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打伤了３０多名警察和士兵。它宣称，事过之后，一群中国公民要求医疗，当成立了一个医疗检查小组时，他们侮
辱医务工作人员说他们不需要治疗。最后，照会警告说，外国人扰乱公共秩序的罪行应该受到审讯和惩罚。３月１６日，
中国政府的答复拒绝了苏联的照会，断言说，这是“歪曲事实和颠倒黑白”。
１９６５年５月７日，新华社宣称，苏联警察用暴力驱散了４月３日列宁格勒的越南留学生所举行的示威活动，并
打伤了七名留学生，逮捕了８２名留学生。
中国对苏联新领导人的抨击（１９６５年６月～９月）
在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长篇社论中，中国共产党对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来的苏联领导人
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攻击。社论断言，他们“的本质还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是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还是苏美合
作主宰世界”。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后，苏联党尽量避免对中国进行公开的攻击，它在６月１９日《真理报》的一篇社
论中答复说，对中国的攻击感到痛惜，并呼吁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团结起来，反对中国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侵略”。
在１９６５年９月３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林彪元帅设想美国和西欧将被亚、非、拉国家“人民战争”的全世界革
命运动所“包围”；他嘲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坚持的“地球上任何星星之火都会引起世界核大战，会毁灭人类”
的观点。林彪元帅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路线”说成是“胡说八道”，他说：“赫鲁晓夫
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下武器，要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放下武器，而在
全副武装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面前听任宰割……”
苏联对新的中印危机的反应（１９６５年９月）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于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６日向印度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除非三天之内印
度拆除它在锡金边境的一切军事设施，否则，它必须“对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中国在锡金边境和
拉达克布署了军队。９月１９日，中国又把最后通牒令延长了三天，然而实际上，它于９月２１日就收回了这个最后通
牒令。而当中国声称印度已经拆除了军事设施时，印度政府否定了这个断言。
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苏联《真理报》在对中国最后通牒的第一篇评论中指出：“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中国递
交照会的同时，伴随着中国军队向印度边境的推进和集结。这种报道只能引起所有那些对尽早结束印度——巴基斯坦武
装冲突、对加强所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对恢复南亚和东南亚和平、以及对结束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尤其是
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的阴谋感兴趣的人们的关心。”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４日，新华社遣责苏联的这篇文章是“诽谤性的。”
进一步的争论（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１月）
为了答复中国的进一步攻击，《真理报》于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发表了一篇表明苏联观点的详尽声明。
《真理报》在强调“一个不可能只用言语，甚至用最革命的话把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这边”之后指出，共产主义运
动是由若干个小分队组成的，每个小分队都具有它自己的特殊使命，而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振兴自己的繁荣
和力量而作出最有用的贡献。文章继续说：“社会主义国家在解答革命任务中，不能代替其他自由斗争的小分队。社会
主义国家在解答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中不能代替年轻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或者说，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代替资
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因为那将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些行动将可能导致发动世界热核战争，导致对全体人类的一切严
重后果。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其对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义务中，将会导致失败，并且会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
造成不可补的损失……“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出现了一篇对苏联党猛烈攻击的
标题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文章断言，新的苏联领导人”实行的还是赫鲁晓夫路线，只是采
取了比赫鲁晓夫更加狡猾、更加虚伪的两面派手法，“他们”联合美帝“。他们”同美国积极酝酿所谓‘阻止核扩散’
以及其他‘裁军’的新交易，企图保持苏美两个核霸主的军事垄断地位，来反对中国和所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文章声
称，”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苏联新领导人公开联印反华。“
中国的文章继续说：“有人问，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可以团结民族主义国家的上层人士，争取同他
们联合行动，而同苏共新领导人却不能联合行动呢？”文章回答如下：“在当代，反对还是联合美帝国主义，是鉴别一
切政治势力能不能包括有反美统一战线之内的标志。……苏共新领导根本不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且同美帝国主义结成联
盟，要同美帝国主义联合主宰世界。”
中国的文章拒绝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的联合行动，并重复了苏联企图进行和谈的详情。
文章继续说，苏联对越南提供的经济援助“同苏联的国力很不相称。他们援助一些东西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欺骗
国内外人民，企图控制越南局势，企图在越南问题上取得发言权，企图拿越南问题同美帝国主义作交易。”文章否定了
苏联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助北越军事物资运输的断言之后，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结束公开论战的建议，宣称“我们将争论
到底”。
文章在答复苏联关于所有共产党国家有“一个同一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声明时断言：“在最近举行的苏共
中央全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所作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标志着苏联经济在资本主义复辟
的道路上跨了一大步。（这个决议建议给工业企业以更大的自由，建议更加充分地发挥奖金方案的作用，以及建议利用
利润动机作为提高更大效率的一种刺激。——作者注。）……苏共新领导在农村中也加速发展资本主义，扩大私有经济，
扩大私养牲畜，扩大自由市场，鼓励自由买卖。他们利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来鼓励和扶植新的富农经济的发展。…
…
正因为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所以他们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
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经常对兄弟党的同志指出，如果将来中国发生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的情况，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同样应当坚决揭露，坚决斗争，应当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根据同样的立场，我们认为，坚
