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集-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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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文集-余秋雨--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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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吗?已故的丈夫与我完全同心,怎么可能叛宋悦金呢?

这实在是只有世界上最老实的文化人才想得出来的表白方式,她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造谣者的逻辑感应能力,他们只顾捕风捉影罢了,哪里会留心前后的因果关系?她也过高地估计了周围民众的内心公正,他们大多乐于听点别人的麻烦事罢了,哪里会感同身受地为别人辩诬?她更是过高地估计了丧魂落魄中的朝廷,他们只顾达命罢了,哪里会注意在跟随者的队伍里有一个疲惫女子,居然想以家庭的全部遗藏来为丈夫洗刷名声?

宋高宗在东南沿海一带逃窜时一度曾慌张地在海上舟居,李清照也从海路追踪。这一荒诞的旅程最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疏通和劝说下终于结束,但在颠沛流离中,所携文物已损失绝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价,名誉追回来没有?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经年近五十,孤孤单单一个人,我想她一定累极了。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颓然回想,父亲的名誉、公公的名誉、丈夫的名誉,已经摧肝裂胆地折腾了大半辈子,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呢?她深深喘一口气,开始渴望过几年实实在在的日子,她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忆那早已远逝的亲情抱肩而泣的凄楚,她想暂别往昔,她想寻找俚俗,于是,她在思虑再三之后接受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队财务人员的热烈求婚,又有了一个家。

她当然知道,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层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弥深弥笃,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开再嫁,这会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责?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很有见识的文人学者在自己著作里对李清照再嫁的恶评:“传者无不笑之”、“晚节流荡无依”……对此,我们的女诗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倒也罢了,李清照面对鼎沸的舆论可以闭目塞听,关起门来与张汝舟过最平凡的日子。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个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乱中已经所剩无几的文物,所谓结婚只是诈骗的一个手段,等到文物到手,他立即对李清照拳脚相加,百般虐待。可怜的李清照,只要还有一点可容忍的余地,是绝不会再破门而出公开家丑的,她知道一切刚刚嘲笑过她的正人君子们得知内情后会笑得更响,但她毕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贵,知道良善高雅不应该在凶恶横蛮前自甘灭亡,因此不顾一切地在结婚三个月后向官府提出上诉,要求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

李清照知道宋朝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被判两年徒刑。但她宁肯被官府关押,宁肯审案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无赖张汝舟对质,丢尽脸面,也要离婚。

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李清照出庭时的神态,以及她与张汝舟的言词交锋内容,但是可以想象那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和听到的。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她必须诉苦,但只要诉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们同情的低下地位上,这是她最不肯做的,更何况即便诉苦成功,所有旁观者的心中都会泛起“自作自受”四个字,这些她全能料到。如此景况,加在一起,出庭场面一定不忍卒睹。让这一切都从历史上隐去吧,我们只知道,这次上诉的结果,张汝舟被问罪,李清照也被关押,但离婚是成功了。李清照没有被关押太久,由于一位朝中亲戚的营救,她在九天后出狱。出狱后立即给营救她的那位亲戚写信,除了感激,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名誉:“清照敢不省过知惭,们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女诗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誉负荷下,悄悄地进入了老年。由此我们可以更深人地懂得她写于晚年的代表作如《声声慢》了,那就不妨再读一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coc2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写李清照的影、视、剧作品要故意讳避她如此剧烈的心理挣扎,可能也是担心一涉及名誉就怎么也表述不清。名誉,实在是一种足以笼罩千年的阴云。

结果,千千万万不知李清照命运悲剧的读者,却在心中一直供奉着一个无限优雅的李清照。这是一种虚假吗?不是,这是一种比表层真实更深的真实。挣扎于身边名誉间的李清照虽然拥有几十年的真实反倒并不重要,而在烦闷时写下一些诗词的李清照却因创造了一种东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而光耀千秋。为此,真希望饱学之士不要嘲笑后代读者对李清照命运悲剧的无知,这种无知正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过滤和选择。那些连李清照本人也担心“难逃万世之讥”的恶名并未长久延续,真正延续万世的名誉,在当时却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至此已可看出,我花这么多笔墨来谈李清照,是舍不得她的故事对于名誉的全方位阐释功能。名誉的荒诞性、残忍性、追逼性、递进性,以及日常体验的名誉与终极名誉之间的巨大差异,都包含在其中。

