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刻在自己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是人生的债据。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7）
素贞不再有自己的朋友。
“可是，”她微笑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惟有不能随心所欲地回台南探望爸爸妈妈，使素贞内心深处隐隐作痛。
黄牧师心脏病发作，讲道时一头栽下，肥胖的身体压在他翻开的《圣经》上。
“爸爸半身不遂了，只能躺在床上让妈妈照顾。有一次妈妈关节炎疼得厉害，叫我回去帮忙，因为她没办法帮爸爸翻身，蒋妈又刚好不在……”
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阳台很小，只够摆一张小小的圆桌、两张铁椅。这是海德堡的古区，阳台四边高低错落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其中一栋，就是右手那栋盖着红瓦的，曾经是韦伯客居的房子。院落里有一株高过屋顶的茉莉花丛，五月里放出几千几万朵纯白的花。风把韦伯的花香吹送到我的阳台上，令人沉迷。
我们在花香里喝茶。太阳已在河边沉下，青苍的天空里——从我们的视角望出，天空只是一个不整齐的小方块——响着归鸟的叫声。
“我跟阿铭说，阿铭，我要多陪妈妈几天，她情况不好，我担心……”
“他怎么说？”
“哈！”素贞摇头，“他半天不说话，然后说，他需要我。然后婆婆接过话筒，说，已经嫁了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家在哪里。然后就挂掉了。”
素贞转身，懒洋洋地倚在栏杆上，迷离地望着逐渐暗下来的茉莉花丛，幽幽地说：
“我第二天就回台北，妈妈看我整理行李；我走出家门的时候，她只说：‘阿贞，你不能这样下去！不能这样下去！’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牧师娘的眼泪我是见过的。别班的一个孩子在海港里的浮木上跳来跳去；两片浮木游开，他滑了下去；浮木又漂着合拢起来，孩子就再也爬不上来。
孩子的尸体用草席包着，看得出肚子的部分鼓得很高。因为是个常跟妈妈上教堂的孩子，所以牧师娘先被找来了，孩子的父母在比较远的盐田里做工。
牧师娘跪在草席边，手抚摸孩子的脸，低着头，不出声地落泪。因为不出声，所以肃穆的泪脸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是我准备大学联考的时候。一大早，她撑着伞上市场，瞥见在站牌下等交通车的、穿着白衣黑裙子的我。她特别走过来，问爸爸妈妈最近怎么样了，问联考填什么志愿。
外文系，我说，可是我真想读的是新闻系。
她疑问似的看着我。
可是爸爸说，女记者抛头露面，不分场合，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准填。
牧师娘把阳伞收起来，搁进菜篮，拍拍我肩膀，说：
“别担心，当女记者其实很好。我跟你爸爸说说看。”
她后来说了没有，我不复记得。可是对着她的背影，我当时就想说：“没用的！我爸不会听女人的话！”
何况她又是个基督徒，不拜祖先的。
我呢，上了外文系。主修英文，副修德文。
所以后来和米夏会到德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写信回家禀报父亲大人想和米夏结婚的事时，父亲十万火急地来了封信，里面列着可以结婚的人种排名：
第一优先，中国人。理由不必解释。
其次，美籍华人。虽属外籍，但终具中国血统。
其次，美国人（白人）。
其次，东南亚华人。
其次，欧洲人。
黑人与日本人不在考虑之列。切记切记！
米夏是等而下之的欧洲人，但父亲后来还是高高兴兴地接纳了他。我想父亲私底下大大松了口气，至少他的女婿不是该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也不是都有狐臭像猩猩的黑人。（爸爸说，他二十几岁才第一次见到黑人，和一个中国女人一起，在南京。他很怀疑黑人和中国女人会生小孩，不是吗？）
