对他们也失去了防御能力呢？如果我们不把责任全部推给封建王朝，在我们身边是否也能找到一点原因呢？
好象能找到一些。
第一，观念上的缺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小人。我们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敢于无视亲友邻里的规劝死死追求对象的情种，我们痛恨不顾一切的激进派或巍然不动的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冶、穷酸、迂腐、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验收的许诺。很长时间我们都太政治化，以某种政治观点决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政治观点上几乎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我们厌恶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们厌恶野蛮，小人在多数情况下不干血淋淋的蠢事。结果，我们极其严密的社会观念监察网络疏而不漏地垂顾着各色人等，却独独把小人给放过了。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来说正中下怀。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到后来，人们也会渐渐识破他们的真相，但既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反脸。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特别能在情感的迷魂阵中识别小人的是两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们的千古贤名，有一半就在于他们对小人的防范上。管仲辅佐齐恒公时，齐恒公很感动地对他说：“我身边有三个对我最忠心的人，一个人为了伺候我愿做太监，把自己阉割了；一个人来做我的臣子后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看过父母；另一个人更历害，为了给我滋补身体居然把自己儿子杀了做成羹给我吃！”管仲听罢便说：“这些人不可亲近。他们的作为全部违反人的正常感情，怎么还谈得上对你的忠诚？”齐恒公听了管仲的话，把这三个小人赶出了朝廷。管仲死后，这三个小人果然闹得天翻地复。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过很多小人，难于尽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谏议大夫程师孟，他有一天竟然对王安石说，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而自己的内心却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死，您就会给我写墓志铭，好流传后世了。”王安石一听就掂出了这个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会。有一个叫李师中的小人水平更高一点，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而引起朝廷上下非议纷纷的时候，他写了长长的十篇《巷议》，说街头巷尾都在说新法好，宰相好。本来这对王安石是雪中送炭般的支持，但王安石一眼就看出了《巷议》的伪诈成分，开始提防他。只有象管仲、王安石这样，小人们所布下的情感迷魂阵才能破除，但对很多人物来说，几句好话一听心肠就软，小人要俘虏他们易如反掌。
第三，心态上的恐惧。小人和善良人们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长的情谊上的“蜜月期”，当人们开始有所识破的时候，小人的耍泼期也就来到了。平心而论，对于小人的耍泼，多数人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实际上胆子多小，耍起泼来有一种玩命的外相。好人虽然不见得都怕死，但要死也死在战争、抢险或与匪徒的格斗中，与小人玩命，他先泼你一身脏水，把事非颠倒得让你成为他的同类，就像拉进一个泥潭翻滚得谁的面目也看不清，这样的死法多窝囊！因此，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达极限的一刻，他们也许看到过古西腊的著名雕塑《拉奥孔》，那对强劲的父子被滑腻腻的长蛇终于缠到连呼号都发不出声音的地步。想想那尊雕塑吧，你能不怕？
有没有法律管小人？很难。小人基本上不犯法。这便是小人更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无赖小人牛二缠上了英雄杨志，杨志一躲再躲也躲不开，只能把他杀了，但犯法的是杨志，不是牛二。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付出代价后人们才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又倒过来在社会上普及着新的恐惧：与小人较劲犯不着。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着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无知者所羡慕，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误。中国历史上很多不错的人物在对待小人的问题上每每产生策略上的失误。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他们虽然崇扬道却因政治思想构架的大一统而无法真正行道，最终都陷入术的圈域，名为韬略，实为政治实用主义。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政敌，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做初看颇有实效，其实后果严重。政敌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对付政敌，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用小人来扑灭政治观点不同的君子，在整体文明构建上是一大损失。利用小人来对付小人，使被利用的那拨小人处于合法和被弘扬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将邀功论赏、发扬光大。中国历史上许多英明君主、贤达臣将往往在此处失误，他们获得了具体的胜利，但胜利果实上充满了小人灌注的毒汁。他们只问果实属于谁而不计果实的性质，因此，无数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也未必能构成一种正当的文明积累。
