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集-余秋雨-- 第35部分

这个故事很能使得后代文人神迷心醉。这们从乱军中逃命出来的文学天才躲进了禅堂，在佛号经卷间打发着漫长的岁月，直至须发俱白。但是，艺术的天分并未因此而圆寂，勃郁的诗情一有机遇就会随口喷出。政事、兵刀、讨伐、败灭阻遏了他的创造，只落得这们名播九州的巨子隐名埋姓、东奔西藏。中国文学史在战乱中断了一截，在禅堂中毁了几章。留下了数不清的宋之问，在写写弄弄，吟吟唱唱。

更有魅力的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宋之问那夜遇到的，很可能是另一个大诗人。如果是这样，那么，故事中的骆宾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天才的“共名”。

但是，我们仍然不妨设想，骆宾王自觉那一夜因一时莽撞漏了嘴，第二天一早又踏上了新的旅程。年老体衰走不得远路了，行行止止，最后选中了长江和狼山，静静地在那里终结了波涌浪卷的一生。我相信，文学大师临江而立时所产生的文思是极其灿烂的，但他不愿再像那天晚上随口吐露，只留下让人疑惑的一座孤坟。坟近长江入海处，这或许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种凝聚，一种表征。

据《通州志》记载，骆宾王的墓确实在这里，只不过与现在的坟地还有一点距离。二百四十年前，人们在一个叫黄泥口的地方发现一［扌不］浸水的黄土，掘得石碑半截，上有残损的“唐骆”二字，证之《通州志》，判定这便是文学大师的丧葬之地。于是稍作迁移，让它近傍狼山，以便游观凭吊。

３

狼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墓，气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状元张謇。

张謇中状元是一八九四年，离一九０五年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只有十年，因此，他也是终结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终结长江的狼山。

中国科举，是历代知识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脉长流。中国文人生命史上的升沉荣辱，大多与它相关。一切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对这项制度都十分重视。《唐摭言》记，唐太宗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曾高兴地说：“天下的英雄，入吾彀中矣。”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过科举的桥梁抵达帝王的‘彀中’。骆宾王所讨伐的武则天也很看重科举，还亲自在洛城殿考试举人。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可以设想，要是骆宾王讨伐武则天成功了，只要新的帝王不废弃科举，中国文人的群体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观。

这事情，拖拖拉拉千余年，直到张謇才临近了结。张謇中状元时四十一岁，已经感受到大量与科举制度全然背逆的历史信息。他实在不错，绝不做“状元”名号的殉葬品，站在万人羡慕的顶端上极目了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蓝。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大海。只有在长江边上，才能构成对大海的渴念。面壁数十载的双眼已经有点昏花，但作为一个纯正的文人，他毕竟看到了世纪的暖风在远处吹拂，新时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强胜弱灭。

我们记忆得，如果那个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骆宾王随口吐出过“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诗句；如果是宋之问自己写的，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也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这番千古幽情，现在要由张謇来实现了。他正站在狼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幅石刻对联：

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

于是，他下得山来，着手办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一宏伟实验的种种遗址。

一个状元，风风火火地办成了这一大串事，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的Ｐａｒａｄｏｘ－－我只能动用这个很难翻译的英语词汇了，义近反论、悖论、佯谬吧。其实，张謇的Ｐａｒａｄｏｘ受到了大时代的许诺，他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

张謇的事业未能彻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鸣谷应；他的眼光有限，举目四顾也不能穷尽海阔天空。他还是被近代中国的政治风波、经济漩涡所淹没，狼山脚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总的来说还应该算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宽大而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真会让一［扌不］黄土之下的骆宾王羡煞。

４

不管怎样，长江经过狼山，该入海了。

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现代中国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

如果有谁气吐万汇，要跨时代地写一部中国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诗，那么我想，这部史诗比较合适的终结地应该是上海。那里，每天出现着《子夜》式的风化，处处可闻张爱玲式的惋叹。最后一代传统文人，终于在街市间消亡。

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了，来去都是满载。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大海，奔向大海。

汽笛声声，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

录自《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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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谱随想

