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和明白那些身负经济压力的贫困生们的行为与心理。也许你是一句无意的话，可在他们听来可能是一个不容宽恕的罪过；也许是一次好心的关切，可在他们看来这种恩赐是对其人格的羞辱。在他认为你们之间缺少平等时，你任何想走近他们的举动，都可能被他们理解为冒犯；至于你没有经得他的事先同意而贸然做出一件你认为的好事，有可能他会勃然大怒地与你生死决斗。
他们惧怕别人过多的打扰。即使你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事，他也认定你的打扰是充满敌意的，是带有破坏隐私权式的。他们拒绝交往，特别是与那些洋洋得意、挥金如土的有钱人交往，他们甚至认为这种交往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挑衅。
最要命的是你的言行和眼色。当心，任何一种稍稍的高傲与斜视，你就有可能深深地伤害了一个青春，甚至毁灭了一个活脱脱的生命。
绝不是耸人听闻。陕西省某市的一所民族学院里就有这样一个学生。
他姓蒋，我们暂且叫他蒋永吧。蒋永是这个学校的95级行管班学生，该同学来自边远地区的贫困家庭，在开学的第一年里，他勤奋学习，样样课程和学习都在别人前头，一度被学校挑选为“精神文明导督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却经不住别人一句话的刺激。有一次他看到几个班上的同学在校门外的小吃夜市喝酒划拳，他便上前劝说。
“滚滚，你这样一个连裤头都不知从哪捡来的穷蛋蛋也来管起我们！有本事跟我们一起喝几杯才是好汉！”那几个酒兴正酣的同学用不屑一顾的目光和挖苦的话狠狠地损了他一通。
一向在别人面前不低头的蒋永，当时脸色涨得似猪肝，他想到酒店老板那儿包它一桌给这几个“王八蛋”看看，可当他摸摸那只穿破的裤袋时，他的自尊心变成了一滩软塌的稀泥……
蒋永感到自己受了大辱。“喂，借点钱给我。”他第一次开始向要好的同学伸手，“50块太少，能不能多来点！”
5张“大团结”出手，蒋永觉得还是不够派，比起人家划拳一个赌就是一张“工农兵”来，自己依旧脸上无光。于是就有50元借款升到了100元、200元，最后直到上千元；于是就一个星期上一次大街，到后来一天不上街腿脚就痒痒。他已经顾不得把向别人借款当作一件丢面子的事，只要“场面”上不丢份就够派！
他因此也不再把那么来之不易的学业生涯当回事了，只要不被那些有钱人瞧不起就足够——他的人生目标完全沦丧。然而，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
一天，被师生们誉为“校花”的赵某正和一名男同学有说有笑旁若无人地从他身边走过，那一瞬间，蒋永心头顿起醋意地望着赵某背影骂道：不就是喜欢“傍大款”嘛！我倒要看看你小妖精跟不跟我走……
“哼，也不照照镜子自己是什么德性？”那天，赵某独自走在校园内的小道上，见蒋永死皮赖脸地跟在后面要和她“交朋友”，赵某就没有好气。
“啥？日娘的瞧不起咱！”蒋永对自己初次出击的失利怀恨在心。回到宿舍，他真的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妈的，确实先天不够“发达”，这都是他妈的穷得叮当的老爹老妈带来的结果。先天不足何所惧？只要有钱就不怕天下的美人儿不向你走来。于是他又开始大举借钱，这回的数目可就今非昔比了，在姑娘面前特别是漂亮的妞面前不是花钱如流水、如开闸是绝不行的。他坚信“有钱人终成眷属”。
“说吧，你到底愿不愿意同我交朋友！”他变得蛮横而又无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有机会就缠住赵某，并且不厌其烦地重复提出那些无聊的话题与要求。
又是一天，被堵在宿舍门内无路可走的赵某，实在气恼不过便对蒋永说：“你追吧，追到100个姑娘，那101个便是我！”
“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一言为定！”蒋永那张早已扭曲的脸顿时露出一团光芒，他当着赵某的面，把手指向屋顶，说：“我发誓照你的话做。”
从此，这位学校的“文明导督员”，一变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追猎者”。那之后的半年多里，他像一条疯狗似的在校内外不断寻找“猎物”，凡是能成为其目标的他都不放过，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他竟然一连追了56名女人！有一次，他喝完酒，借着酒劲，擅自闯到女生宿舍寻衅闹事。学校终于出面对这个疯狂之徒作出了“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然而就在学校对蒋永的错误进行调查处理期间，他竟发展到连续两次持刀闯入赵某的宿舍进行威胁，从而震惊全校。
1997年12月19日，学校作出决定：开除蒋永的学籍。