德国人他只知道一个希特勒（虽然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可是有魄力的领袖。你看他怎么整顿交通：第一天，他宣布，凡是违反交通规则的驾驶人全部枪毙；他枪毙了好多人。第二天，他宣布，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全部枪毙；他又枪毙了好多人。
从第三天起，德国马路上就不再有任何交通事故。
正在给弟弟补着裤子的妈妈突然抬起头来，说：“好可怜哪！”
爸爸瞪她一眼，不屑地：“妇人之仁，何以治国！”
他戴上军帽，威武地走了出去。
没有几分钟，他却又“哐啷”一声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活的东西。
“路上捡到的，”爸爸说，有点孩子似的兴奋。“晚上煮了吃。”
“鳖！”妈妈说，“是只鳖！你肯吃吗？”
她笑着。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8）
爸爸整了整脸色，不置可否，还是雄纠纠地出去了。
那晚，我们在阳台上一直坐到天色整个黑下来。这是北国的夏天，天色全黑、星星发亮的时候，起码已经午夜了。我自己有点惊讶，在这么多年之后，和素贞这么一个太过白净、太过沉重、太像天使的人，竟然能说那么久的话。黄色的月亮在屋顶上升起时，我竟然有依依的感觉。是因为久居异乡，我留恋讲母语的机会？是因为我的独立其实是寂寞？或者说，素贞的出现使我回头看那走过的、多半遗忘了的轨迹，从而更清楚地看见了现在？
或许只是那个五月夏日的夜晚太美好，茉莉花香和黄色的月光，在海德堡，可以使最苛刻的人变得宽容。
素贞絮絮不休，使我觉得，她大概也很久没有一个倾听的人。
“我们的话愈来愈少，阿铭和我。我们每天晚上，还有他妈妈，就看电视，我想起先是因为看电视就可以不必谈话，后来就倒过来，电视看多了，电视替我们说话，彼此更无话可说。
“我实在不想看。有时候就故意留在厨房里假装还在清理，他就会叫：‘喂，你好了没有？’
“我们一天谈不到五句话。我的朋友不敢来找我，他们知道阿铭不高兴。如果有我的电话来，他就假装坐在沙发上看书，一直等我打完。他不在的话，婆婆就来坐在那里。她不必假装什么，就坐在我对面，两眼瞪着我打完电话。
“渐渐嘛，电话铃也不响了。
“我们三个人每天晚上专心一志地看电视，他，坐在婆婆和我之间，在一张长沙发上面，就是看电视。我真的相信，我就要看着电视看到死，看到老死，死在电视机前面的那块地板上。
“当然，久而久之也习惯了。”
啊，我和米夏不是这样的。到了柏林，他继续读博士，我上德文高级班。租到了一间地下室的公寓，便宜，采光极差。可是谁在乎采光差呢？我们充满了热量，像阴阳两枚电池。白天，外面有做不完的功课、听不完的音乐会、逛不完的博物馆、会不完的好玩的朋友，晚上，我们回到地下室，像两只发情的老鼠；老鼠哪里需要采光？
我们只需要一张大床，不，床垫，连床脚都不要。我们在学生餐厅吃完便宜的晚饭，骑着单车回家。进了门，连灯都不必开，我们开始踢掉鞋子、脱长裤、脱内裤、脱上衣，一切在黑暗中进行，脱完最后一件，脚已碰到床，相拥着摔倒下去，跌进我们醉生梦死的世界。喝一口红酒，酒瓶就在床头，我还来得及向米夏解释中国字“醉生梦死”的意思。他“嘘”我一声，叫我安静，然后亲吻我瘦弱的乳房。
醉生梦死的意思，是说，生是一场醉，死是一场不醒的梦，我说。
我为什么会那样说呢？多么地不祥。
我确信米夏已不在人间。十几年过去了，如果他还在，就是把灵魂卖给魔鬼，他也会设法给我捎一个信来。但是，他连我的梦都不曾进来。这世界没有灵魂。
死，是绝对。
米夏失踪半年，他父母和我还上过电视节目。一个名叫“亲爱的，你在哪里？”的半小时节目，播出失踪者照片，重组失踪过程，同时让亲人朋友现身接受访问。
录影小组来到我们昏暗的地下室，镜头对着我们摆在客厅地板上的大床，一个枕头还留下他头的印子；米夏的皮靴搁在椅子下面，椅背上搭着件他常穿的牛仔裤。
那是个星期五。他拎着一只旅行袋，里边只有一套换洗的内衣裤、几本书，还有我们从台湾带来要送给他父母的一盏可以折叠的宫灯。
“实在kitsch，俗气得可怕。”我说，指宫灯。
“俗气的东西有了文化就不再俗气。”他说，一边从椅子上抓起忘了放进袋子里的袜子，“高级艺术缺了文化也不一定高级。”
他在我颊上亲昵地啄一下，轻快地跳进车，扬扬手，走了。
在另一头，等候着他的父母，却等不到他。原只是三个小时的路程。
米夏的妈妈倚靠着丈夫，对着电视镜头流下大量的眼泪，泣不成声。
老态龙钟的爸爸只是不断地取下眼镜，低头用手绢擦眼睛，又把眼镜戴上。
轮到我的时候，导播说：
