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笑，说不敢猜。
“再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标准掌握尺度也不同。”于老师接着说，“我所知道的北京大学对外公布的贫困生比例是25％，应该说从他们学校的学生实际情况所确定的这一比例基本差不多。但到我们学校恐怕就不能是这样一刀切了。如果将一些重点大学划定贫困的标准拿到我校，那我们的贫困学生比例可能还要大得多。其实贫困与不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所处环境有关。你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因为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相对家庭经济收入都不高，而这些学生如果把他们放在那些外贸、经济、艺术类院校去，可能都得算贫困生了，但在我们学校就不行。只有那些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的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25元的，才能进入我们学生处的‘特殊档案’里来，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帮这些学生解决困难。”林业大学的于老师使我较早从层面上初略了解到了什么叫“贫困生”，以及强烈感受到的那些处在命运博斗关头的贫困生所发出的阵阵救助声……
林业大学所处的京城西郊，几乎云集了中国最著名的十几所大学，在那连成一片的绿林中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城”。如果不是深入每所学校的学生工作部或者是各学校团委下的勤工助学中心，你所见所闻的只能是朗朗读书声和那如潮如云的“天之骄子”们。你因此会认为，凡在这儿的学生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有些事你却想象不到，那便是在这块几乎是集中了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学子中，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接受最繁重、最先进的知识与攀登最尖端的科学同时，却过着这个城市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贫困日子！有人常年靠馒头充饥、盐水润口度月；有人捡废纸作练习本、写论文稿；有人从垃圾筒内捡出一条旧长裤剪去两条裤腿后，改成自己在一个暑期闯荡京城的全部装束……也许正是这种无法想象的反差，更使我急切地想了解清楚在这和风与绿地的大学城内，到底有多少处在难以维系大学学业的贫困生。
与林业大学仅一街之隔的中国农业大学，是中国千所高校综合研究与发展前13名的国家重点大学。他们那儿的贫困生情况会是怎样呢？
该校分东、西两个校区，在东区的学生勤工助学指导中心里，丁运选老师正忙着在今年暑假期间给那些准备留在北京打工的学生们联系单位。“哎哟，人实在一年比一年多，可岗位呢却越来越少。”丁老师长吁短叹地说，“前几年我们这儿是全市几十所高校中假期学生打工最多也是最好的，今年看来不太妙，一方面社会下岗人员跟我们抢活，另一方面留校不回家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贫困生们都想利用假期把新学年的学费挣出来吧？”
“可不是！平时学校功课紧张，大多数贫困生就指望这放假的一个多月挣一把。但市场是有限的，蛋糕就那么多，一部分人抢去了，另一部分人就得挨饿。”
“那今年挨饿的会不会轮到你们学校这帮贫困生呢？”我问。“保不准。”丁拿起三本假期勤工俭学求职登记簿，说，“去年到我这儿登记要求帮助联系打工的是60多个，今年这才5月份就已经有近200人了。压力大呀！”
“为什么想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是同学们自立的意识强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有前者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贫困比例这几年直线上升。”丁老师介绍道，“我们农大东区学校近来对特困生有个统计：1995年按每月一个特困生所有收入90元为标准，低于90元的为特困生，统计结果为350人，占全校学生总数95％；96年按12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的特困生为570人，为学生总数的154％；97年按15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特困生为835人，是学生总数的226％。今年98届新生到校时会不会达到30％的比例呢？！我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几年的贫困生比例上升幅度都在6％至8％以上递增，而今年则可能是第一个高峰年。注意哟，上面我说的是我校的特困生人数和比例，他们都是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家庭经济来源甚至还要反过来支持家庭的学生，至于一般要靠自己独立解决上学生活费的学生数目就更大了。”