决揭露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
，这是我们应当履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６日，《真理报》把中国的文章说成是“充满着不能容忍的、毫无根据的、造谣中伤的和挑蠥
E 性的捏造，”最后，《真理报》在１１月２８日的一篇社论中答复了中国的文章。
《真理报》社论说：“一年多来，我们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好意和争取联合一切革命力量，避免公开论战。”社论继
续说：“这并非我们党无话可说。……
不幸的是，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党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答复。……实际上，现在，反对赞成联合行动的
那些党提出了政治上和组织上分裂的政策——一种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现在，反对联合要求分裂就是与革命
利益背道而驰的行动。……苏联共产主义一向是毫不留情地反对戴着各种面具——包括那些超革命者——企图把共产主
义运动转向右倾道路的机会主义者……“
苏联致其他各国共产党的信件（１９６６年２月）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４日，苏联报道了苏共中央最近就苏中两党关系致东欧其他共产党的一封信。３月２２日，汉堡
《死亡世界》报发表了被认为是有根据的信件的副本；这份报纸提供了苏联建议与中国合作和苏联援助北越的详细情况，
提供了苏联遣责中国党希望引起苏美之间的战争的详细情况。信件内容被概述如下：信中声称：“自１９６４年１０月
全体会议以来，苏共中央委员会竭尽所能使之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苏共中央委员会为了努力创造一种有利
的政治气氛，已经单方面停止了公开论战。……在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１９６４年１１月——见本
章开头部分——作者注）中……我们提出了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广泛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举行关于互相中止
论战的苏中两党代表团最高级的双边会谈的建议，包括扩大中苏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合作以及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
联外交政策活动的具体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本不理睬那个最高级双边会谈的建议。中共领导人没有同意扩大贸易、
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建议，甚至对进一步缩减这种合作采取了另外的措施……
“现在，反苏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内国外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日益加强对苏联政府和社会秩序的颠履活动。
北京广播电台向苏联定向播发文章的材料，企图使苏联各个阶层的人们互相对立。……
北京广播电台正在从事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的直接呼吁。
“中共领导比以往更加固执地宣传中苏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的理论。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十分谎谬地说，苏联在中国北方的行动是与美国反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一种‘配合
’。……
这种想法顽固地向中国人民表明有必要为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苏共中央已经通报各兄弟党，中国一方正在
挑起边界争端。最近几个月来，这类冲突又一次增加了。……中国政府拒绝恢复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断的关于确定边界的
谈判。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拖下来而不予以解决。另外，与此同时，中国散布并断言说苏联在远东非法占
领了中国的领土……
“当前，中共领导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的态度，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造成巨大的
损害”。信件继续指出：“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包括火箭装置、高射炮、飞机、坦克、海岸炮、
战舰和其他项目。１９６５年一年就把价值约５亿卢布的武器和其它战争物资交由越南民主共和国自由使用。越南民主
共和国在培训飞行员、火箭人员、坦克驾驶员、炮兵等方面得到了支持。我们提供的军事援助达到了越南领导本身认为
所需要的程度。苏联给予了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广泛的军事和物资支援。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向中国领导人建议组成支持越南的联合行动。但是，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一行动。……我们党
曾两次建议：”三党——越南劳动党、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举行最高级会晤，就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合行
动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建议，得到了越南劳动党政治局的同意，但中国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中共领
导阻碍了苏联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直接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援助问题所履行的协议。中共领导人不允许
装有武器的苏联运输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飞行。中国人还在向越南运输战争物资的铁路上设置障碍……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一场漫长的越南战争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并以此声称中国是一个‘被
围攻的要塞’。有各种理由证明：在越南问题上引起苏美冲突是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目的之一……。这样，他们可以正
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坐山观虎斗’。新的事实不断地证明，中国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沙文主义的大国计划，随时准
备牺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大国政策导致了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遭受了一系
列严重挫折这一事实。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已经引起了甚至那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其朋友的国家普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不信任。这一点在非洲大陆和一系列亚洲国家变得特别清楚。……
“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论坛的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的大国政策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被世界战争的路线所代替。林彪在最近的那篇文章中最全面地解释了这些思想……
“苏联共产党……一向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既可以是武装的，也可以是和平的。……相反，中国领导
人从一整套的斗争形式中只得出了一条结论：武装起义，战争（夺取政权）。……中国领导人迫使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
产阶级政党接受与其实际条件无关的直接革命的目标的努力，实际上是试图强加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盲动主义者身上的一
种阴谋策略。然而，这些策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供了榨取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血汗的机会，提供了暴露
若干共产党的领导人员和活动分子的机会。……”（该段主要指亲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发动
的未遂政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镇压之后，至少有１５万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人遭到屠杀。——
作者注）
信中继续指出：“中国领导人强调这一观点，即（紧张的）国际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