“换个角度。看这里，看这里，请把脸转过来一点。”
录影棚里开足了冷气，说是为了仪器，不得不如此。我冻得两臂冰冷，牙齿打颤。
我遵从指示地看着导演高举着的手，以为自己会哭，觉得自己该哭，可是我太冷，冷到心里，冷到骨髓。导播某一个手指上有一圈金色的戒指，当他的手作势放下时，我听见自己飘忽遥远的声音，可是说的不是早就准备好的“米夏，我爱你，请你无论如何给我一个消息；知道他下落的人，我们恳求您……”
我听见自己说：
“米夏，我的爱，永别了——”
导播显得意外，但等着我继续说下去，可是我已经站起来，往门外奔去，顾不得身后米夏他爸妈愤怒而混乱的眼光。
我才知道我确信米夏是死了，电视给了我向他告别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被电话吵醒。很早，还没完全醒过来。一个陌生男人的低沉的声音，粗声喘着气，口齿不清急促地说：
“宝贝，是你吗？把你吵醒了吗？在电视上看到你，你一定需要吧？把你的腿打开，让我摸摸，让我进去——”
我完全醒了，觉得两脚冰冷。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9）
“啊——”男人的声音狂乱地颤栗，“啊——我要来了要来了啊——”
放下电话，我流下了眼泪。
米夏，你在哪里？
那年，我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素贞伸过手摸了摸我的头发，竟然像个大姐姐，“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和阿铭还有阿铭他妈一起看了三年的电视。”
“告诉我，”她坐直了，暮色中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你看过美满的婚姻吗？”
“没有。”我说。
我们沉默着。一沉默下来，就听见蜜蜂嗡嗡的声音，是采蜜和繁殖的季节。
“我只见过蜘蛛网式的婚姻，”我又说，“不是公的吃掉母的，就是母的吞掉公的。有的是一口吃掉，不剩骨头，有的是一点一点地蚕食；吃的和被吃的，因为慢，所以两造都不觉得蚕食的发生。还有一种呢，就是彼此吞噬，同归于尽，如果是蚕食式的同归于尽，两造还可能彼此都觉得在过着幸福的日子。”
素贞凝视着我。
“你可以说，”我继续，“那也就是幸福的真谛了。”
素贞深深吸了口气，长长舒出来，说：“你真可怕！”
我说：“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她清脆地笑了起来。
然后她开始告诉我她的病。
是这样的，她说，有一天我搭公车到三总去帮婆婆拿药，车里挤得不得了，又热，我上车时就觉得有点虚。站在我身边的一个欧巴桑，怀里抱着很大一包东西；因为太挤了，她根本被夹在人肉堆里，不必怕跌倒。她两手抱着那包东西。是半透明的塑胶袋里面满装着一种猪肝色的流体，也不纯是流体，好像里面还浮着肠子肝脏之类的东西。
车子一直晃，那猪肝色的流体就一直滚动，我就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那包荡来荡去的像泡了福马林的内脏和子宫的什么东西，觉得恶心，想吐、头晕……
醒来的时候人在医院里，阿铭把我接回去的。从那天起，阿铭，还有医生，就说我得了躁郁症。医生告诉阿铭，我一定要休养，要保持心情愉快，最好能旅行一下，最好能换一下环境……
“所以我就来啦。”
大街那边传来吆喝和歌唱声，那是充满度假欢乐情绪的人们，才从酒馆里走出来，走下燃着古典街灯的石板路；酒精的挥发使他们歌颂人生的美好，尤其在海德堡。
“为什么来找我？”
隐约有人在唱一支老歌：我在海德堡丢了一颗心……
“因为——”她边想边说，“你记得我去大学找你的那一次吗？原因差不多吧，我大概总觉得，总觉得你可以给我一点什么力量……很自私的理由吧！”
我在海德堡丢了我的心……歌声渐行渐远，月光照亮了茉莉花丛，一片白花花的。
我发觉自己渐渐开始等候素贞回来。这种感觉是新鲜的。和老叶分手后，也好几年了，我不让短时期的情人进入我生活领域，这里是我完全孤独而又自给自足的世界，我拒绝成为任何人的一部分，也无意拥有任何人。我是一个绝缘体，当二十年不见的素贞提着行李出现在我的房门口时，我是惊异而恼怒：她有什么权利认为我非接纳她不可？中国文化里那种互给恩惠、互相倚赖也互相吞噬的人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