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集-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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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文集-余秋雨--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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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还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言,而我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光。—这个设计要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才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读到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笔记》。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版,又用电脑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才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了这本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询为什么到如此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叠,家里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稽查在上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已经大量销出的部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份买了两册,每本是三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北京的发书人告诉他“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像样的钱就可以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不断接到的深夜电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么一本严肃的谈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价去购买?”

我说:“按照惯例,这是被批判的书才享有的价码,人家早就策划的。”

原以为人家的策略是“贬值倾销”,到头来一看,要贬值的只是人,而不是书价。

中国读者好奇,想看看“一个情绪化动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为“反动”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意掏钱了。当然我也不否认其中很多购书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应该承认那些深夜给我打电话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功,我也领略了他们无所不能的力量。难怪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缓慢而浑厚,很有磁性。

得知实情的朋友都责怪我:“那么多正规出版社都在抢,你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年不答应?”

我说:“这就是我的悲哀。原来只有一个念头,怕读者买重复的篇目,现在倒好,全让盗版集团去闹腾了,读者更吃亏。”

四、搏斗的印痕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些天,来自全国各地指证《山居笔记》错别字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为了防止读者继续上当,请求《新民晚报》的记者俞亮鑫先生发布一条消息,希望读者不要去买这个盗版本。但据公安局文保处的先生说,这样做至多使上海书摊的老板们暂时把那些盗版本藏匿几天而已。

唯一的办法是快速出一个正本。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这样劝我,而我仍然在担心部分篇目与《秋雨散文》重复的问题。万般无奈中打电话给《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说:“《山居笔记》是设在我们杂志的一个专栏,我们正好与文汇出版社在编一套《收获文库》,这书原来就要收在里边的。”她又说:“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秋雨散文》时这个专栏还只连载了一部分,至今大陆读者还没有见到过《山居笔记》全貌,由我们出一个正本理所当然。”

《收获》当然有编印自己专栏的权利,让《山居笔记》回归自己的出生地,我没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他遏制盗版本的办法。请我的读者们原谅,这本书里有你们也许已经读过的一些篇目,但盗贼当前,只能如此办理了。眼前这本书如果还有一点保存价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末尾留下了一个中国文人与盗贼们搏斗的印痕。

文化,从大概念上说起来是那么神圣庄严,但当它落到实处,往往是一夜夜欲哭无泪的叹息。

(原载《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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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航船



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脊显豁,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认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睃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矣欠]乃的橹声。

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招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笃笃笃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不知是哪一天,他们吃过一顿稍稍丰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简薄的行囊,与妻儿们一起坐在闪烁的油灯下等候这笃笃声。

当敲击船帮的声音终于响起时,年幼的儿子们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山民粗粗糙糙地挨个儿摸了一下他们的头,随即用拳头擦了擦眼角,快步走出屋外。蓬头散发的妻子提着包袱跟在后面,没有一句话。

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一般发生在黑夜,惨淡的月光照了一下河中的涟漪,很快什么也没有了。过不了多久,夜航船又来了,仍然是笃笃笃、笃笃笃,慢慢驶过。

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失眠。

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冬烘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笃笃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



一个坐夜航船到上海去谋生的人突然成了暴发户。他回乡重修宅院,为了防范匪盗,在宅院四周挖了河,筑一座小桥开通门户。宅院东侧的河边,专修一个船码头,夜航船每晚要在那里停靠,他们家的人员货物往来多得很。夜航船专为他们辟了一个精雅小舱,经常有人从平展展的青石阶梯上下来,几个佣人挑着足够半月之用的食物上船。有时,佣人手上还会提着一捆书,这在乡间是稀罕之物。山民们傻想着小舱内酒足饭饱、展卷卧读的神仙日子。船老大也渐渐气派起来。我家邻村就有一个开夜航船的船老大,早已成为全村艳羡的脚色。过去,坐他船的大多是私盐贩子,因此航船经常要在沿途受到缉查。缉查到了,私盐贩子总被捆绑起来,去承受一种叫做“趱杠”的酷刑。这种酷刑常常使私盐贩子一命呜呼。船老大也会被看成是同伙,虽不做“趱杠”,却要吊打。现在,缉查人员拦住夜航船,见到的常常是神态高傲的殷富文士,只好点头哈腰连忙放行。船老大也就以利言相讥,出一口积压多年的鸟气。

每次船老大回村,总是背着那支大橹。航船的橹背走了,别人也就无法偷走那条船。这支橹,就像现今小汽车上的钥匙。船老大再劳累,背橹进村时总把腰挺得直直的,摆足了一副凯旋的架势。放下橹,草草洗过脸,就开始喝酒。灯光亮堂,并不关门,让亮光照彻全村。从别的码头顺带捎来的下酒菜,每每引得乡人垂涎欲滴。连灌数盅后他开始讲话,内容不离这次航行的船客,谈他们的风雅和富有。



好多年前,我是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惊醒的孩子中的一个。如果是夏夜,我会起身,攀着窗沿去看河中那艘扁黑的船,它走得很慢,却总是在走。听大人说,明天傍晚就可走到县城。县城准是大地方,河更宽了,船更多了,一条条晶亮晶亮的水路,再也没有泥淖和杂藻,再也没有土岸和残埠,直直地通向天际。

第二天醒来,急急赶到船老大家,去抚摩那支大橹。大橹上过桐油,天天被水冲洗,非常干净。当时私塾已变成小学,学校的老师都是坐着航船来的,学生读完书也要坐着航船出去。整个学校,就像一个船码头。

橹声[矣欠]乃,日日夜夜,山村流动起来了。

夜航船,山村孩子心中的船,破残的农村求援的船,青年冒险家下赌注的船,文化细流浚通的船。

船头画着两只大大的虎眼,犁破狭小的河道,溅起泼刺刺的水声。



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说张岱的《夜航船》了。

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踞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一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

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作切己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炫示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

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谈起来机锋颇健,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

他在《夜航船序》里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

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

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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