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在大会期间有两次讲话，每次大会结束，他总是要同中共代表个别交谈，面带微笑，热情致意。
巴维尔·米夫，原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在1926年初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上，参加了中国问题的讨论，在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上，提出《中国问题提纲》（即《米夫提纲》）。1927年2月至7月，率宣传代表团来华，在上海、广州、武汉访问，出席中共五大会议。8月回苏后，升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2月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在中共六大会上，负责会议的行政事务和组织工作，每会必到，代表共产国际任意支配中共六大，他还是布哈林在六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讲稿和大会各项决议案的起草人。
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镇附近一座乡间别墅开幕。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庄园，叫做“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
大会由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组成主席团，周恩来是大会秘书长。李立三还参加了大会下设的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六届中央选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民大地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等7个委员会的工作，并向大会作了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负责起草了一些决议。
瞿秋白以第五届中央名义向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
6月23日，在中共六大会议上讨论政治报告时，李立三就关于革命形势问题发言：“我们分析革命的形势，不单是要注意已经摆在我们目前的事实，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它的发展趋势。就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地看出敌人的矛盾正在发展，我们的团结正在上升，如果只看一方面的形势，必然要走到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所以，现在看形势，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时期是对的，但是它超过它的下落的弧线而走向上升的弧线。”
关于农民问题，他指出：“现在有许多同志，有一种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以为中国几百年来便有不断的农民暴动，就说这些农民暴动不是新的东西，对于整个的革命运动没有甚么大的关系。这种倾向，比俄国的少数主义还要危险得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太弱，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革命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7月1日，李立三向大会作农民问题的报告。这是六大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土地问题最根本的是所有制问题，地租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农民的主要要求就是彻底变更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关系。李立三的报告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改变了原来“没收大地主土地”或“没收一切土地”等不正确的提法。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阶级；贫农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对富农要根据它对革命的态度如何而区别对待，“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但要防止富农侵占农协及乡村苏维埃的领导权。在贫农与富农斗争时，要站在贫农一边，不能对富农让步。
7月10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
李立三经过领导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收回汉口英租界以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党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中共六大时期，“他被认为有可能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回到胜利道路上来的领导人。”因此，在莫斯科，李立三受到苏共高级的待遇，斯大林曾经三次与李立三会晤（其中有一次单独会晤，只有斯大林、李立三与翻译在场）。因为，“俄方相信李立三有可能对中国革命重新带来活力。所以，支持他，把他选到政治局里来。李立三和向忠发相比，他更是放眼世界而且受过比向忠发更好的教育。”
周恩来曾经说：“六大会上，是有‘山头’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对立。”
六大会上，斯大林曾经批评中国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他说，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党中央来。因此，中共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选举，仍然是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意义。大会选出的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就有21人。
大会选出中委及候补中委名单：
向忠发 李立三 周恩来 蔡和森 任弼时 卢福坦 陈潭秋 蔡 畅 项 英
张国焘 瞿秋白 王仲一 李维汉 罗登贤 王若飞 邓颖超 陈 郁 贺 昌
恽代英 毛泽东 罗绮园 关向应 徐锡根 罗章龙 彭 湃 夏 曦 杨匏安
张昆弟 余 飞 史文斌 王克全 张全保 顾顺章 苏兆征 邓中夏 刘昌群
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的工作就受到了限制。毛泽东在井冈山，虽未出席，因拥有“红军第一军”，已被重视，亦当选中央委员。
原在武汉任湖北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在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加上他也学会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他的身份与日俱增。因此，在六大期间，向忠发被米夫当做一张王牌。
7月11日举行了闭幕式。
7月19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举行，选举中央政治局。这次选举一反常规，换届名单不是由上一届党中央讨论后提名，而是由米夫“代表共产国际”从衣袋中掏出一张名单，宣读后“一致通过”。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人为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人为候补委员。在20日举行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当选为候补常委。由于这次会议过分强调了工人成分，加上米夫极力吹捧向忠发，因此，米夫指定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李立三任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周恩来管军事兼中央秘书长、项英管工运，瞿秋白和张国焘留驻莫斯科，未经许可不得回国。
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所以在共产国际六大会议上，瞿秋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会议结束后即与张国焘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为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为中共驻农民国际代表，5人合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为团长。
李立三1940年在莫斯科写道：“在‘六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决定两名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和张国焘）留在莫斯科担任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因此我不经选举升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成员。”
