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罗，我把奥丽特送我的大Τ恤和铜盔，面具存在英文编辑张海燕处，张是位光长心眼不长肉，英文极佳中文平平的老小姐。与她一同毕业于兰州大学的英文编辑水均益与我同样是个口似拦江网的酒鬼。我在开罗停滞的两夜几乎全是与这两位大仙喝酒度过的。这两位散仙当时并不开心，整天埋怨投人派他们去前线，酒后骂的粗口脏话绝不在我之下。以后凤栖梧桐一个嫁到加拿大，一个去了中央电视台。我猜整个海湾战争期间他们在电脑前坐井观天是其不满的最大原因。战后油田灭火张海燕好歹去了回科威特，总比水均益运气好些。与二位相比，我真不该再怨天尤人。
3月3日，我憋着一肚子委屈从开罗飞往安曼。与我同机的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前文提到的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是他的“仲人”（证婚人）。当我呈上我的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理由是唐老鸭大智大勇，现在只能在科威特，不可能飞回伊拉克。我由于情绪不好，一路缄默不语。听任身旁两位自称是巴解的人侃了一路“一个萨达姆倒下去，千万个萨达姆站起来”。最后，一位巴解用手捅醒了假寐的我，问我是不是老婆被人拐走了。我看他没完没了，就说：“我想去打仗的沙特、科威特，可我的上司却让我回巴格达。”这位巴解一听竟哈哈大笑：“别难过了兄弟，你用不着去沙特、科威特了。它们已经是美国的第五十一、五十二个州了。”
重返安曼，中国驻约旦章大使一见我就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挤在他的小屋里侃了一晚上。大使说我讲什么他都爱听，但千万别让约旦人知道我去过以色列，否则小命非得丢了。大使约定以后每晚讲一回。我当时只有一个请求，求大使尽快安排我回巴格达。大使则让我多讲故事好好表现，并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做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意思是欲为诸佛龙象，先为众生牛马。其实，牛马不过是多讲故事而已。
约旦使馆由于战时疏散，仅有大使等六人留守，加上新华社三位记者和我，十个人轮流做饭。我由于无所事事，干脆顿顿饭全跟着搀和。我本是个大懒蛋，可炒菜舍得放好东西，马马虎虎大家还挺满意。使馆的大狼狗黑背和它儿子对我特亲，因为我总偷偷给它们大块的肉吃，母子俩一见我就往我身上扑。
3月5日，巴格达的郑大使由开罗飞到安曼，搂着我连转了好几圈。郑大使不仅给弹尽粮绝的我带来一万美金，还保证一定带我进巴格达。
次日，郑大使领着我们“六条巴格达汉子”，到安曼检疫所注射了伤寒和鼠疫疫苗，左臂伤寒右臂鼠疫，疼得我两眼冒金星。回到使馆就发低烧，由于两种疫苗同时作用，一会儿就升到38。2℃。我午饭也没吃，回到分社就蒙头大睡。
傍晚，轮班做饭的阿文记者老杨趴在我耳边，轻声喊：“老鸭。”我迷迷糊糊坐起来，问他是不是又来了“飞毛腿”。老杨说约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郑大使称赞我烙的饼好，可我昨天做的饼剩得不多了，故只有请驾了。
我双手撑床坐了起来，两臂疼得穿不上衣服，可脑子却清醒得像块刚擦过的玻璃。老杨哆哩哆唆地帮我抻袖子，不知是冷还是疼，弄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直想我妈。老杨看我顶不住，只得委屈地一个人先走了。我试着披上件萨达姆的军服，眼前的写字台仿佛旋转着朝我砸过来。
我找出车钥匙，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车库，发动了白奔驰，摇摇晃晃往使馆开。可两眼发黑双手松软，几次险些撞在人家屁股上，我只好挂着一档往前蹭，气得跟在我后面的汽车一个劲儿按喇叭。
黑背和它儿子已经在使馆门口等我，两个站起来差不多有一人多高的大东西一齐向我扑过来以示敬意。
我钻进厨房揉面，四肢无力，犹如死去重生一般。闭着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往来地烙饼，胳膊仿佛是别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说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飞机着陆、似汽车撞车、似与姑娘接吻，麻丝丝地疼，疼得很煽情、疼得没了知觉。
直烙到第七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知道我喜欢青菜，使馆半夜给我送来了黄瓜、西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眼前的国旗杆不停地旋转着向我砸过来，我则被人捆住，无路可逃。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晚上10点半还没有人。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挨了针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唆，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的确金光灿烂。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再看见过那么多金星。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五公斤，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我说是厨子全胖，事实上，我自己也感到越来越像双下巴的罗马皇帝。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巴格达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儿也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24 我和河野
“同舟共济的每个人互称兄弟。”
——海明威