“两者加起来多少？”
“在60—70％左右。”
一个惊人的数目！
“现在大学校长们都在承诺‘不让一个因经济贫困而辍学的学生出现’，能做到吗？”
我极想得到实事求是的答案。
丁老师沉默片刻，说：“每个学校都在为之努力，并大多能履行承诺。但有些贫困生无论你如何帮助，他仍要辍学，学校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
“因为学校可以帮助一个学生，却无法拯救和负担一个家庭。”
“你们学校有这样的？”
“有。97届的一个江西籍女学生就休学快一年了。她在学校得了病，我们发动学校和社会都捐助过她，但她仍感到无法上学，因为她是个孤儿，家里只有一个近80岁的爷爷还需她抚养……”
“能告诉她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吗？我想请她谈谈辍学的情况。”
丁老师给我抄下这个叫张兰金同学的地址。不久，我按这个地址给辍学的张兰金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我想或许这女孩不想向外人诉说她内心的那份辛酸与痛楚，这是后话。
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多时，夜色也已笼罩“大学城”，然而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的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伏，那间始终敞着大门的办公室，则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在此时不停地进进出出。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疲惫的丁老师朝我苦苦一笑，从抽屉里拿出他的一张工资单，“看看，我的每月工资316。60元，外加学校200元补贴，全月收入516。6元，去掉水电、房改等还剩不到450元。看到天天有那么多贫困生来求助，我个人实在无法拿出钱来资助他们，所以就只能尽量帮他们找些岗位做做，这你就得认认真真、一桩桩去落实、盯死才行。我每天不到晚上11点是回不了家的，有些事你想歇口气真还不行。给你看看一封刚刚收到的学生来信，像这样近似乎生死攸关的‘求救书’，几乎隔三差五地都要收到一封。听听学生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声呼救，你再忙、再心肠硬，也会停下一切其它事，去助他们一把……”
我接过一看，满满4大张纸。在这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这个写“求救信”的女学生自述了过去求学路上3次差点告别生命的辛酸经历，以及面对社会的不公和家庭的不幸，她弄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她不明白别人家的父母40来岁跟青春少男少女似的，而她的父母也是40刚出头却已白发苍苍？她不明白她中学的同班女生十六七岁就出嫁去做人家的媳妇是那样天经地义，而她走出山村上大学反而被人戳着后背骂为“败家仔”？她不明白别人点个上百元的菜没动两筷子就“拜拜”了，而她手中不足80元的生活却要分着过30天外加为学习添笔和本？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老师，求求你，求求你助我一力吧……！”
丁老师发现我的手在颤抖，说：“走，今天我提前下班。”
我搭上出租车，从西郊的“大学城”驶向市中的家。那已是很晚的时间，但马路上依然车来人往，繁华而喧闹，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我自己感觉我的眼里老有热流涌出……
“怎么，生意亏了？还是失恋？”出租车司机一路唠叨，而我一句话也没说。
走进清华园的那一瞬，我真的有种去“打扰”的愧意。不用看校志，不用读校史，光听这名字我就有种神圣的感觉。
这是一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因而在我看来它的每一寸土地都该是圣殿上的天然大理石，都在闪闪发光……
这里的每一位学子几乎都是“状元”。
“状元”们该是怎么样的雍容华贵？青史流芳？呵，几百年来，中国百姓无人不知那一旦为“状元”后的“他”是多么令人敬慕，是贵人家则更加锦上添花，是寒窗庶民则一夜之间改换门庭，那美人会向你姗姗走来，那帝皇会给你加官封爵，再不用老母灯下缝衣织布，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可以披山被海；再不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挥不尽的金银财宝可以铺路垒塔……
“状元”——中国父辈人心目中望子成龙的最高境界。
这，虽然是昨天的“最高境界”。但今天，它依旧在国人的心目中如日月昭昭。
可是——可是今天清华园里的“状元”们是怎么啦？
——那入学前领着的两只塑料袋竟伴随着你度过了四个春秋？
——那进校时穿着老乡长的那套旧西装为什么在你身上日复一日、一年四季地不换？
——那长如京沪铁路线的哥德巴赫猜想运算纸为什么是你从垃圾专业户手中苦苦乞求而得的“回收废品”呢？
还有，你完全有能力去超越比尔？盖茨的软件，可却为了下一顿饭卡上能保证买得上一盘菜而奔跑一整天去分发那几十斤重的小广告？
还有，你的聪明与智慧足可以让100个“老板”明白什么是“信息高速公路”，可却不得不在课余间的那几十分钟蹲在圆明园的出口处为一个愿给2元钱的白痴擦皮鞋？