事隔半年后的今年6月初，在我到该校采访时，系党总支书向我讲述了蒋被开除后的情况。这位老师说：“后来我们派两名老师护送蒋永返回原籍。他的家在云南曲靖县，那是个山连着山的真正边远地区，我们下汽车后又整整在山里步行两天才到达蒋永的家。原来学校虽然也知道这个学生家庭是个贫困户，但那时对贫困概念实在极为模糊。到了蒋永的家一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家仅有一间破木板钉成的小屋，里面黑黝黝的连盏小油灯都没有，除了一张用木板垒起的床以外，就是一只木箱和一条连上面印什么样的花纹都看不清的被子。蒋永的父母亲根本不知道我们带他们的儿子回去是为了什么。当我们说明情况后，穿得破旧不堪、满头白发的老两口”扑嗵“一下双双跪在了我们面前，老泪纵横地乞求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将他们的儿子开除出大学。我们当时都流泪了，说句心里话，看在这对可怜的老人面上，看在这可怜的家的面上，也想过如有可能重新把蒋永带回学校，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们更感到心痛的是，就在这时，全寨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门外跪着。那个村长告诉我们，蒋永是他们寨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叫我们看在老天的面上也要想法帮一次忙，宽恕他们几年来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蒋永的错。我们无奈，除了向这位村长摇头外，别无选择。而这个时候，像是刚从恶梦中惊醒过来的蒋永也突然跪在地上双手紧抱着我们的双腿不放，一个劲地哭喊着”老师，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爸妈……“已经晚了，我们能做的便是给他和他家留下身上所带的几个有限的钱……”
蒋永的行为和结局，真叫人难以料想。
或许，这也是许多贫困大学生的精神误区。
1997年10月25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由团中央和全国学联联合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大学的近百名贫困生代表，接受恒安集团赞助一千万元设立的“恒安济困奖学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团中央、全国学联领导向出席此次会议的贫困生代表发了奖学金。这是团组织进行的最大一项济困奖学金，所以能得到这项荣誉的都是些家庭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会议请来了50多位外地学生代表，他们是那些优秀特困生中的佼佼者。这对正在采访此一主题的我来说自然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全国的高校1000余所，再加成人高校1000余所，我不可能也没办法全部跑到。学生们参加领奖仪式后只有一天时间，我在团中央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向50多位贫困大学生代表散发了一份书面采访信，期望他们能把自己的心扉向我这个写作者敞开一下，以便我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但时过半年，我仅收到了3位学生的回信，其余均杳无音讯。可以肯定部分学生可能是由于学习紧张，但大多数则完全是拒绝式的没回信。我之所以这样肯定，是有足够例子证明许多贫困大学生极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采访，特别是新闻记者。
他们不愿自己的贫困与生活的难堪被别人当作“好素材”去炒。有位贫困女大学生对我说，本来她在学校就可怜巴巴，吃饭躲在别人后头，集体活动从来不敢参加，平时干什么都低着头，你要是再向社会一说我是贫困生，我就没法再直起脖子走路了。有位团委书记告诉我，某大学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平时瞒着学校在大都市的一家豪华歌厅当“三陪小姐”（其实据我对几个大城市的大学和娱乐场所实地采访，有些姿色的女大学生偷偷出去当“三陪小姐”，甚至直接从事淫乱的也非个别。京城一些影视艺术院校的女大学生不住学校住别墅，一个月挣万儿八千的不是一个两个），她的收入自然也算丰厚，故而在同学面前衣着花哨也十分体面。在她大三那年，一位记者在一篇专题报道中把她的父母为了供她上大学和养活家里另外的4个娃儿，每天只能沿街收破烂为生的现状“曝光”后，这位女大学生差点投河自尽。后来自个儿办了转学手续，从此不谁都有自尊，贫困大学生正是因为他们有较高层次的知识和文化，因而也有很强的自尊，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自尊心比普通人的自尊心要强烈得多。中国人好面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愿将自己最可怜、最见不得人的一面亮在公众面前。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和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和校园内确实也存在着歧视贫困生的现象。