恕我直言，在我到过的省会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幸好它的郊外还有个青云谱。

青云谱原是个道院，主持者当然是个道士，但原先他却做过十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还年轻，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后裔。不管他的外在身分如何变化，历史留下了他的个最根本的身分：十七世纪晚期中国的杰出画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个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代。在朱耷出生前二二三年，朱权被封于南昌，这便是青云谱出现在南昌郊外的远期原因。朱权也是一个全能的艺术家，而且也信奉道家，这都与二百多年后的朱耷构成了一种神奇的遥相呼应，但可怜的朱耷已面临着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没，只能或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换代后的政治风雨，用画笔来营造一个孤独的精神小天地了。说起来，处于大明王朝鼎盛时代的朱权也是躲避过的，他因事见疑于明成祖，便躲在自筑的“精庐”中抚琴玩曲。但相比之下，朱耷的躲避显然是更绝望、更凄楚，因而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院落，能给中国艺术史提供那么多的触目的孤傲？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寻找青云谱，没想到青云谱竟相当热闹。

不仅有汽车站，而且还有个火车小站，当日道院如今成了一个旅游点，门庭若市，园圃葱翠，屋宇敞亮，与我们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园林没有什么两样。游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们一般没有在宅内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长久盘桓，而乐于在花丛曲径间款款缓步。突然一对上年岁的华侨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走来，说是朱耷的后代，满面戚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敌道士，使我们对他的婚姻情况很不清楚，后来好像有过一个叫朱抱墟的后人，难道你们真是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这一切也不能怪谁。有这么多的人来套近乎，热热闹闹地来纪念一位几百年前的孤独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点，让拥挤的游客能够行走得比较顺畅。然而无可奈何的是，这个院落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韵完全失落了，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杳不可见。这对我这样的寻访者来说，毕竟是一种悲哀。

记得年前去四川青城山，以前熟记于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喧哗连天的队伍赶得无影无踪。有关那座山的全部联想，有关道家大师们的种种行迹，有关画家张大千的缥缈遐思，也只能随之烟消云散。我至今无法写一篇青城山游记，就是这个原因。幸好有关青云谱的联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还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着他，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样心情烦乱。

没到青云谱来时我也经常想起他。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历史文化方面和知识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的，这道题目的“圈套”也在这里；把中国所有的隐士一并概括为“通诗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今在考卷上写“待考”，我不禁哑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这个署名连写成“哭之”、“笑之”字样，我想他见到我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与这位考生一样对朱耷的隔膜感，我从许多参观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来。他们面对朱耷的作品实在不知道好在那里，这样潦倒的随意涂抹，与他们平常对美术作品的欣赏习惯差距太大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辉，十七世纪晚期东方绘画的光辉，难道就闪耀在这些令人丧气的破残笔墨中吗？

对于中国绘画史，我特别看重晚明至清一段。这与我对其他艺术门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朱耷就出现在我特别看重的那个阶段中。

在此前漫长的绘画发展历史上，当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叠出，有一连串说不完、道不尽的美的创造，但是，要说到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笔墨丹青对人格内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济以及“扬州八怪”等人了。

毫无疑问，并不是画到了人，画家就能深入地面对人和生命这些根本课题了。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顾闳中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线条匀停紧挺，或设色富丽谐洽，或神貌逼真鲜明，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总的说来，被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不必有密切的血缘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也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已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场面，艺术家本人的灵魂历程并不能酣畅地传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倒是山水、花鸟画更有可能比较曲折地展示画家的内心世界。

山水、花鸟本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亲，当它们独立出来之后一直比较成功地表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意境，而在这种意境中又大多溶解着一种隐逸观念，那就触及到了我所关心的人生意识。这种以隐逸观念为主调的人生意识虽然有浓有淡，有枯有荣，而基本走向却比较稳定，长期以来没有太多新的伸发，因此，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就泛化为一种定势，画家们更多的是在笔墨趣味上倾注心力了。

所谓笔墨趣味认真说起来还是一个既模糊又复杂的概念。说低一点，那或许是一种颇感得意的笔墨习惯；说高一点，或许是一种在笔墨间带有整体性的境界、感觉、悟性。在中国古代，凡是像样的画家都会有笔墨趣味的，即使到了现代，国画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笔墨趣味间遨游。

这些画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让人叹为观止，但毕竟还缺少一种更强烈、更坦诚的东西，例如像文学中的《离骚》。有没有可能，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全心全意，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罗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震。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黄甲图》、《月竹》，以及我很喜欢的《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逦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在这里，仅说笔墨趣味就很不够了，仅说气韵生动也太矜持了。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倦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了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中国画平素在表现花鸟虫兽时也常常讲究一点象征，牡丹象征什么，梅花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