小人是不可多加利用的。雷君曜的《绘图骗术奇谈》中记述了不止一人先被小人利用，后来发觉后认为有利可图，将错就错地倒过来利用小人的事例，结果总是小人逃之夭夭，企图利用小人的人成了最狼狈的民间笑柄。我觉得这些故事带有寓言性质，任何历史力量若要利用小人成事，最终自己必将以一种小人化的丑陋形态被历史和人类所奚落。
第五，灵魂上的对应。有不少人，就整体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势和境遇下，灵魂深处也悄然渗透出一点小人情绪，这就与小人们的作为对应起来了，成为小人闹事的帮手和起哄者。谣言和谎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市场？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断，大多数谣言是很容易识破的，但居然会被智力并不太低的人大规模传播，原因只能说是传播者对谣言有一种潜在需要。只要想一想历来被谣言攻击的人大多数是那些有理由被别人暗暗嫉妒、却没有理由被公开诋毁的人物，我们就可明白其中奥秘了。谣言为传播、信谣者而设，按接受美学的观点，谣言的生命扎根于传谣、信谣者的心底。如果没有这个根，一切谣言便如小儿梦呓、腐叟胡诌，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呢？一切正常人都会有失落的时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长嫉妒情绪，一听到某个得意者有什么问题，心里立即获得了某种窃窃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码的常识和逻辑，也不作任何调查和印证，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围啄。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遗憾自己在名望和道义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个机会能在攻击别人过程中获得这种补偿，也会在犹豫再三之后探头探脑地出来，成为小人的同伙。如果仅止于内心的些微需要试图满足，这样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觉会使他们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对位而已，而一旦与小人合伙成事后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们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难以救药了。从这层意义上说，小人最隐秘的土壤，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便是吃够了小人苦头的人，一不留神也会在自己的某个精神角落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
显然没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认为，文明的群落至少应该取得一种共识：这是我们民族命运的暗疾和隐患，也是我们人生取向的分道所在，因此需要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不再害怕众口铄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蝇成阵，不再害怕阴沟暗道，不再害怕那种时时企盼着新的整人运动的饥渴眼光，不再害怕几个很想成名的人长久地缠着你打所谓名人官司，不怕偷听，不怕恐吓，不怕狞笑，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立身处事，在人格、人品上昭示着高贵和低贱的界限。经验证明，面对小人，越是退让，麻烦越多。那么，只好套用一句熟语了：我们死都不怕，还怕小人么？
此外，有一件具体的事可做，我主张大家一起来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从历史到现实的小人问题。把这个问题狠狠地谈下去，总有好处。
想起了写《吝啬鬼》的莫里哀。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根治人类身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吝啬这个老毛病，但他在剧场里把吝啬解剖得那么透彻、那么辛辣、那么具体，使人们以后再遇到吝啬或自己心底产生吝啬的时候，猛然觉得在哪里见过，于是，剧场的笑声也会在他们耳边重新响起，那么多人的笑声使他们明白人类良知水平上的事非。他们在笑声中莞尔了，正常的人性也就悄没声儿地上升了一小格。
忘了是狄德罗还是柏格森说的，莫里哀的《吝啬鬼》问世以来没有治好过任何一个吝啬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只要经历过演出剧场那畅快的笑，吝啬鬼走出剧场后至少在两三个星期内会收敛一点，不是吝啬鬼而心底有吝啬影子的人会把那个影子缩小一点，更重要的是，让一切观众重见吝啬行为时觉得似曾相识，然后能快速给以判断，这就够了。
吝啬的毛病比我所说的小人的痼疾轻微得多。鉴于小人对我们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严重荼毒，微薄如我们，能不能像莫里哀一样把小人的行为举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于世，然后让人们略有所悟呢？既然小人已经纠缠了我们那么久，我们何不壮壮胆，也对着他们鼓噪几下呢？
二十世纪临近末尾，新的世纪就要来临。我写《山居笔记》大多是触摸自以为本世纪未曾了断的一些疑难文化课题，这是最后一篇，临了的话题是令人沮丧的：为了世纪性的告别和展望，请在关注一系列重大社会命题的同时，顺便把目光注意一下小人。
是的，小人。
原载《收获》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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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愧山西（1）
一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