在清华大学，我遇见这样一位学生，他对我说，如果你何先生不是单独来采访，我是不会坐到你面前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别看我平时学习优于别人，在入学时也是全省“状元”，但只要我一参加学校为解决我的经济困难而安排的勤工俭学，拿起扫帚在教室里劳动时，马上就有人趾高气扬地在我面前吹起口哨。那神情明显是在说你小子平时牛得很，这回也该老老实实低下头了吧！这位同学说，我从小一向自尊心特强，看不惯也受不了别人用另眼对待自己。可我又有什么办法？上大学前走过的路可以说不堪回首，现在上了大学，过去的事可以不去想，然而面对无法逾越的经济困难的现实，我不低头也得低头。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你何先生知道吗？不瞒你说，那时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做得稍微过分一点，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
有这么严重？我很是震惊。
绝对是这样。这位学生说，我始终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在高中时也是因为我同欺负我的一个同学打架，我母亲跪在地上乞求老师不要开除她儿子学籍的可怜情景……“我妈和爸太苦了，他们为了不让我在别人面前受委屈，丢面子，几乎把做人的所有自尊和面子无一例外地丢掉了。前年我父亲送我到北京报到，交完学杂费后总共只剩下200来块钱。父亲把它全塞在我口袋里，说你要上学吃饭。
当时我心想200元我能花几天么！可我先想到的是另一件事：爸那你怎么回家呀？他说你就不用管我了，现在好人多，总会有办法的。身无分文的老爸义无反顾地走了，离开我的时候连头都没回。可我当时实在想不出没钱的他怎么能回到几千里外的老家呢！后来我放寒假回去才知道，老爸离开我后就到了车站，连续几天站在进出口处当起了向行路人讨钱的乞丐。可那还不够，老爸说最多一天也就讨来十几块，于是他便到了一个建筑工地，正好那个包工头是老乡，便给了一份苦力。就这样，老爸起早贪黑整干了一个月，不仅有了回程的路费，而且还挣了300来块钱。他一到家就把这些钱寄到我学校。你也许想象不出来，我这个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一下感到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变得那样脆弱渺小，着着实实跪在父亲跟前磕了三个头。“
“真羡慕你有个了不起的父亲。”我也被他的故事所感染。
“可是你不知道，在自己父亲面前做的事，在别人面前我绝对做不到。”他说，“我永远受不了别人哪怕是无意的一点点蔑视，尤其是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子弟而对我另眼相待。
有些城里同学对像我这样学习特别好而家庭经济又特别差的同学，内心又嫉妒又瞧不起，总想从我们身上找回些平衡。金钱和物质是他们唯一可以击败我们的手段，一些这样的同学存心在我们面前刺激我们，伤害我们，装出可怜我们的样子甚至来施舍。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从来不要，宁可不吃不喝，饿着肚子。我不排除许多同学是真诚地向我们伸出友善之手，但我也拒绝接受。“
“这是何苦？”
“你不知道，有一次学校里把社会上一笔赞助分发给了我们几个贫困生。我刚拿着这笔钱吃了顿饭，有同学就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这回某某某也有嘴短的时候了。当时我肺都快气炸了，心想干嘛，我在班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干嘛为了几个钱就非得比别人短一截？不，绝不！
从此我就再也不要任何资助了。
真是个太要强的大学生。然而我知道这种学生的内心深处却比一般的同学负载更沉重的难言之痛。北京某高校还有过这样一件事：首钢的一位工程师赞助了这个学校的一名贫困生。这种“一对一”的捐助，按照有关约定，受助的学生要经常把自己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向捐助者进行汇报。这个首钢的工程师打捐助后就一直没收过受助者的回信，起初他也并没在乎，因为他说我捐助本身又没考虑什么回报。话虽这么说，但每次辛辛苦苦把钱邮出后就想知道一下对方到底收到了没有。这位工程师做了一两年的好事，却始终见不到学生的一封回信，也没任何其它音讯。这工程师越想越觉不对劲，说虽然我捐助不求啥回报，但如果我捐助的对象连最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我干吗要捐助这样的人啊？学校老师知道此事后赶紧找到这位受赞助的学生，问他怎么回事，说你至少也得给人家回几封信吧？这个学生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从抽屉里拿出13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