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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意思，更是不好理解。我们不禁要提出一系列的疑问：
第一， 后面有虚套的“实话”，是不打折扣的实话吗？
第二， 真话后面能有假心吗？
第三， 有假心怎么会说真话？
第四， “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却隐藏得很自然，不露马脚”，这样的话是真话吗？
第五，易中天说曹操是“真小人”，而不是“伪君子”，那么，“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却隐藏得很自然，不露马脚”，你说他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第六，“说假话，或者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把假话藏在真话的后面，也讲得坦荡，讲得流畅，讲得理直气壮”，你说他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第七，撒谎也撒得大气磅礴，是为弥天大谎，这样的人能爱说真话吗？
总之，易中天的思维和语言，我们实在是越听越胡涂，越想越头疼。易书的封底上有“运用三维结构”之说，不知这是几维结构？
标题： 17 太监的孙子杀太监的叔叔
内容： 曹操为洛阳北部尉之后，造五色棒，执法不畏权贵，打死了汉灵帝宠信的宦官小黄门蹇硕的叔叔。易中天为这事感叹地说：
“太监的孙子杀太监的叔叔，这事让人想不通。”（《品三国》33页）
曹操是太监的孙子，也就是大长秋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儿子。因为太监已经去势，不能有子，所以曹腾也不可能有亲孙子。不管曹操是不是曹腾的亲孙子，他若是杀了曹腾的叔叔，那倒真是一件令人想不开的事。但曹操所杀的蹇硕的叔叔，与曹家非亲非故，八竿子也打不着，有什么想不通的？别说太监的亲属杀太监的亲属，就是太监杀太监的事也时有所闻。张让、赵忠等所谓“十常侍”，不是逼死了正直的太监吕强吗？（见《后汉书·宦者传》）
本来并不希奇的事，好像换一个说法就稀奇了。本来极为简单的事，好像换一个说法就复杂了，就让人想不通了。若是这也算希奇，那希奇的事还多着呢！
东郡太守臧洪出身于官僚世家，父亲臧旻当过匈奴中郎将、中山、太原太守，是个官员的儿子。而袁绍的父亲袁逢当过三公，他祖父、伯父、叔父等都当过高官。袁绍杀了臧洪，岂非可以说：官员的儿子杀了官员的儿子；或：官员的孙子杀了官员的儿子；或：官员的侄子杀了官员的儿子？可这又有什么想不通的？（见《三国志·臧洪传》）
又：五斗米道首领张鲁的祖父张陵和父亲张衡，都是五斗米道的首领。后来张鲁在汉中杀了另一个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岂非可以说：五斗米道首领杀了五斗米首领；或：五斗米道首领的孙子杀了五斗米道首领；或：五斗米道首领的儿子杀了五斗米道首领？（见《三国志·张鲁传》）
再有：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过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当过豫章太守；马谡的哥哥马良为侍中。诸葛亮斩了马谡，岂非可以说：官员斩了官员的弟弟，或：官员的儿子斩了官员的弟弟；或：官员的侄子斩了官员的弟弟？（《三国志·马良传》）
以上诸例，乍听之下，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了解内容之后，方知不过如此。现在诸事讲究炒作，看来同样一件事，换一个匪夷所思的提法，就可以化平淡为离谱，化腐朽为神奇，也算是一种炒作方法呢！
标题： 18 何进属于什么集团？
内容：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留下十四岁的儿子刘辩和九岁的儿子刘协，
根本控制不了局势。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和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在宫廷斗争中两败俱伤，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董卓的手里。”（《品三国》38页）“灵帝去世后，士人和宦官的矛盾白热化，双方都大开杀戒。”（《品三国》43页）
董卓入京以前，宫廷里的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是什么集团和什么集团的斗争？我们还得从东汉政权内部斗争的源头说起。
东汉自和帝（公元88—105年在位）之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政，外戚和宦官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日趋激烈。所谓外戚，就是皇亲国戚，是后妃的家庭成员，也就是皇帝的外祖父、舅父、表兄弟、岳父、内兄（大舅子）、内弟（小舅子）等等。宦官就是太监，这不必多做解释了。到了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又有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异军突起，便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其中包括在职或下野的官僚士大夫、海内名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太学生。他们往往与外戚结盟，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宦官集团。宦官集团把这些人视为眼中钉，诬称他们为“党人”。古人认为“君子不党”，“党人”的涵义就是结党营私，要造反的人，是宦官集团送给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一个恶号。