二、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局面的形成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苏兆征、瞿秋白、张国焘等约有半数的人留在莫斯科继续参加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从9月2日起，新的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云南路447号（现云南中路171—173号，即劳动剧场的南隔壁），由中央机关的会计熊瑾玎同志（爱人叫朱端绶）以商人身份租下房子，自称“老板”。全部楼面三大间，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用，在室内挂了一块“福兴字号”的招牌，经营土布生意，楼下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开设私人医院——生黎医院。到1931年春徐锡根、顾顺章被捕叛变才搬走。
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分工是：向忠发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主席，周恩来是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是宣传部长，李立三是农民运动委会书记，杨殷是军事部长，关向应是团中央书记。
新的党中央回到国内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李立三与蔡和森在富农问题上的争论。
身为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的蔡和森与身为中共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李立三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革命阶段中，富农有没有反革命的可能性？党如何对待富农这种反革命的可能性？两人都写出文章，同时在1928年11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上发表。
蔡和森写道：“中国的富农（乡村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资本、田租、高利贷三种剥削资格）是不可轻视的。在有利于全体农民的民权革命阶段中，富农多少还可以参加斗争，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彻底深入而要开始转变的时候，这一乡村资产阶级说不定将成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之破坏革命的工具。”因此，只有在农民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提高与发展”贫雇农的“独立的组织”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整个民权革命及工农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将来革命的顺利转变。
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同一期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点名批评蔡和森。
李立三认为，蔡和森文章中那段论述富农的原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上、策略上的错误”：第一，“在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富农有反革命的‘可能性’。”第二，富农在现在“还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上，富农还‘没有’反革命的可能。富农到转变时候而有反革命的可能，是因为一身具有资本、‘田租’、‘高利贷’剥削，那么富农如果只是具有资本的剥削而不兼具‘田租’、‘高利贷’的剥削，到转变的时候，还不会反革命。富农在转变的时候，‘说不定’要反动，那么在现阶段上‘说得定’不会反动。”“照这样的分析，在策略上一定要达到完全‘联合富农’的观念上去。”第三，蔡文中提出的“发展贫农的‘独立组织’”，“就是故意逼起富农的反动，甚至影响中农的动摇，那就混乱了乡村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因此“包含有很大的‘左’倾的危险性。”
1940年李立三对这个问题曾经写道：
蔡和森同志写了一篇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些“左”倾错误。他说，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应该对富农采取无情斗争，没收富农土地，以便彻底消灭富农阶级。这与六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六大政治决议中指出：“对富农的斗争不应搞得太尖锐”，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应该吸收尚有革命潜力的部分富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依据这个精神，我写出一篇文章批判了蔡和森的上述主张，其中写道：“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应该与半封建的富农进行斗争，而对资本主义的富农应该采取联合。”另一处甚至简单地提到“联合富农”。
这场争论，就是在现在革命阶段要不要联合富农的争论。李立三的观点来自于共产国际坚决反右倾的影响，与毛泽东后来在《寻邬调查》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后来王明搞了比李立三还“左”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直到1932年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专门决定，批判了消灭富农的政策，才使这场争论的是非得到解决。
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六大会议结束后，是于1928年11月上旬才回到国内的。
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蔡和森，刚刚回国就因在北方局工作中“左”的错误，造成顺直省委的严重问题，从9月中旬开始，就向中央常委会检查错误，在11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的职务，不久后到莫斯科学习去了。
这样，在11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递补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接替了原来由蔡和森担任的宣传部长、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职务。
在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周恩来去顺直省巡视，李立三又接替了周恩来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周恩来于1929年1 月中旬才回到上海，又去处理江苏省委的纠纷问题。
1929年2月初，苏兆征从苏联回到国内，当月20日即病逝于上海。
后来项英又被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
而船工和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原武汉政府时期，是李立三领导下的地方工会负责人，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起不到中央主席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以上种种因素凑到了一起，于是客观上就形成了名义上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上是李立三在主持着中央的工作，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
三、改革党中央机关工作作风
李立三对革命工作永远是个激情满怀的人。即便走上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他仍一如既往总是充满朝气，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不能容忍任何工作作风不实的现象。
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发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有些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只知道上传下达，照本宣科，而从不认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他经过认真思考，于1928年12月24日写了一篇题为《每日的教训》的文章，严厉地指出：“与各省来的同志谈话，发现一极不妥的现象，就是接到中央通告，只是照抄原文转下去，省委转到县市委，