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杆顶端是一只展翅的金色白头鹰。当一位白人记者问：“美国使馆与一个月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时，代办懒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惟一变化是，一个月前我们有40多名工作人员，而现在只有5名。”另一位记者又问：“你对昨天萨达姆的建军节讲话有何看法？”代办面无表情：“当时我睡着了。”接着，他揉揉眼睛：“直到今天早上我还没睡醒。”
1月13日22点10分，当面带倦容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出现在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入口时，等了一天的二百多名记者蜂拥而上，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亚尔表情忧郁，说话略带口吃，他只用英语简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没有人翻译。站在他左侧的是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身穿黑大衣，面带训练有素的微笑。五分钟后，德奎利亚尔消失在会议室右角的一扇门后。发疯的记者冲上去，但马上被身材高大的军警驱回。记者们齐声用英语朝阿齐兹大喊：“战争要来临了吗？”阿齐兹不作回答，依然面带微笑，在一群着暗绿色军便装的持枪警卫护卫下，钻进一辆黑奔驰扬长而去。
入夜，机场至巴格达市区的高速公路实行区域灯火管制。路旁满是手持AK步枪的士兵和缩在灰色兰德罗孚吉普中的共和国卫队。我们将车开得很慢，以免刺激神经高度紧张的士兵。街面上静悄悄的，一扫往日的繁华，商店很早就关了门。
天明，我上街抢拍战前的巴格达。巴格达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排起了买奶的长队，商业部购物中心大门紧闭。军警不许记者拍摄排大队购物的人群和空空荡荡的橱窗，货架上有些货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样的包装纸。
在巴格达附近的萨达姆城里，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上升了129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名丹麦士兵和一名马来西亚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纳尔的黑市价格与当地人换钱，与1第纳尔3．228美元的官价相差近15倍。按黑市价，1美元可购得近3罐雀巢咖啡。
街头士兵明显增多，手端AK—47步枪的军警甚至钻到公路立交拐角处的水泥洞里。银行、政府机关、庆祝广场、无名烈士墓、超级市场门口还站上了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共和国卫队。总统府大门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惊得鸽子无目标地乱飞。
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馆撤离，去那里的游行已明显减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国使馆门口的一次示威活动。六七个人组成的“和平团”在雨中示威，一个操英文的小伙子对着摄像机慷慨激昂讲着什么。一个澳大利亚人头戴牛仔帽，手握两把手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这两把手枪卖给布什和萨达姆：“No chemical wespons！（不要使用化学武器！）”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默仁立，我只认识德文“Ich”是“我”的意思，似乎还有个词是纽伦堡。
Ich Habe 1945 Die Hoelle
Von DreSden Ueberlebt
In der Nurubegerstrsi
A11e Menschen 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 Fluegel weilt。
经人翻译，才明白是借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一句唱词：“我们都是好兄弟，我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看着才满17岁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扬奔向征兵处，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来。政府已开始向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应，老年人则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那儿有化学武器基地。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拍卖给外国人。我本能地想起我那做梦都想当摄影记者的传真员徒儿，我仅用200美元就从这位宪兵手中买了台带马达镜头口径为1．2的尼康FE，准备战争结束后如果还能活着回去，就把这台相机带给他。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两点半，伊拉克通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备箱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四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儿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有飞鹰搭扣的共和国卫队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会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拍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顿时傻了，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黑云压城，拍摄、冲晒、放大、传真之余，我开始采写文字新闻。战争状态下，我越来越感到仅靠图片已无法胜任大战在即的特殊要求。随着巴格达走向战争深渊，日益沦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我的狗屎文章裹挟着照片登上了国内外报刊的版面。连当时很少用新华社通稿的《北京晚报》也在1991年1月15日头版刊登了我的《临近摊牌的巴格达》。事后，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创始人辛少瑛问我在通讯阻绝的巴格达是怎么把稿子发出来的，我说这有赖于我一流的汉语拼音。