19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也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19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休伊”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其共同社的Ap—Leafax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七百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用“皇军”，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把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像看见了救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拼了命挤到我身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那年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来，不过，这小子上次可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往我的摄影背心：“中国人能证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图片社的阿利克斯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说我们这支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决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马去死海采访的河野担起心来。
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安曼洲际饭店，只见共同社的近藤正守着电话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他两手一摊：“河野与摄影记者大河源被约旦伞兵抓走了。”与我两天前的遭遇一样，大河源在死海边照相，被伞兵抓住，河野上前营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说河野在被抓之际，通过电话喊了一声：“过七小时后通知日本使馆。”现在已经七小时了，说着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给日本使馆打电话。我将电视音量拧小，CNN正播飞毛腿袭击以色列。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恢复自由的战友压惊。大河源咧着大嘴说这回总算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今天等于又得了枚勋章。
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吃饭，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明天将经伦敦回日本，近藤则将穿过加仑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镇痛片和不知名的美军战地急救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遇事要多想，千万别太猛了。防弹背心、钢盔、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见面呀。”
我们手挽手挤在一起合了张影，可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胶卷就被约旦警察没收了。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亲历了“飞毛腿”的袭击、加沙地带的戒严和约且河西岸的镇压与反抗，为洗掉我从头到脚的以色列痕迹，我重返塞浦路斯、绕道开罗飞安曼再进巴格达。每当恐怖袭来之际，我总是想起和我几经生死的河野。由于烽火连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东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种神话。直到回到北京，见到1990年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队的队友，才平息了探险队风传的我已中弹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顶层，久别重逢的河野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梦中。河野指着我衣服上的小红旗，追问给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红旗在哪里。摄影部副主任林老板当即送给他一面五星红旗。当我的编辑同事们感谢共同社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新华社的帮助时，河野辞之以“互相帮助，我们也得到了你们的帮助”。勇敢机智的河野，此时竟满面通红，红得像我送他的小红旗。
25 “死亡之路”
我撤出来了。可别忘了：我还要回来！
——麦克阿瑟
我们终于在3月15日凌晨4时告别打扰多日的安曼，踏上重返巴格达的征程。整整两个月前，我被中国驻巴格达大使、北大校友老郑揪着右胳膊最后一个迈出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海关。今天，郑大使又率队重返故地。而仅在三天前，包括CNN彼得·阿内特在内的所有外国记者被限令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前途吉凶未卜，但有郑大使御驾亲征，我特兴奋。我们一行共有四辆汽车，开道的是伊拉克驻安曼使馆的一辆白丰田，车上满载着大米白面，远远地跑在前头。我坐第二辆车，同车的曹武官和武官助理小李也是北大校友，一路并不感到寂寞。第三辆车坐着大使和其他随行人员，最后一辆是20吨奔驰卡车殿后，装了满满一车食品和400箱矿泉水。
太阳就在我们的前面，安曼至鲁威谢德高速路好似奔腾的伏尔加河蜿蜒而去，这段路长292公里，我已跑过两趟，今天是第三次。沿途照例是层层盘查，不过比前两次客气得多，因为我们车上插了中国国旗，前有伊拉克外交官开道，后有中国大使作后盾。
中午10点，来到鲁威谢德边防站，在这里办完出境手续。再穿过78公里的中立区就要进入伊拉克国境了。公路上，十几辆40吨的集装箱车正在等候过关，车身上挂着整幅白布，上用朱笔写了很大的阿拉伯文，曹武官说写的是“阿拉伯运输协会”，运的是援助伊拉克的物资。其中一辆白色工具车尤为醒目，车身上画有红十字。我过去一问，是两个说法语的比利时医生，他们是志愿为伊拉克送医药的医务人员。边防站外，所有开往伊拉克方向的汽车都装得满满的，连小轿车的顶上也堆满了粮食和汽油，用尼龙绳捆得牢牢的。所有的汽车都在这里加足汽油，将备用油桶灌得满满的，因为自1月17日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就停止给市民供应汽油，黑市汽油比官价油贵90倍。
10点30分，我们驶入约伊之间的中立区。两个月前，国际红十字会在这一带沿公路修了三座难民营，专门收容伊拉克难民，我前来采访过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PeterFierz。可现在这里已经空空荡荡，仅剩穿深灰色制服的约旦警察照看着空空如也的大地。路口有一堆炸弹皮和其他爆炸遗物，全是美国轰炸伊拉克的产物，被集中在这里，向人们展示“美国的罪恶”。其中一个挺新挺大，涂着草绿色的无光漆，由于车速太快，我没看清是副油箱还是没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