还有……
——学生工作部专管贫困生事务的吴雅茹老师，拿出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与例子。
“我们清华现在的注册本科生达12000多人，这在国际上的一流大学中也是大学校了，可我们也有另一个大数字，那就是1200多人的贫困生！”这位性情如同个好大姐的老师，一脸倦意地打开柜子，“你看看，这么多贫困生材料，就我一个人具体管，光翻一遍他们的东西就得几个钟头。可贫困生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形的，也许今天某同学还是好好的，明天他家里可能就大难临头。我们学生工作部就得随时要掌握情况，及时收集必要的材料，那样才能有效地替困难的学生解决问题。”
“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编制起来就是一支不小的军队呀！”这样的一个事实竟然存在于堂堂清华园里，让人难以所料。
“可惜的是这支不小的‘贫困大军’散落在我们清华园的浩浩万人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甚至动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来进行追踪和管理。”吴老师介绍说，他们清华在每年新生录取时都要向每个新生家庭随入学通知书一起发出一张《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在新生到校后又有各院、系根据学生自报与组织调查的结果，再统一汇总到学生工作部，然后进入清华贫困生数据库。在进行这一程序后工作并没有完，为了保证那些真正有困难的学生得到救助，学生工作部与学校伙食单位紧密合作，因为在学生的饭卡上出现的“晴雨表”最能说明其在校的经济与生活状况。一个学生连续一段时间的低水平生活消费，正常情况下可以说明他是个贫困生。一个学生的生活消费超低水平，他就很有可能是个特困生或家庭出现了什么问题。而这些仅仅是电脑里的显示，真正的情况就必须逐个地去探访调查。也许有人很直率地向你讲明，也许有人确实很有问题可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贫困生，也许他的饭卡上是很低消费但却在平时讲究穿着、大手大脚……
“我们学生部的工作就是使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与实际相符，不让该帮助的每一个贫困生从我们的视野里漏掉，也不让不该济困的人遛进贫困生的行列。而这仅仅是学校开展解决贫困生工作的序幕，真正有难度的工作还在后头。”吴雅茹老师期望我明白这样一层事实，那就是：能在学生工作部里看得到的有关贫困生的那些“特殊档案”，仅是表象，真正的贫困生问题还在学生们的心灵深处、还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还在复杂的大千世界里……她的话，我似乎领会，又似乎领会不了。说实话，我从清华大学出来，就不敢再去叩开毗邻的北京大学校门。我怕沉睡在这里的一大批如雷贯耳的英魂惊醒，他们是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鲁迅、李大钊、毛泽东……北大的历史从来是用金子铸成的，泱泱中华大国的最高学府史册里，不该有灰色的档案。不是吗？
我没有权利隐瞒事实，无论它是哪等样的高校。
今天的北大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所综合高校。今天的北大还是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贫困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
你不相信？但它是事实。
——北大的在校贫困生每年多达3000多人。
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其实生员不足3000人的将占三分之一。北大一校的贫困生总数就超过了这几百所大学每所学校的总生员，难道还有谁怀疑北大不是最大的“贫困户”？
北大学生工作部有一份“内部材料”，详细解释了这3000多名贫困生的准确性：以1997年物价水平和生活费用标准，一名北大学生平均每月最低生活消费是250元，加上25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全年经济支出至少在4500元。仍以97级为例，该年级的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占18％。而另一份调查统计显示，96级学生中家庭月人均收入在170元以下的为20％，95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50元以下的为225％，94级学生中家庭月人均收入在120元以下的为25％。综上所述，北大的贫困生绝对人数始终在3000多人以上。
你和我一样不了解北大吧！你因此而当然更不了解啥是贫困大学生！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一个中国高校教育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特殊群体。
有人这样描述：他们的心空犹如天马在宇宙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