公元166年，桓帝在宦官的示意下，下诏在全国搜捕“党人”，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捕下狱，由于外戚大将军窦武上表营救，桓帝才下诏将“党人”赦归故里，但还是要“禁锢终身”。这里所说的“禁锢”，并不是囚禁的意思，而是指禁锢他们的仕进之路，终生不许出来做官。这就是东汉晚期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党人被禁锢的灾祸）。公元169年，在灵帝统治时期，又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所谓的“党人”被处死或被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后，“党人”才被解禁。
董卓入京之前，宫廷里的斗争，仍然是这种斗争的继续，就是外戚集团与官僚士大夫集团结盟，共同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大将军何进，是灵帝何皇后的哥哥，是屠户出身，没有多少文化，怎么会是“士人集团”的代表人物？作为皇亲国舅，他是外戚集团的代表。而西园八校尉中的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以及尚书卢植等，则是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代表人物。这个集团的骨干力量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所以只能称为“官僚士大夫集团”，而称为“士人集团”是不准确的。
当时外戚集团分裂了，何皇后之兄大将军何进拥戴皇子刘辩（即少帝）；灵帝的母亲董太后之侄骠骑将军董重则拥戴皇子刘协（献帝），两方进行了窝里斗，严重地削弱了外戚集团的力量；又加官僚士大夫集团掌握不了多少军队；而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何进又优柔寡断；所以在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两败俱伤，官僚士大夫集团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作出了引董卓入京的错误决定，使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代表人物董卓的手里，掀开了中国政治上最黑暗的一页。
标题： 19 军阀割据不等于地方自治
内容：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央政权失去控制之后，拥兵自
重的地方官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帝国境内，开始了地方自治，军阀割据和诸侯兼并。”（《品三国》39页）
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政权被起义军打得焦头烂额。黄巾军主力失败后，在外戚、官僚士大夫和宦官激烈斗争的背景下，董卓进京，控制了朝廷。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实际上是军阀混战的开端。他们逐鹿神州，烽烟四起。到了公元196年，曹操挟献帝定都于许县时，全国军阀割据的形势，大体上是这样的：
曹操：占据兗、豫二州及京畿地区，以许都（今河南许昌市西南）为中心。
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以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为中心。
公孙瓒：占领幽州，以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为中心。
袁术：占据扬州的淮河流域，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中心。
孙策：占据江东，即扬州的吴郡和会稽郡（今江苏、浙江、上海一带）。
刘表：占据荆州，以襄阳为中心。
吕布：占据徐州，以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中心。
马腾、韩遂：占据关中（今陕、甘地区）。
公孙度：占据辽东郡，以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为中心。
刘璋：占据益州，以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中心。
那么，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是否如易中天所说，就是地方自治呢？不是的。古代有藩属制度，而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制度是近现代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具体内容不同，但大体上都有这么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权的领导。
二是重大问题由中央统一管理和实施，如外交、对外战争、重大工程等。
三是国家有宪法，地方有自治法，一切按法制办事。
四是地方上的重要人事任免事项，由中央任命或批准。
在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中央领导和依法办事。而古代的军阀割据（近代的军阀也一样），军阀就是草头王、土皇帝，我行我素，说什么算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既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法制精神，怎么能说得上地方自治？连藩属制度也够不上。因为藩属制度还要承认宗主国或中央政府的权威，还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重要的事情还要和宗主国或中央政府沟通。军阀连这些也是办不到的。
标题： 20 桥瑁没有发矫诏
内容： “联军成立这事，《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发起的，谓之‘发矫诏诸镇应曹
公’，怕是抬举了曹操。曹操当时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发矫诏的事确实有，但那是东郡太守桥瑁干的，与曹操无关。”（《品三国》42—43页）