其实,可以让人们作类似体验的典型还有很多,例如拿欧洲的小说家笛福、思想家伏尔泰、戏剧家维迦的坎坷经历来解析名誉问题也会很深刻,但我最终还是选中了李清照,因为她是中国人,又是弱女子,当然,更因为她是中国古代第一女诗人。

李清照的遭遇至少使我们懂得,我们一生最花力气维护并始终为之奋斗、为之苦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那么,最珍贵的东西在哪里?靠谁来挖掘和鉴定?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同代或后代评论者身上。但事实证明,这种寄托很不可靠。即便是对那些与人为善、公正平和的评论者,也不能指望太深。仍以李清照为例,尽管自宋以来有那么多评论者抓住她再嫁之事大肆毁谤,却也总有一些人为她辩诬,这些人学问高,声望大,总该恢复李清照的真面目了吧,然而并不。例如清代的朱彝尊。王土禃、俞正燮、李慈铭等大学者都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经再嫁,说那是一群小人为了毁损李清照的名誉造的谣。我不知道李清照如果获悉她身后有那么多杰出人物为她作这种辩护,将作何想。名誉好像是挽回了,但这是真的名誉吗?

自身名誉的基点是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这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同时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损不了的。说到底,一个人在自身名誉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好就好在无能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会弄巧成拙。在这里正好可以引用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的一句话:

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只有在那些人们能自然拥有而不必强求的地方,它才成为一种美德。

这话好像说得太硬了一点,但世间很多罪恶都从追求本来并不拥有的名誉开始,倒是确实的。

最后,想顺便谈谈已经取得名誉的人的心态问题。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这种心情很可理解,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因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资格欺世。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与名人套近乎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对此,名人大多感到委屈,觉得本来名声也是你们给的,怎么一下我倒成了谁都可以指手划脚的对象?其实一切受惠都是有代价的,不应该存在委屈的心理。

并不是说,名人应该谨小慎微、寡言少语、处处陪笑地过日子,因为这种状态不可能对事业有重大创造、对社会有像样贡献,而没有创造和贡献,何以还算作名人?因此,名人们总是进退维谷。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变得萎缩的名人更多。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唯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我们原本是寻常的从业人员,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万万不可进入表演状态,因为一旦进入,你就成了取悦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仍然不要抬头竖耳,神定气闲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人过表演状态,你就没有义务要听命于这种声音。

但是,尽管你不加理会,一阵阵声浪使你渐渐孤独。即便全是喝彩声,这声音也成了一道影影绰绰的围墙,一种若有若无的距离,使你难于像以前那样融入四周。这种孤独并不是自闭,因为你心中还有终极原则,还有茫茫众生,但终极原则无形无貌,茫茫众生也不发出什么声音,更不会向你走近,因此你所把握的仍然是寂寞。一个人,如果能够领悟名誉和寂寞之间的关系,两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态,既不会萎缩,也不会嚣张了。泰戈尔说:

我攀登上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遮身之地。

名誉的高处找不到这身之地,这种说法真好。人们常常误会,以为那里也像平地一样,总会有一些草树和别人的身躯可以为自己阻挡一点什么的,其实正是高度把这些遮盖物全都舍弃了。因此,要求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但是难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罢了,如果你自知脚下的高度不是勉强堆垒而成,为何要躲避别人的目光?为何要掩饰自己的缺点?不把难堪当难堪,难堪也就不成其为难堪。

——如果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那还不如悄然从山峦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荫里。高峰对大地而言是一种景观,对自己而言却是一种牺牲。何必人人都去参加登山运动呢,你看连银髯飘飘的泰戈尔都有点懊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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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阅读

“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余秋雨将阅读看得如此重要。对此,他自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听听他的读书建议,相信对我们会有所裨益。这是余秋雨1997年在台湾的演讲的一部分。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佳读书状态大多产生在中年以后,但能不能取得这种状态则取决于青年时期的准备。

中年以后的读书可以随心所欲,而在青年时期却不能过于随意,需要接受一些过来人的指点。

一、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运使有的人超乎一般,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二、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

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但主要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埋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读书杂谈》)

诸位报考大学的时候,刚刚从中学出来,都还不到二十岁吧,大人们还习惯于把我们称作孩子,青春的生命那么可爱又那么具有可塑性,却一下子被浇注在某个专业的模坯里直至终老,真是于心何忍。

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的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是超越专业的。

现在很多所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的弊病,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即使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于克服的狭隘性和被动性。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

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专业都很难学好。

三、先找一些名著垫底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而先要做一点垫底的工作。

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但时间不多,要寻找一种省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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