进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国际通讯全部中断，由于没有了电话，以往新华社向外界发稿的传真机无法工作。此时，惟一能与外界交流的仅有大使馆的无线电台。可惜电台仅能发密电码，这让平素以文传发稿的新华社记者束手无策。就在我热锅上蚂蚁般四处乱撞之际，郑大使把我招进了官邸。他问我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写文章并用打字机编码打孔。我说我的汉语拼音至少在新华社中东地区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编码、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听罢说：“小子，从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馆电台帮你发一篇稿子。不过报务员只管发打完孔、编好码的纸带。每天下午5点前把你的纸带给我拿来。”于是从此，我每天把所见所闻都缩编成一厘米宽的纸带，几十米长卷成一卷，输进使馆的发报机，通过高扬的无线天线变成电波，发往世界。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后，再将其还原成一厘米宽的纸带，火速送往北京新华社总社，交译电室将汉语拼音翻译成汉字，再编发给各家报纸。这一招儿是任何记者没有的，战时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鸣而惊天下，我的老学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功不可没。
可好景不常。新华社中东分社社长把电话打进巴格达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尽量和声悦色地解释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东分社社长一言九鼎，命令我把电话交给巴格达分社社长：“马上把电话给首席记者，不要耽误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够与他理论的级别。我跑到使馆大骂新华社派驻中东的封疆大吏只领傣禄，墨守成规。武官曹彭龄夫妇是我北大校友，夫人原来也当过新华社记者。两位前辈劝我千万不可以小抗上，惟一能做的只有服从。他们就是这么一辈子服从过来的。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请大使、武官和我做嘉宾纪念海湾战争，武官与我在CCTV大演播厅相遇，他突然双眼含泪：“当初我也许不该劝你。”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升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我想混进机场拍些撤退的场面，可士兵拦住不让，一个小特务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让你进？！”我突然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我也把三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在机场，我由于没办离境签证手续而被扣押。在战时伊拉克，常驻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办签证手续。我由于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没有随其他同事办出境手续，打算潜伏下来，现在被大使“押解”着前往约旦，交给新华社约旦分社。不想在边境上被捕。使馆几位同胞上前理论毫无用处，还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大使，我担保这个人……”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躬亲担保劳工等人，镇静、灵活、耐心、坚定而又不失风度。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继续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伺机而动。
7．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他们都是些有一技之长的硬汉子。
——杰弗里·迈耶斯
多国部队加紧空袭巴格达之际，被驱赶出伊拉克的各国记者纷纷飞至素有“前线国家”之称的约旦首都安曼。
为此，约旦新闻部在安曼的约旦洲际饭店开设了接待部，欢迎各国记者光顾。洲际饭店成了各色记者的总部，工作性质各异、身着奇装异服的记者们冲劲十足地上蹿下跳，从上至下充满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投入气氛。在这里，只需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国籍、单位、职业、最后一次到约旦的时间以及发表过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三个月的签证。尽管记者们每天都必须到这里登记注册，领取当日有效的采访通行证，但对那些刚刚飞离巴格达的西方记者来说，还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这里，到过巴格达成为一种荣耀，共同社近藤由于1月16日才离开巴格达而被视为英雄。
在洲际饭店主楼八层，美国CBS租用了半层楼作演播室，雇员们手持对讲机神气活现地奔上跑下。在巴格达和我一块玩过命的共同社河野也在五楼包租了一个大套间作为工作室，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在这里架起了自己的AP—Leafax底片传真机，坐镇听电话的是共同社中东首席近藤。21日，共同社河野和太河源在死海附近拍照被约旦伞兵扣留七个半小时，约旦军方弄不懂，记者为什么对死海感兴趣，而按规定死海因与军事沾边不得采访。最后竟惊动了日本大使馆。可肇事的日本记者却洋洋得意：“因为每扣一次，就等于一枚勋章。”
我自己的遭遇并不比共同社好多少，我已经无法统计相机被扣的详细次数。我早已习惯双手举着相机紧贴在后脑勺上走向端枪的大兵听从处理。不过，就在大兵收走我的相机时，我也还是忍不住来点小动作。
为了自我保护，惟恐天下不乱的各国记者高招纷呈。日本NTV电视台的记者买了阿拉伯人的包头“哈代”装扮起来，希望为此博得好感，方便采访，但仍寸步难行。在著名的阿卜杜勒·侯赛因清真寺前，NTV被人推来揉去，险似风雨中一叶小舟。
美国记者斯蒂芬·拉赫曼胸佩两枚加拿大枫叶徽章，站在约伊边界难民营中的土堆上，支支吾吾地大讲反对战争。在他的前衣襟上还别了一枚大铝牌，上写“No BloodFor Oil（不要为石油流血）！”这位自称1989年在西单路口认识我的美国佬，指着我胸口上的五星红旗，让我当众证明他是加拿大人。
台湾有三十多个记者住在约旦洲际饭店，可彼此封锁消息，竞争自然激烈。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每天一大早就向中国驻约旦使馆呈报名单，恳请予以照顾。章大使在接见台湾记者时还几次让我作陪，让我神气不少。时报报系、联合报系、自立报系派出了自己的高手，时报报系的摄影记者林少岩是刚从亚运会上撤出来的，一见我连称“世界真小”。时报的张升日前又爆冷门，居然得到一张前往巴格达的签证，引得西方记者又羡慕、又嫉妒。
瑞典电视台摄影师在自己前胸后背挂上白布，上用阿拉伯文大写：“血比油贵。瑞典电视。”
财大气粗的路透社在约旦洲际饭店通过闭路电视向所有房间播放它的英文快讯，一帮胆小的白人记者大眼瞪小眼地看得两眼发酸。这里还可以看到以色列电视台连续24小时的节目，引得一些记者跟着主持人做防化自救演习。老牌的军事记者则权威地指着屏幕上出现的场面：这是F—14公猫战斗机，那是M—1布拉姆斯坦克。
一些嗅觉灵敏的记者正暗中准备去以色列，英国战地记者钱德勒就是一个。他连声解释说是因为英国关闭了驻伊拉克大使馆他才没能进巴格达的，并一再追问我在巴格达是否弄到什么绝的。几位台湾记者也在暗中筹划去塞浦路斯，据说那里很容易得到以色列签证，而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旦护照上印有以色列的痕迹，整本护照就告作废。我的好朋友近藤也将于日内去特拉维夫，安曼的工作由一个新手接替。近藤认为一个好记者必须有天才、学校教育和丰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