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2．3 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等老革命，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夫妻得以团聚。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尽管他也许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他成为元帅的时候，他才使三位为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普通女性随他的英名一起永驻人间。可以说，他对他的三位妻子都是忠诚的，他付出过，他也得到了。
2．4 儿女情长——元帅与他的孩子
无论是做为儿子还是做为父亲，徐向前都是令人骄傲的。
但是做为元帅他又很难象普通人那样对父母和儿女尽奉养之责并共享亲情。
徐向前象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爱他的家庭，爱他的子女们。当他初为人父之时，曾为那个爱情的结晶——女儿而欣若狂。之后，每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他都尽可能地倾其所有的父爱。徐向前是慈父，可作为元帅的他又很难象一般人那样尽父亲之责，特别是对他的长女松枝。徐向前永远忘不了1937年抗战初期，他随同周恩来进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顺便于9月16日中秋节前3天回家探望的情景。
他早晨六点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走汽车，只好弃车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和警卫员说着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都在话题之内。说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背影，但又不相信这么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愣住了，用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军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大（爸爸），我是象谦（徐向前的学名）。”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眼泪就流下来了，警卫员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问：“娘好吗？”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就过世啦。”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一路的喜悦象是被一阵狂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很意外，恍如梦中相见，悲喜交集。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往“楼院徐家”去，要看一看这个出在本村的能与阎锡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也很快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记事以后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松枝，又眼生，又不愿离开左右，当爸爸问她话时，却又害羞地躲开了。看到这亲切而又陌生的女儿，眨眼之间已长成14岁的少女，徐向前感慨万千。
松枝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