我查遍了《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以及《资治通鉴》等
有关史书，并没有发现桥瑁发矫诏之事，只见到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这件事，大概易中天指的就是这件事吧？这事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英雄记》：
“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陈述董卓的罪恶），云见逼迫（说是受了董卓的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希望各州郡能发来义兵），解国患难。”
易书在45页也提到了这件事，但没有说这就是所谓“矫诏”。不过，除了这
一条资料外，似乎也不会再有别的资料了。
“矫诏”是假传皇帝的诏书、圣旨；而“诈作京师三公移书”是假冒京师中
三公的文书，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岂能随便混淆？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诏书具有无上的权威（当然在三国那样乱世里，要大
打折扣），其它任何文件都不能称为诏书，其权威是不能和它比拟的。矫诏的罪
过很大，甚至可以有灭门之罪，所以桥瑁斗着胆子，也只能“诈作京师三公移书”，
还没敢发矫诏欺骗各州郡。
标题： 21 袁绍在何处诛杀宦官？
内容： “何进被谋杀后，袁绍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太监，看见不长胡子就一刀砍将过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裤子，‘验明正身’……弄得人心惶惶。”（《品三国》44页）
袁绍是在什么地方诛杀宦官的？按照易中天的说法：是在京城里杀的。皇宫区以外称为京城，为百姓和商贾聚居之处。那就是说：袁绍杀宦官，不是在皇宫杀的，而是率兵跑到京城的大街上去了。大街上行人很多，其中不长胡须的男人不在少数。除了年轻人，成年人也有不长胡须的，现在北方人称为“老公嘴”。如果官兵来到大街上，以有无胡须为标准一路杀下去，那就不知道要误杀多少人；而且也会出现争着脱裤子，亮出镇家之宝的壮观场面，岂非成为千古奇闻！再者说：宦官都在皇宫里，你杀宦官跑到大街上来干什么！
从《三国志·袁绍传》来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在哪里杀的宦官，但按照情理来推论，那肯定是在宫中，不可能在京城的大街上。而《后汉书·何进传》却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扑宦官，无少长皆杀之。”
可见，并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宫中杀的。《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同，当是取材于《后汉书》。
标题： 22 屯田制表述五误
内容： “曹操在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接受谋士们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制。当时，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就将其收归地方政府，一部分交给军士和黄巾降卒耕种，名为军屯；一部分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名为民屯；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这就叫‘屯田’。所谓‘屯’，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可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品三国》47页）
易书关于曹操屯田制的表述，上引之不到200字的文字，错误就有五处。现在根据《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通典》，《晋书》的有关记载，纠谬如下：
第一，易书说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搞屯田制，分为军屯和民屯。实则先搞的是民屯，军屯则是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曹操为魏王后，由军司马司马懿提出而实行的，前后相差了二十年。
第二，易书说：曹操将无主土地“收归地方政府”，用来屯田，这种表述是错误的。曹操在实行屯田制时，自上而下地设立了一套典农机构，类似今之农恳系统。最高的领导机构是中央的大司农；郡里设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县里设典农都尉；以下是基层的生产单位屯司马，每个屯司马辖屯田客50人。屯田机构独立于郡、县行政系统之外，农官和郡守、县令不相统属，屯田客也不编入地方的户籍，不归地方官管辖。所以这些无主的荒地，不可能“收归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收归典农机构管理。
第三，易书说屯田的“耕作方式集体化”，这也是不对的。屯田客并不是集体耕种，而是每一家都从屯田机构租来一定数量的土地，由一家一户分散耕种，与原来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什么区别，收成后给屯田机构交纳地租。开始是“计牛输谷”，就是按照屯田客租赁官牛的头数纳租。后来改为按亩数和产量纳租，变成分成租。实际上，他们的身分是国家的佃客（佃户）。
第四，易书说：耕牛和农具由政府提供，也是不确的。屯田客可以租赁屯田机构的牛，也可以用自己的私牛。改成分成租后，使用官牛的，按官六民四的比例分成；使用私牛的，则是对半分成。
第五，易书说屯田“可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这个表述也是不确切的。古今情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